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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武汉方言概要》

录入时间: 2010-09-02      浏览:437

              朱建颂 

方言,人们天天都在讲,再也熟悉不过了,但由于只是靠口耳相传,难免走样;加上在流行过程中个人可以自由发挥,灵活运用,难免产生隔阂。再加上旧成分的遗留,新成分的出现,以及异语和异方言的融入,年深日久,分歧越来越严重。但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离不开集体,离不开语言乃至文字,所以,这就要求在集体——社会中,使用语文必须十分讲究,使之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发展。

方言,是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理当予以开发,因而,受到传播媒体、文学艺术界、一般写作者的青睐,纷纷侍弄起来,很是热闹,但不少人却是信手拈来,把这件事看得过于轻易了。

在侍弄方言的人中,有的没有弄清楚词语的准确音义,便仓促捉笔,挥洒起来。比如“作古当个”,本来是“作故正经”,音变成“作古顿经”,相当于“一本正经”;再比如“剐兜”,本来是“刮毒”(见《西游记》),含有凶狠的意思;“穷死饭爷”,本来是套用《论语》的“穷斯滥矣”来强调贫穷的;“桀纣”,本来是“劫数”,即“冤家”。也有人喜欢涉险猎奇,放着常用词语不用,偏要出奇兵,比如本地报纸上有一则报道,“不法商家出幺蛾子,将鸡肉切成丝当猪肉卖”,其中的“幺蛾子”是北京方言词,是“坏主意”的意思;另有报道用“大芭扇、竹凉床、数字电视”来见证武汉三十年的沧桑巨变,其中的“竹凉床”是报道的作者拼凑的,武汉以及很多地方叫“竹床”,江浙一带叫“凉床”或“竹榻”;再比如有的文章说武汉把说谎话叫“车奅”,还有什么“车奅歌”,然而,查资料只有广东方言里才有“车大炮”的说法(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我祖籍沌口(原属汉阳县),出生于汉口,学习、工作、居住于汉口、武昌,从事语文教学,研究武汉方言达半个世纪,编写了有关方言的书10本,其中6本是专属武汉的,其余的也都有包括武汉的成分。在实践过程中,我特别留意社会上对待方言的情况,不断从中获得信息,汲取营养,同时也发现一些不妥、不确的现象,感到担忧,忍不住说几句话,以尽一名语文工作者的职责。

举例说吧。当前武汉正广泛流行着几个字:咵(咵天、咵家常、瞎咵);岔(岔着吃、岔着拿、岔着卖);克(出克、克玩、克你麻木);哈(等一哈、哈来了、有哈数)。关心者对此反应很强烈。还有什么“你真闪”、“嘎式”、“斗狠”、“老特()老俩()”、“服不服啄”、“讲礼性”、“惊昂鬼叫”、“财鱼”、“不呛粮食”、“打梗”、“占香赢”、“半兜裤子”、“头佬”、“半糙子”、“热锅苕”、“油饺”、“钦厚”、“窝斯”、“劳慰”、“浮子”(毛巾)、“按倒”(悠着)、“葱担”、“木眨了”、“搭梁袋”、“捂饭”、“见风扯舵”、“坏货”(次品)、“诈得搞”、“正暂”、“扎盒子”、“洋绊”(洋盘)、“裸连”、“赌充”、“扯倒胯子跑”、“错算不为蛮()”、“关公(光棍)怕痞子,痞子怕绵缠”、“一抹到十杂,烧火带引伢”等,不仅外地人看不懂,恐怕本地人也看不懂。这样的语文,能发挥交际功能吗!据了解,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过分强调“表现方言特色”。其实,应该强调的是:宁可要没有“特色”却让人看得懂的文字,不能要有“特色”却让人看不懂的文字!

