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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江汉关博物馆报审方案》——在专家咨询会上的讲话

录入时间: 2011-03-28      浏览:563

   徐明庭 

《江汉关博物馆报审方案》由《江汉关大楼原貌恢复及整体使用方案》;《江关漫道真如铁——江汉关复原陈列大纲》和《迈向近代——武汉城市近代化的历程》三个部分组成。对于第一部分,我没有什么意见。关于二、三两个部分,从宏观来看,问题不大,大盘子可以这样定下来。但是就微观而言,有些地方还需要斟酌。作为武汉的一个市民,我希望江汉关博物馆的展出内容,即令不能一开始就做到尽善尽美(有待于以后的修改补充),但也要尽可能减少缺点和错误。先哲有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以下我所谈的都是无关宏旨的细微末节,权当是献给江汉关博物馆的几碟小菜吧。

一、方案中《钟楼复原·设计思路》说:“参考相关历史资料、图纸、图片、按1924年江汉关大楼落成时的原貌,复原四层钟楼的内外结构,力求整旧如旧,钟楼上的风向仪、瞭望信号台也按原貌完善复原。”这段文字是指它的建筑结构而言,没有提到恢复江汉关的钟声。因此,我不知道江汉关博物馆开馆以后,大家是否还像现在一样听不到久违的江汉关清越的钟声。钟楼内七个不同音阶的大钟播送的乐曲,既报时又报刻,是江汉关建筑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亮点。从19241月,钟楼的乐曲在三镇上空飘扬以后,一代又一代的武汉人都是听着四小节十六分音符的│1 3 2 5 1 2 3 1 3 1 2 5 5 2 3 1 │——享誉国际的《威斯敏斯特钟曲》长大的。在白天,人们根据它校对钟表。 夜深人静万籁俱静时,悠扬的钟声穿户入室直到床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投书《武汉晚报》,殷切探询:“何时重听夜半钟”?由于大钟机件不易修复,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江汉关博物馆开馆以后,如果不能让人们重温“夜半钟声到床前”的意境,就不能说是名副其实的“钟楼复原”。

二、方案中《江汉关设关》说:“1938年武汉沦陷,江汉关税务司署被迫迁出大厦,租用英国汇丰银行大楼临时办公。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当局通令英美房产由日本军部接收,江汉关复迁到虞德街10 号。”文中提到的虞德街这个地名,我怀疑它是错误的。从1899年阳夏分治到如今,不论是汉口老城区或租界区,不论是现代地名或历史地名,从来没有哪条街道叫虞德街。只有在旧俄租界的江边,1946年前有一条一德街(即今沿江大道由合作路口到车站路口的一段),这个地段离汇丰银行很近。因此我推测文中是把一德街错成了虞德街。同时我估计方案中谈到的虞德街,来源于《江汉关史话·日本与江汉关》的有关文字。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致函该书的作者吴煮冰同志,(他原来在武汉关工作,现供职于深圳海关)请他介绍一下虞德街的来龙去脉。也许有人会讥笑这是小题大作。我的看法是,不管研究哪座城市或哪个单位的历史,对于所涉及的事件、人名、时间、地点、起因与结果这几项要素(新闻学称其为六个W),丝毫不能错。我们不妨设想,江汉关博物馆开馆以后,万一有哪位关心江汉关历史的观众,想了解虞德街在哪里?我们将怎样答复?

三、方案中有一个单元《江汉关与中国海关发展》。我的看法是:武汉市筹

办的是江汉关博物馆,应该集中笔墨介绍江汉关设关前后的历史、业务、地位与作用,关税的去向以及与汇丰银行的关系等等,对此要“尽力而为”。我们不是开办中国海关博物馆,因此关于中国近代沿海各海关,中国近代沿边各海关和中国近代内地各海关,用不着详细叙述,约略交代一下就行了。有限的展览空间,哪有能力展现全中国各地海关的全貌,江汉关博物馆也没有必要去抢挑这样的重担,对此要“量力而行”。

