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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

录入时间: 2015-10-22      浏览:98

回望传统

                     --读《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

张广昭

     近来,《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一书持续热销。这本书以修身、为学、民本、官德、治理、天下分篇,遵循了中国古典治理哲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进阶,可说是对古典的一次致敬;同时结合当下时政社会现实,对100余条古典治理名句一一释义,挖掘其现代价值,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这本书热销的背后,折射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关切,同时也引发我们对传统治理智慧的一次回望与思考。

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小组”编著《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人民出版社20155月版。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平天下》正是从“通古今”着手,探索传统文化底蕴,提炼和汲取蕴含其中的当代精神和现代价值,对传统思想尤其是传统治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笔者看来,中国古典治理思想在今天依然充满着智慧的力量,无论是对国内治理还是国际治理,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一是国内治理方面,传统治理思想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遗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中,关于治理国家的思想格外引人注目。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探讨治国安邦的问题。在古老文献《尚书》中,已有大量关于治国安邦的思想言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治理国家。在治国、安民、法治、吏治、修养等方面存在很多传统思想,可为咨政之用。

治国安民方面,一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天下百姓的关系问题,即“公天下”还是“家天下”的问题。《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提出了“大同”的社会理想,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化,生动注释了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吕氏春秋》中“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天下非一人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指出了“公正”、“公天下”的重要性,从传统上肯定了“公平正义”,否定了“家天下”现象。二是如何看待贫富、分配问题。《论语》中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经世文编》中提到“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万民焉。所谓均者,至公无私,民各得其分愿之谓也,非曰夺彼以益此也”,说明古代就很清楚“均富”的重要性。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的一大方面,就是要让改革开放成果人人得以分享,破除利益集团的设租、寻租、护租行为,实现全面小康。三是如何看待民心、民众信任问题。《孟子》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命题,《管子》中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说法;《论语》中指出“民无信不立”,都在阐释自古以来“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与我党一直强调的“人民是权力之源”“为人民执政”具有一致性。四是如何看待治乱兴衰问题。“安而不忘危”、“壅蔽伤国”、“乱之本鲜不成于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清谈误国”等,都可以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法治方面,古代大量法治治理思想的论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基础和历史积淀。“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都为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滋养。

吏治方面,一些传统吏治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有益借鉴。吏治,即官吏治员的行为、风气和绩效。吏治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绩效。“圣人治吏不治民”、“养民之道,省官为先”、“政者,正也。为政之道,莫若至公”等传统吏治精华,就告诉我们,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简政放权,公正无私处理政务。反面的如“朋党兴,则人心国是如乱丝”、“朋党之兴,国之大患”等,说明了朋党误国、污染政治生态的危害性,颇有借鉴意义。

修养方面,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论语》有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贞观政要》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可见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密切关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以修身为其基础和出发点。这与当前中国区别于西方的“贤人政治”一脉相承,具有深层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二是国际治理方面,传统治理思想为理解“道路自主权”、处理国际关系和解决世界发展难题提供有益启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等都在阐释一个道理,即“求同存异”哲学。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一些方面与世界各国是相通的,但在另一方面,因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国情民情,必然有所不同。换言之,中国等后发展国家不必唯西方模式制度马首是瞻,奉为圭臬,而应有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机会和权利。这就涉及一个“道路自主权”问题。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民族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寻求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一个民族为了实现现代化,首先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加以抛弃,完全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注定失败。不仅是“求同存异”的政治哲学,中国传统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追求,对调整国际关系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具有重要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一书,指出传统的工业文明,只重视人的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使人单向度发展。事实确然,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失衡,突出表现在人的物化和异化。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中庸之道和重视家庭、重视自我修养的文化,有助于调节个人的心理平衡和内心安顿。

值得一提的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仁”概念的重新取向,有助于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结尾处强调“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这与儒家强调“仁”作为个人道德自主性的意义相通。

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经过转化、改造,可能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乐意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不仅对我国现代化意义重大,对世界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阐旧邦以辅新命”。时代越是进步,我们越需要时时回望传统,从传统经验和智慧中反身自恭,推陈出新,为我们这个时代和生民“立心”“立命”。就这点来说,《平天下》虽然只是一本小小的读本,但对处于困顿中的社会精神来说,善莫大焉。

(摘自《光明日报》20155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