为让鱼和熊掌可兼得,我试着编写了这本小册子。内容共分四块:语音篇,词汇篇,语法篇,词语考释。前三块合为一大块,扼要介绍了武汉方言体系,提出了一些原则和方法,属于宏观的范围;后一大块是利用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一些词语作出分析,属于微观的范围。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如果视前者为主体,那么,后者便是例证;如果视后者为主体,那么,前者便是导言。这也正好反映了理论和事实的关系。

语音篇——“声韵调”部分,为了显示武汉音跟中古音、北京音的对应关系,特别在例字后附注了中古的声韵调;“语流音变”部分,列举的例证较多,是为了提供传统的理论原则,作为词语考释的依据。

词汇篇——“词汇动态考察”部分,用了《武汉市志(1980—2000)(武汉出版社2007)第八十篇《方言》第二章(我和熊一民同志合编)中的材料,有较大的修改;“词汇研究要点”部分,则是依据当代语言学理论,针对当前本地方言研究现状举例作了说明。

语法篇——“语法大纲”部分,用的是《武汉市志·社会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中《方言篇》“语法”部分的材料,略有修改;“语法分析举例”部分,用的是《武汉市志(1980—2000)》第八十篇《方言》第三章的材料,略有修改。

词语考释——条目来源有四:自己的回忆;别人的闲谈;本地媒体所显示;一般文献所反映。内容跟《武汉俗语纵横谈》不重复,分析方式比《武汉方言词典》较详细,比《武汉俗语纵横谈》较精练,即是针对词音、词形、词义,依据权威字书和传统文献,进行爬罗剔抉、参互考寻。为了避免茶馆网络式的戏说神聊,以及讲座论坛式的大话新解,为了遵循章(炳麟)()(声树)()众位大师的谨饬缜密,我作了一些努力,只因学识水平的局限,做得很不理想,不仅没有达到刻鹄类鹜,只恐是画虎类狗了。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为一名“老武汉”,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对乡亲的深情,特将多年耗费心血取得的一些粗浅的体会,和盘托出,尽管只是一得之愚。

由于写作时间不同,对象不同,书中使用的标音符号不一致:既有国际音标(其中调号或用发圈或用数码),也有汉语拼音字母(其中调号或用1234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或直接指出调类)。如果改成一律,工作量太大,而且也不太必要,便一仍其旧。谨请读者见宥。

此外,书中特别选录了周然先生的《〈红楼梦〉中所见武汉方言词语》的一部分,以供本书读者先睹。这份宝贵资料显示:当代武汉方言跟兄弟方言有着共同的渊源,并且共同构成汉语的辉煌历史,值得珍视,值得研究。这里要强调的是如何界定方言词,较省事的办法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凡词典注明〈方〉的、词典没有收的、词典已收而释义不同的才可视为方言,不能想当然,毫无限制。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语言研究也要与时俱进。在此之前,我写的文字里,和朋友(包括记者)的谈论里,有不少欠妥之处,趁现在的机会,我作了一些纠正。据我的体会,方言其实是很难侍弄的。

书稿的内容,老材料较多,新材料较少,自然是不足之处,但不必以此为憾。因为我所熟悉的这些老材料,正濒于消失,将其记录下来,得到保存,对于汉语史、武汉文化史该是有意义的。至于一些新材料,还处在约定俗成的过程中,等到其定型之后,自会有人来记录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诸多友人的热心帮助,在完成初稿之后,得到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学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定稿也全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校对的认真负责。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书稿即将出版之际,我回想起1989年李荣老师审阅拙著《汉语方言讲话》(1990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对我说的话——“你应该全用武汉方言的事实来举例”。我当时说:“学生来自各地,专讲武汉方言,他们不感兴趣,也难理解。日后有机会,我再写一本全用武汉方言的事实为例的书。” 20年过去了,我才拿出这样的书来,令我特别悲痛的是:李老师见不到这本书了!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敬祝我们的祖国日益昌盛,同胞永享太平!