基于上述理由,方案中所列的中国近代海关历任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或代理总税务司的照片、图表与生平说明的文字,似可删去,或者适当压缩。补上江汉关历任税务司人名表(1862——19495月)。我在《武汉海关志》中见过这张表。从表中所列的323人次的国籍来看:英国有188人次,其余的分属美国、法国、丹麦、荷兰、意大利与未注明国籍的外国人。中国只有12人次,其中还包括任帮办、税务官、总务课长暂代局长、代理副税务司和副税务司等职务的,真正担任税务司的不过寥寥四人。由此可以看出,江汉关长期被外国人,尤其是被英国人把持,从而夺取了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自主权和关税保管权,阻碍和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旧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产物,是中国可耻的记录。按照见微知著的说法,即令不公布中国近代海关历任税务司的人名表,观众也可窥见洋人在中国海关的情况了。

但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洋人把持江汉关既有负面的东西,也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管理方式,做了一些与海关无直接关系的工作,例如港务、航道、水位、气象、检疫和邮政等等,这些也要如实反映。

四、以下两项内容,不知能否列入报审方案。1、从1882——1931年,以毎

十年为一个时间段,江汉关的税务司穆和德、代理税务司斌尔钦、税务司苏克登、梅乐和、黎霭明等五人,陆续向英国递送五份报告,后来汇编成《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882——1931)》。全面记载了五十年中汉口的外贸、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照道理讲,这并不是海关职责范围以内的工作。但是他们偏偏这样做了。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在武汉可以找到原书的复印件,李策同志1993年翻译的本子。武汉出版社也决定刊印这本书。)

    2、历史上的江汉关,不仅在湖北境内统辖宜昌、沙市两关,有一段时间,还把重庆、长沙、岳阳、九江、南昌等地海关纳入管辖范围。这是1993年我在武汉海关李世德关长的文章中看到的简介。欲知其详,可以咨询《武汉海关志》的主编甘胜禄老先生。

五、在《武汉海关大事记》中,是否可以加入下列四条?1192713日,在江汉关前发生“一三惨案”后,武汉地区群情激愤,各界几十万人连日集会抗议。中英双方经过16次谈判,于219日签订了《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219495月,在解放军攻城前,俆中玉、刘怡冰组织江汉关职工轮流值班,阻止了国民党部队炸毁江汉关大楼的行动;制止了散兵游勇对江汉关的抢劫,有效的保护了关产。

3、同年516日清晨,解决军先头部队尚未进入汉口市区,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率先在江汉关大楼升起了第一面红旗。

42011年某月某日,武汉海关迁往某某新址办公。

六、《租界简况表》只介绍了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的概况。忘记了胎死腹中的比国租界,张之洞为此与比利时斗争了十年,最后用高价赎回了比利时所购地皮,结束了这场纠纷。在扼要介绍这个事件时,可以展出张之洞为收回比国汉口铁路地址的奏折。

七、《租界的金融机构》中,漏列了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

八、《西方文教的输入·教堂版面组合》遗漏了建成于1876年,位于今上海路的圣若瑟堂。该堂的教友人数,大大超过武汉天主教会的其他教堂,在教区内的地位是汉口教区主教座堂,至今仍在开展宗教活动,影响甚大。

又《西方文教的输入》,忽略了外国人在汉口创办的报纸。汉口开埠后,外国人在汉口创办了四种英文报纸,其中《楚报》出版了三十多年,是武汉地区历时最长和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从1908年起,日本人先后在汉口创办了三种报纸,其中《汉口日报》持续出版了十八年。武汉沧陷后,又出刊了《大陆新闻》。

九、《租界的政治事件》,仅仅用图版简介了发生在租界中的三个人力车夫的惨案。其实,在《武汉市志·外事志》中就介绍了类似的事件好多起。我不明白:例如英租界勾结张之洞逮捕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人;俄租界巡捕破坏辛亥革命的秘密机关共进会;德租界当局逮捕熊越山、宁调元;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向警予;日本警察逮捕李汉俊和詹大悲这样的重大事件,为什么不列入报审方案?

