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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汉口市美术展览会纪略

录入时间: 2020-08-05      浏览:70

王钢

中国近代美术展览会是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而引入中国的。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国人逐渐意识到博览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与重要价值,把举办博览会视为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增强与他国竞争的手段。在实利主义思潮盛行的清末,美术被视为“工业之母”。由于对美术实用功能的宣传,也由于当时“实业救国”思想的盛行,促成了中国美术展览会的萌发。

武汉地区美术作品的展示以“展览会” 的形式出现,肇始于1909年10月至11月湖广总督陈夔龙等举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该会旨在“奖励生产、助其进步”,是近代中国官方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地方性商品博览会。展品分为五部四馆以及七个特别展览室,其中美术部包括各种细工物、雕 刻品、刺绣、绘画、造花之类。在劝业会上,美术品不再单纯作为愉悦性情的文化产品,而是被视为可以改良工商品工艺、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一项技艺,体现出在“实业救国” 主张下的工业化与艺术相结合的时代需求。武汉劝业会上的美术部虽是为刺激工商、振兴实业而设,但其美术展示堪称近代武汉美术展览的早期形式,它使武汉民众获得欣赏艺术品的机会,是武汉美术走向大众、走向社会的开端。

汉口市美展筹办经过

民国肇建,随着西方美术的传播、社会美育的推广,国内美术展览迈上新的台阶,其形式与内容越来越丰富与多元化,展览的运作模式也逐步规范与专业化,不仅有学校的绘画成绩展和学生习作展览,个人画展、联合展览、社团展览及全国性的大型展览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1年,私立武昌美术学校组织首届学生成绩展览会,使“武汉各界渐知艺事为学术之一端”,之后又每学期举办展览会,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展览会在武汉开始形成。

历经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美术呈现新的发展格局。武汉地区出现一些以“美术补助实业技术及社会教育所不及”的美术社团,其中“梅社”“武美艺术研究会”“艺甄社”等代表性社团定期举办美术展览会,在国内颇具影响。此外,武汉政府与社会各界参与主办各种美术展览会,地方名家个展、地方性交流展也十分活跃,武汉美术展览活动逐渐兴盛起来。这些美术展览会的出现,使艺术得以深入武汉大众的精神生活之中。

在近代武汉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会中,最具影响与规模的当属1935年汉口市美术展览会。这次展览由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发起并主办,当时媒体特别强调:中国“虽不乏规模宏大之盛会(指美展),然皆文教机关所主持,或为艺教界所举办,由地方党部主办集合国内艺家以成之者,未之前闻。有之,则自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五日开幕之汉口市美术展览大会始”。汉口市党部之所以发起这次展览,是鉴于当时“汉市社会组织复杂,民众习于低级娱乐,文化根基未加培植”,为了推动民族艺术,改善市民精神生活,“并谋提倡工艺美术,以为发展民族工业,建立国民经济之初步”,因而组织汉口市美术展览会。

为了办好美术展览会,汉口市党部设立筹备委员会,推举湖北画家胡国亭为主席委员(会长)主持会务,画家唐义精、王亚明、狄乃津、卢榕林、张翼、邹碧痕、江述之、石榴园、舒少南、唐一禾等任委员,聘请张学良、何成濬、张群、钱大钧、徐源泉、叶蓬、吴国桢、陈时、艾毓英等政府要员及社会名流出任大会名誉会长,并于1935年3月27日召开首次筹备会议,与会者有汉口市政府、公安局、商会、民众教育馆、商品检验局、武汉日报社等机关团体代表,以及唐义精、唐一禾、钱葆昂、裴介一、蒋兰圃等人。会议决议分总务(负责文书收发、会计、庶务、宣传等)、征集(负责展品之征集及保管)、布置(负责会场布置及维持会场秩序)三组来筹办。在汉口当局、武汉美术界和社会人士的合力推动下,凡美展经费之筹措,会场之商借,宣传之扩大,展品之征集,以及布置之设计,均有序推进与落实。

展品是展览的核心,是决定一个展览能否成功的关键。筹委会视展品征集为要务,审慎对待,以“富有民族意识、表现创造精神”为展品征集标准,征集类别分绘画(图画、西画)、书法、雕刻(平面或立体之竹、木、金、石、骨等雕刻)、塑造(泥塑、石膏模型)、摄影、图案、古物(古代金、石、书、画)、美术工艺(刺绣、编织、陶瓷、造花、玩具、印刷品)等。为了促进工商业及“提供国货工艺品、注重美育”起见,国货商标、广告画、学校成绩(书、画、劳作)也在征集之列。