 

                                              2009924
 

《武汉方言概要》序

邢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语言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展示出强大的活力和能量。中国语言学是世界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对中国语言学事业有所推动,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作为专用名称,这里的“语学”主要指汉语语言学,近期的15年时间里以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为重点。“语学论库”,这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将来主客观条件具备,在研究范围上可以不断扩大,在研究时间上可以无限延展,在研究队伍上可以辈辈交接,代代传承。“华中”一词,既跟研究队伍的华中群体相关,又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名称相关。

汉语语言学源远流长。千百年来,特别是《马氏文通》出版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汉语语言学沿着“创业——拓新——发展”的轨道不断推进。目前,汉语语言学所统括的汉语语法学、汉语语音学、汉语方言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用学等等学科,都已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喜人局面。

但是,初步繁荣并不意味着已经成熟。对于语言学这样一门社会科学来说,成熟与不成熟的突出标志,应该是学派或流派是否已经形成。在这一点上,科学跟艺术情况相同。比方说,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的这“派”那“派”,只要一提到“梅派”和“程派”,稍有京剧表演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两个具有各自特点的著名流派。又比方说,我国的书法艺术早已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了这“体”那“体”,只要一提到“颜体”,稍有书法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它是不同于“柳体”和“欧体”等的有独特风格的书写体,甚至还会知道颜真卿打破了“书贵瘦硬”的传统书风,开创了二王体系之外的新体。然而,汉语语言学的各门学科,即使是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现代汉语语法学,仍然缺乏显示成熟的任何标志,距离真正成熟实际上还十分遥远。

当今的汉语语言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是互补互促而又互成因果的两个问题。没有理论和方法的成熟,一门学科不可能是成熟的。而理论和方法的创建,是学者们长期深入研究的成果,是有效地进行群体性思考、独立性思考和开拓性思考的结晶。因此,必然带有鲜明的个性,带有学派的印记,反映一派学者的思想体系、研究特点和总体成就。另一方面,没有对事实的清楚了解,理论和方法的创建便成为空中楼阁。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之所以至今尚未成熟,自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之所以尚未创立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事实的了解基本上仍然处于朦胧的状态。真正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和方法,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语言文字的沃土之上。因此,应该强调“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不然,我国的汉语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中就可能永远处于附庸的地位,就永远不会有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时候。

学术派别的产生,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特定的学术领地,提示标帜性的理论和主张;第二,有鲜明的治学特点,形成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第三,有良好的学风,形成一支富有活力的队伍。近年来的研究状况表明,我国的学者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点,但是,顶多只能说其中孕育着某些派别意识,或者顶多只能说预示了某种派别意识的萌芽。汉语语言学的真正成熟,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有赖于众多的学者群策群力,更有赖于一辈一辈的学者发扬愚公移山的接力精神。我们华中研究群体人数很少,力量单薄,起点不高,功力不足,对于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愿意跟在前辈学者的后头,跟在全国各地学者的后头,尽心竭力地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把建设富于特色的汉语语言学比作建筑一座大厦,那么,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便是想为这座大厦的建筑献上几根钢筋几块石头。通过参加大厦的建筑,使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受到训练,这是我们的最大愿望。各部著作在内容上具有独立性,但我们希望,在出版了以上二十部之后可以看到研究风格上的某些特色和理论方法上的某种网络。

“华中语学论库”的撰写和出版,得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年初,出版社社长朱峰先生和中文编辑室主任陈昌恒先生到我家,鼓励我牵头编写一套关于汉语语言学的丛书,要我拟订一个初步的计划。不久之后,新上任的总编辑王先霈先生了解了有关情况,立即审定计划,并且从内容到选题都提出了好些中肯的意见。他们为发展学术事业所作的决策,他们在出版事业上的决心、魄力和历史责任感,不管是对我个人还是对华中语言研究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极为有力的鞭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贵在努力,贵在坚持!

 

199654

 

 附:《武汉方言概要》. 朱建颂著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