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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部三厅

录入时间: 2020-09-15      浏览:14

郑自来

1937年12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此前的1117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外交、财政、内务、交通等部门,则迁移武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冯玉祥、于右任、张群、何应钦、陈诚、陈立夫、白崇禧、邵力子、居正、王宠惠等,暂留武汉。125日,作为战时最高统帅部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昌正式挂牌办公。

其他各党派的领袖人物及社会名流,如章伯钧、彭泽湘、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杜重远、王造时、沈兹九、刘清扬,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老舍等先后莅临武汉。一批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武汉恢复或者建立;大批流亡青年和文化界人士云集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1938年,中国最高统帅部在武汉先后组织指挥了津浦线战斗、徐州会战、华北作战、西北作战、东北作战、察哈尔作战和武汉会战,开启了抗日战争中的武汉抗战时期,即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

19381月,蒋介石下令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设军令、军训、政治等部门。其政治部系恢复1926年北伐军总政治部之形式,具有一定改革性质,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进部工作,周恩来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出任副部长的。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还有黄琪翔。政治部下设总务和一、二、三等四个厅,其中三厅厅长为郭沫若。通过周恩来、郭沫若的努力争取,三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民主进步的文化界精英,为党的统战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1938年春,周恩来(前排左二),郭沫若(前排左三)与政治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在武昌珞珈山合影。

193841日在武昌昙华林正式成立,至19381025日撤离武汉,短短七个月时间里,三厅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组成强大而有力的抗日救亡宣传阵容,公开地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成千上万的抗日救亡大军汇成洪流。三厅厅长郭沫若以其饱满的革命激情、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广泛的人脉资源,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部三厅,如同一所大学校,造就了一整代人,教育了千百万群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其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

三厅的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

19381月间,政治部组建工作启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部长,并要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周恩来出任副部长一职,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郭沫若任三厅厅长一职,则是周恩来与陈诚商定的。1938年元旦,正在广州的郭沫若接到陈诚从武汉打来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的电报,请郭沫若速到武汉。八天后,郭沫若在汉口先后见到黄琪翔和周恩来才得悉陈诚要他出任三厅厅长,对此颇为犹豫,认为自己不适宜做此工作,因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人。倒不如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还更有效力些,如果做了国民党的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自己的。后经周恩来等人的劝导,以及陈诚两次三番的催促,郭沫若勉强同意了。但在得知陈诚要国民党复兴社特务骨干刘健群任三厅副厅长一职时,郭沫若表示不能接受,而是推荐共产党员潘汉年任此职,却遭陈诚的拒绝。不久后的26日,陈诚以请吃午饭名义在其官邸召开第一次部务会时,刘健群以三厅副厅长身份到会。陈诚竟用既成事实逼郭沫若就范,以达到以刘健群架空郭沫若的企图。对此,郭沫若以拒绝任职予以抵制。他说自己事先不知道是开部务会议,也自信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因而不以第三厅厅长的资格说话。当晚,郭沫若愤然出走长沙,表示对刘健群任副厅长的不满。郭沫若的出走使陈诚的这台戏唱不成了,迫使陈诚后来不得不撤走刘健群,最后以无党派人士、武汉大学教授范寿康任三厅副厅长而作罢。围绕三厅的组建及其以后的发展,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郭沫若出走长沙后,陈诚本人以及通过黄琪翔等多次打电话给郭沫若,劝其回武汉,说一切问题都可以面谈,只有他回来,三厅才开始组织,如不回来三厅就尽让它虚悬在那儿。226日,于立群奉周恩来之命前往长沙接郭沫若返汉。于立群告诉郭沫若,陈诚对周恩来有了明白的表示,要郭沫若立刻回去,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关于副厅长人选,也不成问题了,那位刘健群出了什么桃色事件,已经跑到重庆去了。于立群还带来了周恩来写给郭沫若的信,信中写道:“我已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告诉郭沫若,中共中央已同意他出任政治部副部长,但需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并报蒋介石批示后,始能任此职。周恩来信中还写道:“我们希望你能采取此立场,先复辞修一电,告以正在起草宣传纲领。”这是让郭沫若回复陈诚同意出任三厅厅长,目前正在起草政治宣传纲领。周恩来还告诉郭沫若,他正在武汉运作上述事项,一切张罗好后,请郭沫若回汉就厅长职,以免再蹈难境。周恩来的信写于217日。这是与陈诚进行的控制与反控制三厅的斗争情况。

