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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北伐军进攻武汉》的有关问题答读者问

录入时间: 2010-11-17      浏览:393

                  徐明庭 

《北伐军进攻武汉》(以下简称《北伐》)记载了北伐军三次攻打武昌城的情况,而《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始末》则说对武昌城只攻打了两次,两种说法都有根据,都不能算错。不过是因为《北伐》的作者在资料的搜集、考证以及对攻城次数的记述等方面尚未达到尽善,才导致您产生上述疑问。

从《北伐》的篇末注来看,作者在参考了11种有关文献之后,还访问了原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军事股长严正、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特务连党代表慕中岳、该团第一营营长李仙洲等三位老先生,可见作者还是花了很多工夫。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在11种参考文献中既有《李宗仁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也有前苏联萨波什尼柯夫的《1924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回忆录》记述了1926831日、93日及95日武昌城前的三次战斗;《史略》则只写了93日与95日的两次攻城,这就是史学界所说的“三次论”和“两次论”。《北伐》的作者可能鉴于李宗仁当年曾指挥第四、第七两军参加了武昌战役,他所提供的史料当较前苏联人的著述为可信,因此采用了三次攻城之说。其实,《北伐》作者的视野如果再广阔一些,就会看到持“两次论”的除《史略》之外,还有《北伐军总司令部战报——武昌之战》及《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一辑》等等。北伐军总司令部战报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高等院校的现代史教材及其他一些文章多宗其说。从数量上来看,大大超过了持“三次论”者。就我个人见闻所及,以831日之战形诸文字者,几十年来不过只张梓生、卓从乾、郭沫若与李宗仁等四人而已。考证与论断某一史实,诚然不能简单的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我们毕竟可以由此了解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倾向性的看法,并从中获得启迪:既然赞成“两次论”者这么多,其中必有原因,简单否定恐怕不合适。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面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说法,必须花大力气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考证,在未据有充分的无可辩驳的理由以前,轻易肯定或轻率否定其中的某种说法,均非治学之道。做学问之难正是难在这里。   

前面说过,《北伐》对攻城次数的记述尚未达到尽善,当然不是从根本上推翻“三次论”,因为李宗仁确实指挥过831日的攻城之战。但是我们必须明确那次战斗是李宗仁审时度势,想趁逃敌立足未稳,捕捉战机,一鼓作气攻克武昌,从而发起的突然袭击。根据是:92日下午,北伐军总司令部才正式发布第一次攻城令。93日的攻城是由北伐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有计划、有步骤,部署周密,与831日李宗仁命其所部仓促    投入战斗显然不同。李宗仁作为北伐军第四、第七两军的指挥官,虽然有权命令其部下投入831日这样的战斗,但就组织关系而言,他终究是隶属于北伐军总司令部而非与其平级,所以,在831日他个人对部下发出的战斗令,也就不能和北伐军总司令部正式发布的攻城令等量齐观。盱衡全局,北伐军总司令部当然要以93日之战作为攻城的首战而列入战报;至于831日李宗仁所部的先期投入战斗,北伐军总司令部不过是把它看作93日攻城的前哨战而已。李倩文在《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里面对此亦有论述,可以参阅。

假如由我执笔来写这一段史实,我会采取《回忆录》与《史略》两说并存的办法,在文字上略事斟酌,熔铸两说为一说,既不将831日之战避而不述;又使读者知道这并不是北伐军总司令部认可的正式攻城的第一仗。这样写既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违背北伐军总司令部战报的精神。一般读者纵然以此与其他各家的文章比较,也不致在攻城的次数上产生为什么其说不一的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