1935年,汉口市美术展览会开幕典礼留影

为了广泛征求展品,征集组先致函国内各艺术家、收藏家及各机关、团体、学校等,联系作品征收事宜;又派王亚明、石榴园、杨建云等分赴国内省市直接搜集,并在各地聘请征集委员就地收集。多方努力之下,“所有展品不仅征自汉地,京沪平湘等处均有展品参加。展品种类除当代名家之金石、书画、雕塑图案外,更有革命先烈之像片手迹,以及历代之古物。杰作珍品,搜罗无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2万多件作品征集到手,即交由筹委会委员及张肇铭、陈影梅、易海翁、王霞宙等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审核。该会以作品具有民族意识、创造精神及艺术价值为审查标准,严格把关,精挑细选,最终入选展品不及征集数量的三分之一,但会场已不敷容纳。

展览会会场两层,分别位于新市场(今民众乐园)二、三楼。布置组对美展的装饰与陈列如会旗、牌楼、门标、纪念章等精心设计,以使其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底蕴与艺术的魅力。会场共设陈列室74间,上层为油画、粉画、素描、木刻、图案、摄影、印刷、工艺美术、绣织、雕塑、国货商标、学校成绩等部,下层为现代书画、古代书画、古物、金石碑碣等部。下层另开两间特种陈列室,专门展陈孙中山的照片、墨迹及革命先烈的遗像遗作。整个会场布置历时三天,展品分门别类,井井有条,其中以国画和书法居多,油画次之,最次为图案画与摄影。

美展开展及其社会影响

经过近三个月精心筹备,汉口市美术展览会于6月5日正式开展。开幕典礼在新市场总理纪念堂举行,1000多名各界嘉宾参加。会长胡国亭、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的代表吴瀛、汉口市市长吴国桢等人致辞。至6月18日闭幕,每日购券及团体免券参观者达五六千人,不仅武汉社会各界踊跃观展,湖南华中艺校、长沙衡粹女校师生亦远道来观,为期两周共计六万余人观展,佳评如潮,堪称盛况空前。虽然观展人数众多,但由于管理有方,美展秩序良好。会场划定参观路线,招待员随时为观众解答问题,如遇观众想购买展品,则将其引导至办事处洽谈。这些细致而专业的服务给观众留下良好的印象,更引发他们对美展的兴趣。


1935年,观众参观汉口市美术展览会

当时《武汉日报》发表社论,称“此次美展会规模之大,实独汉市前未曾有,即在全国亦属罕见”。政界要人如林森、孔祥熙、何应钦、张群、孙科、阎锡山、徐永昌等纷纷题词“观摩精进”“民族之光”“艺术之光”“发扬国光”“发扬国华”“艺苑精英”“江汉炳灵”等,对汉口美展赞誉有加。由于展品来自全国各地,数量达7000余件之多,而且高手如云,佳作荟萃,画风多样,中西合璧,冠以“汉口”之名的汉口市美术展览会实则相当于一次全国性画展。如画家龚孟贤所言:“平津京沪各大名家的杰作陈列一堂,作一大规模之艺术运动,我敢说武汉美展是全中国的艺术精品。”可惜限于场地,展品只能更换陈列。众多参展作品中,以古人手迹尤显珍贵,有“文徵明行草条幅、林则徐之对,俞樾之隶书,赵伪叔之北魏,金农之汉隶,翁同龢之行书对,曾国藩之对联,曾纪泽之行草中堂,何暖叟之小对”等,均功深力到;黄兴所书立轴,笔法骨力内蕴,雍然大度,并由谭延闿题跋,堪称精品力作。又有张岳军珍藏的五代仕女壁画两帧,光泽如新,也为美展增色不少。

民国年间国内美术界人才济济,适逢此次美展盛会,各地书画家反响热烈,诸多名家如吴昌硕、何香凝、王一亭、经亨颐、徐悲鸿、张善孖、齐白石、潘玉良、张大千、陈树人、颜文樑、贺天健、贺履之等均有大作参展,不仅让观众大饱眼福,更使本次画展耀眼生辉。吴昌硕笔下《红梅》, 线条圆浑厚重, 气势捭阖纵放;徐悲鸿所画走兽,有狂流一泻千里、不可遏止之势;齐白石的《紫藤》笔墨凝重浑厚,色彩浓郁鲜艳;张大千笔下《人物》精丽绝伦,工致生动;张善孖的《猛虎》精妙沉雄,尤著神韵;王祺书画俱佳,《山横北郭》淡远有致,书法亦俊逸入骨;李步权的指书,墨气层中含有空灵;程守白笔下蝇头行楷,细若发丝;萧谦中的《青山绿水》无尘俗气;王一亭的《乘风破浪》意境孤标,不同凡响;王梦白所画《翎毛》,古意横溢,活泼生动;何香凝挥毫运思,《花卉》妙到秋毫;贺履之《西池垂实》,古树苍老劲拔,古拙可喜;梁鼎铭画作《卧薪尝胆》富于民族意识,打动人心……