2月28日,郭沫若偕于立群、田汉、张曙在长沙乘早上的火车返汉,回到了汉口大和街26号新四军办事处(郭沫若1月上旬由广州到武汉后曾在此地居住)。当晚陈诚因在汉口开会,会后来看望郭沫若并与之商谈三厅相关工作,郭沫若当场向陈提出三项条件:一是三厅的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是人事问题应相对的自由;三是事业经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陈诚回答得很干脆:件件依从。鉴于此,郭沫若应允出任三厅厅长,启动三厅筹建工作,要求给一个月左右的筹备时间,于41日正式“开锣”(正式开展工作)。328日,周恩来、郭沫若分别以副部长和三厅厅长的身份出席陈诚主持的部务会议。41日,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正式成立。此前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郭沫若与秘书阳翰笙等就整个三厅内设机构、人员等作了精心的筹划和安排,其结果如下:厅长郭沫若,副厅长范寿康、第二副厅长范扬(5月份到职),主任秘书阳翰笙。第五处(依政治部一、二、三厅的总次第)掌管一般动员宣传工作,其下第一科担任文字编纂,第二科担任民众动员,第三科担任总务和印刷。五处处长胡愈之,一科科长徐寿轩,二科科长张志让,三科科长尹伯休。第六处管艺术宣传工作,其下第一科管戏剧音乐,第二科管电影制作发行工作,第三科管美术宣传工作。六处处长田汉,一科科长洪深,二科科长郑用之,三科科长徐悲鸿(未到职)。

按照政治部组织规定,厅以下是每厅设两个处,每处三个科,这样,三厅下设第五、六两个处。后来蒋介石下达手令新设一个对敌宣传处,归三厅管,这样三厅便多添了个第七处,管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其第一科管日文翻译,第二科管国际宣传,第三科管对日文件起草,七处处长范寿康(兼),一科科长杜国庠,二科科长董维建,三科科长冯乃超。

三厅各处、科和秘书室正式编制300多人,还有附属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中国电影制片厂和3个电影放映队,以及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等,总人数不下3000人。这些机构和人员,除中国电影制片厂及其放映队驻汉口杨森花园(杨森公馆)外,其余都驻武昌昙华林(昙花林)。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曾回忆十年前在武汉开展抗战工作情况,文中说三厅驻地昙华林地方宽大,房屋很多,但建筑都很旧,涂的红油漆都已经泛黑了。政治部刚成立的时候这儿曾做过本部,要经过一条很窄而长的背街才能到达,那条背街只能勉强通过一辆小汽车。大员们嫌交通不便,不久便乔迁了。于是就把这么大的一个地盘留给三厅了。昙华林地方尽管大,三厅的人后来有一个时期却把它挤满了。

三厅成立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在三厅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冯乃超任书记,组织干事刘季平,宣传干事光未然(张光年)。特支下设三个党小组,分别在五处、六处和七处内开展党的工作。特别支部组建时,周恩来向冯乃超交待了国共两党有个协定:互相不在对方机构内部发展党员。因而在政治部只公开冯乃超、刘季平、光未然三人的中共党员身份,国民党方面有事找共产党则通过他们三人沟通。而三厅内其他中共党员的身份都不公开,一律处于秘密状态。另外,文化界、知识界中一些与共产党有过联系,后来失掉关系的人,有事也找这三位公开了党员身份的人。如冼星海在三厅工作期间,多次找光未然谈加入共产党的事,光未然只能作耐心的解释,冼星海是到延安后入的党。三厅所属的各个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都秘密建立有党支部或党小组,发挥了党的核心作用。三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打开抗日宣传工作局面,培养锻炼一批革命干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是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起了决定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一大胜利。