十、《租界社团及娱乐》,在介绍西商跑马场和华商跑马场的时候,漏掉了修建于1926年,位于唐家墩附近的中外合资的万国跑马场。如今江汉区有个居民区叫马场角,就是因为地处万国跑马场的东南角而得名。

十一、《民族企业的勃兴》,把周星堂的名字弄错了。他叫星棠而不是星堂。《近代武汉实业代表》中,宋炜臣的卒年错了,应该是1926年,而不是1920年。刘歆生的生年卒年都错了,不是1875——1945,而是1859——1941

十二、《近代金融业的兴起》,列举了1926——1935年兴建于汉口的浙江实业银行、金城银行和聚兴诚银行,然而这都不是汉口最早的银行。如果要谈近代汉口金融业的兴起,首先要介绍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汉口分行,这才是汉口的第一家本国银行。其次是1906年设立的户部银行汉口分行,这是国家银行最早设立在汉口的分支机构。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汉口分行,辛亥革命后改组清理,改名中国银行汉口分行。

十三、《市政建设的兴革》说:“1907年,为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张之洞将汉口城墙折除,修建了上起硚口、下到江汉路的后城马路,成为汉口武汉第一条近代马路(今中山大道的前身)”。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有三处不妥。1、当年只有歆生路,没有江汉路;2、自从1861——1898年、英、德、俄、法、日五国相继在汉口强行开辟租界后,租界区道路建设的格局与汉口老城区的窄街小巷不同,已经有了路面比较宽阔的马路。到辛亥革命前,汉口已有汽车20多辆,全部集中在租界区内;3、后城马路只修到歆生路为止,没有向前面(今中山大道下段)延伸。因此,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似可改写成“修建了上起硚口,下至歆生路(今江汉路)的后城马路。成为汉口华界近代第一条能行驶机动车辆的马路(即今中山大道上段与中段的前身)。”

十四、从《交通工具的演化》来看,其照片组合是从人力车与三轮车谈起,并且语焉不详。据我所知,晚清的武汉三镇,城区主要代步工具是轿子;乡间流行的是既可载人又可运物的手推独轮车。1888年,人力车首先出现在租界上。1911年,武汉地区共有人力车3300辆,其中租界区1500辆,汉口华界1000辆;武昌汉阳共800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抗战前夕,是人力车的全盛阶段。1946年, 武汉出现了三轮车,人力车的生意颇受影响。

在人力车出现以前,武汉的达官巨贾已经有了自备的马车。1903年,汉口有了第一家马车行,有十多辆轿式马车出租。后来,独资与合资的马车行陆续出现。1946年,汉口马车超过250辆, 俗称蹄子帮,是该行业的鼎盛时期。1951年全部取消马车,从业人员安排转业。民国初年,汉口已经有了从英国进口的自行车,俗称脚踏车,车型是前轮大,后轮小。

十五、《文化事业的发展·近代新闻报纸的创办》,用照片或复印件介绍了从1894年至1901年出版的七种报纸。遗憾的是遗漏了1873年艾小梅创办的《昭文新报》,这是汉口第一种由国人自办的报纸。虽然迄今还难以找到原件,但至少可以用文字约略介绍一下。

十六、《社会风俗的衍变·民国时期汉口市政府新建的平民住宅》,用图版组合的方式介绍了坤厚里、联保里、咸安里和延庆里。有三处值得商榷:首先这些里份都是业主自建的,而不是“汉口市政府新建的”;其次,汉口只有咸安坊,没有咸安里;第三,延庆里位于胜利街与二曜小路交会处,建成于1933年,是只有15个门牌号码的小里份,毫无历史人文底蕴。与其介绍它倒不如介绍汉润里、洞庭村或者昌年里。

十七、对于《诗词版面·书籍陈列》我有两点想法:1、《汉口丛谈》刊行于1821年,与汉口开埠及武汉城市近代化的历程没有一点关系,可以撤下来。倒是以下的十一种书可以陈列:《中外旧约章汇编》、《汉口小志》、《夏口县志》、《汉口租界志》、《武汉市志·外事志》、《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对外开放志》、《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882——1931)》、《武汉海关志》、《江汉关史话》、罗汉的《汉口竹枝词》。2、从罗汉的《汉口竹枝词》选用的八首诗,其中的《京班戏园》应该删去,因为京剧是我国的国粹,不是从外国进口的。另外,该书中至少还有三十几首诗,反映了汉口开埠后出现的新事物,不妨选用,当然最好能配上照片或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