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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邦之情与城市之恋——《城市英雄》序

录入时间: 2011-02-16      浏览:364

                  冯天瑜

辛亥革命百年将临,有关此题材的出版涌现热潮,精彩纷呈,各有千秋。谁能独辟蹊径,一新耳目,那就要选取角度、站在高度、挖掘深度。读者案头罗时汉君所著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或许是以较佳的角度较好的表现形式完成的一部从未有过的“读本”,值得重视。

19111010日傍晚,清朝湖北省垣武昌,位于城内黄土坡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营房,发出几响清脆的步枪声,打破了秋夜的寂寥与沉闷。随即,一群士兵涌出营房,直奔武昌城中和门(今起义门)近旁的楚望台军械库,获取弹药补给,城外新军炮队也冲进原先紧闭的中和门。会合的各标营起义新军,推举队官吴兆麟任总指挥,当晚向湖广总督署、湖北藩署等军政机构发起进攻。长街、水陆街一带,枪声大作。与总督署邻近的“乾记衣庄”,店主助义军燃烧铺面,为中和门城楼上和蛇山顶上的义军炮位的交叉火力提供发射目标。顷刻,炮声隆隆,火光熊熊,映照着士兵前赴后继的身影。面对起义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清湖广总督瑞澂凿开督署临江围墙,登上停泊在文昌门外江边的“楚豫”军舰,游弋于靠近汉口的江面;湖北清军最高指挥官、第八镇镇统张彪抵抗一阵之后,率残部退往汉口刘家庙,其他湖北军政要员相继作鸟兽散。

1011日清晨,起义军在市民拥戴下,秩序井然地占领武昌全城。而被武昌方面枪炮声惊动的汉口中外居民,从江边借助望远镜,可以看到长江对岸武昌蛇山头的警钟楼上,平日悬挂的黄龙旗已被一面红地九角十八星旗所取代。武昌方面,起义军人蔡济民、吴兆麟、吴醒汉等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于地处阅马场的湖北咨议局举行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张贴昭示天下的文告《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武昌民众从布告落款处发现:署名都督的竟然是原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

武昌首义确实是发生在武汉的最大历史事件。正如时汉在书中所言:“城市如人。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很平凡,但总有一段岁月精彩难忘;一座城市,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她可以有物质和人文方面的种种缺憾,但惟独不能缺乏非凡的经历,这是城市之魂。那么,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奉献近代中国的厚礼,使这座城市第一次在亚洲乃至世界以英雄气概而一举成名,这是我们城市永远值得自豪的宝贵记忆。”

时汉和我一样,都是武汉的“土著”,他是怀着对城市的挚爱之情来回顾并彰显这一伟大事件的。武昌首义是在两湖人脚踏实地的多年筹备酝酿下顺理成章的结果,特别在危难关头,起义指挥部不健全、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本土的革命党人相率应命,主动响应,高度地发挥了革命首创精神。他们中大多数为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烧毁旧王朝的火光中闪现出高大的形象。

1895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陆皓东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武装暴动。这些反清义举的模式为:革命党在国外华侨社会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突击;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则多半依靠会党。十余次起义皆称悲歌慷慨,然而势单力薄,全都以失败告终。惟有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主力为被革命党争取过来的精锐的湖北新军,经一夜激战,一举夺占湖北省城武昌,首次建立起完备的、行使职能的革命政权,树立起推翻清王朝及专制帝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旗帜,开辟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道路。这场意义重大的革命遂以武昌起义爆发的辛亥年命名,而武昌起义也理所当然地被称作“辛亥首义”。

武昌首义事起仓促,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但这次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民军在湖南等省的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精锐的北洋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四十余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一切既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反倒可以从两湖人为主体的革命党人的英勇卓绝中看到首义成功的“必然性”。

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百年之后,我们重温历史,不仅从认识上要有所廓清,还要对许多史实加以澄清。

蔡寄鸥可谓“辛亥达人”。他1954年出版《鄂州血史》时参照的书目已有40本,不可谓不多。但是他说:“关于辛亥革命事实,如八月十八蒋翊武所下命令的真伪问题、炮队命令之送到与否问题、工程八营与辎重一营之起义后先问题、宋锡全被杀之是否冤屈问题、海军投降与黎元洪之去函劝告是否有关问题、黄克强之主张放弃武昌与范腾霄之尽力抗争是否属实问题,这些事件,各书作者所记各不相同,也就是当时同志们之争点所在。”时至如今,有很多问题仍没有弄清。看得出来,时汉下功夫阅读了大量资料,是想力求还原历史真实的。但对有些问题只能诸说并存,既无法弄清也不必弄清。他的侧重点似不在于史海钩沉,而是更多地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表现这场战争以及它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文化影响。《阿拉伯简史》的作者美国人希提说过,“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传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创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武汉人,时汉在这本书中调集了他对生养的这座城市的一世情怀,也表达了对它的认知和自豪。

“我寓居武汉三镇之汉阳江边,伏案写作。常常伫立窗边,看滚滚江流

彼岸的武昌文昌门一带,想象着火光腾起的那个子夜,不禁喃喃:“武汉啊,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你们没有讲……”(《中国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之语)

读着这样的自白,我的心里亦有些激动。我想,时汉在这本城市言说中是倾注了大量激情的。写作确实成了他的一种愉悦: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同时也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包括对已逝风物的感慨。

从与他的交往及对本书的阅读中,我感到罗时汉君的乡邦之情与城市之恋,以及对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精义理解,作为业余研究者和写作者,这十分难能可贵。那么,读者诸君,如果您要了解辛亥革命何以在武昌爆发、武汉这座历史名城在近代有着怎样辉煌的过往,建议您翻阅这本才情兼具图文并茂的书。

是为序。

 

附:《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罗时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