至于武汉本地美术界,也不遑多让。虽然“过去武汉的艺术空气,似乎太沉闷一点,到处见不着艺术的表现,嗅不着艺术的气味”,但武汉书画家对此次美展倾注了极大热情,纷纷携作参展,共襄盛举,武汉美术界一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王霞宙与龚孟贤合写了《武汉中西画家之总评》,发表在1935年6月14日《武汉日报》上,对参展的武汉国画家作品逐一评点:张肇铭之《红叶》笔超墨妙;欧志先之《山水》苍朴雄浑;邹碧痕之《花卉》气极清润;钟道泉之《花鸟》大气磅礴;石榴园之《山水》似戴醇士;闻钧天之《墨荷》清超雅健;曹立庵之《山水》功力颇深;胡国亭之《刀俎之下》寓意警辟;易海翁之《红梅》超逸不群;赵合俦墨具六彩;方康直笔力挺劲;熊明谦画兼欧风;曹月初意在白阳;沈晓仓之《溪山色》以平稳见长;杨襄云《大笔芦雁》有图案风致;程光哲笔下《墨梅》疏朗;石逢云《菖蒲》劲拔;侯中谷之《梅》铁骨冰姿;林公博之《鹌鹑》、谢复华之《仙蝶》、陈茨庵之《牡丹》、许翔皆之《雨景》、周骥云之《山水》、黎恺岚之《水果》、田恒之《松》等均属难能可贵之作。又评论武汉油画家的参展画作,称赞蒋兰圃所作《农家》色调鲜明,意境深远;许太谷《河岸午后》富东方情调;唐一禾人物素描技艺精进;刘文杰的画像描写细致,色调明快;陆子温的油画色调沉重,似塞尚风格;郑云庵油画以修洁见长;裴介一画中热情流露;丁道炳之《静物》表现充分;许亚多之《工厂外》以及张曼西之《修理车头》深得时代气息等。

为纪念这次盛会,展览会总务组特编印会刊两期及特刊一册,以志留念。尤其是特刊详述此次大会的筹办经过及组织规程,并挑选百余幅精美展品图片刊出。又收录美术论文10篇,理论阐述艺术的作用及美展的价值,诸如张岳军的《从中国美术之地位与作用说到本位作风》、胡国亭的《自咎与自励》与《改革艺术教育之商榷》、龚孟贤的《从汉市美展说到艺术家应有的努力》、郭子雨的《汉市美展与民族意识》与《艺术运动》,王霞宙的《近年来中国画在欧洲之盛况》、滕白也的《中国雕塑概要》、钱葆昂的《治印的我见》和陈影梅的《商业美术》。并刊发《汉市美展会宣言》及《汉口市美术展览大会标语》。本埠报纸也争相出版特刊或画报,为之广作宣传。譬如6月14日《武汉日报》增出《汉口市美术展览大会特刊》一大张,刊载《汉口美展特有的精神与今后应有的努力》《现代中国木刻运动概观》《武汉的两画家》等文章。

当时,有些人对大办美展持有异议,认为正值万方多难、民生凋敝之时,汉口当局耗费这多人力财力办展有无必要?《武汉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汉市美展开幕献词”的社论,从“充实人类生活”、“启迪创造精神”、“培养高尚德性”、“发扬民族意识”等方面来阐明此次美展的意义,褒扬“汉市当局不辞劳瘁,举办美展,树全国之风声,卓识宏献,诚足多也!”无庸置疑,就参展画家的范围、作品的数量及观展的人数而言,这次美术展览会规模之大,在湖北历史上前所未有,足以体现武汉美术界的实力。

这样一次盛大的展览会,也堪称当时中国美术界一件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的事情。汉口市美术展览会旨在运用美术之功能,提倡民族艺术与民族意识,对于推动武汉乃至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对于“激发民族意识,加强国民向上心与团结力”,均起到积极的作用与影响。正如时人评价此次展览:“他树立了民族艺术的模型,它不但给予武汉市民以无上的食料,而且在复兴民族的阶段中与新生活运动同样的重要。今日之武汉,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占了极重要的地位。美术方面,自不容落后。此次汉市美展之努力,亦正为此耳。他不仅为了武汉的大众,而是为了整个的民族复兴,他企图着在武汉这一中心区域,将艺术芳香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随同着政治和经济力量传播到中华民国边疆的尽头。”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