三厅的主要工作(活动)

三厅成立后,迅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其首次活动是自47日开始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周恩来对搞好此次宣传周活动有明确指示:要尽可能扩大宣传对象、范围,要深入到广大劳动阶层中去,深入到工厂、军营、学校、街道乃至乡村中去。扩大宣传周自7日至13日逐日推进,且每天有一个主要节目(重点活动),分别为文字宣传、口头演讲、歌咏演唱、美术展览、戏剧表演、电影放映、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等。作为开锣大戏,三厅全体人员都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宣传周第一天为文字宣传日,武汉各界千余人上午在市商会大礼堂举行宣传周开幕式。当天下午传来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人心振奋,各报推出特刊,各机关、商店都写祝捷标语高悬门首,到处燃放鞭炮,近十万份传单、唱本、告市民书等宣传品在三镇散发。当晚还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和火炬游行,游行队伍绵亘数里。

第二天为口头宣传日,三厅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宣讲队伍上街演讲。冯玉祥、于右任、周恩来、郭沫若、邹韬奋、史良、沈钧儒等各党派领导人和社会名流,则分头在市内各处发表演讲。一些民众团体自发到街头、工厂、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作抗战宣传。

第三天为歌咏日,武汉各界3000余人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盛大的歌咏大会,到场人员同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等抗战歌曲。会后还举行歌咏游行,当晚在光明大剧院举行了群众大合唱。

第四天是美术宣传日,采用宣传画、漫画、歌咏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有美术工作者创作的数百幅生动的抗日宣传画陈列在奥略楼两侧。入夜,武汉各界3万人在奥略楼前举行美术歌咏火炬游行大会,人们手持火炬引吭高歌,吸引了如潮的群众观看。游行队伍到武昌汉阳门后,又改乘小船到长江上举行水上歌咏大会,直到深夜。

第五天为戏剧宣传日,以表演话剧歌剧为主。当天各剧团、戏班,在武汉三镇日夜免费演出体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传统剧目和新编抗战戏剧,30余家剧团在武汉三镇剧院、工厂、街头表演了内容生动的话剧歌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难民曲》《打鬼子去》等。戏剧方面在街头和剧院内均有演出,京、汉、楚、杂剧等剧种演出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平倭传》等剧目,观众至为踊跃。

第六天为电影宣传日,除在剧院放映抗战影片外,还组织了电影巡回放映车在汉口旧日租界、大智门、中山公园,武昌司门口、汉阳门、徐家棚,汉阳及市郊等十多个放映点加映最新抗战新闻片和抗战特辑片,如《火中上海》《保卫我们的土地》等。市内各影剧院每场电影前还加映中国电影制片厂新近拍摄的郭沫若等人的抗战演讲片,将抗战宣传活动推向高潮。

413日是宣传周最后一天,为游行宣传日,人们分别在汉口、武昌、汉阳三处集会举行群众街头大游行。集会不久,天下大雨,汉口中山公园会场计划20万人的规模虽有所减少,但仍有大量群众冒雨进行游行,沿途更有不少市民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天空飘洒着中国空军散发的抗日传单,真正是人心振奋,万众沸腾!武昌集会场在公共体育场,会后万余人冒雨游行;汉阳集会场在社会总队操场,到会8000多人,会后亦进行游行。武汉三镇民众的集会游行,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奋勇抗战的爱国情怀。

为期一周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是三厅成立伊始即组织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战宣传活动,它不仅显示了三厅的突出工作能力,更展现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激情的空前炙热。

其后,三厅几乎是不间断地开展以宣传周”“纪念日为主要活动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5月里,先后举行了五一”“五四”“五九”“五卅等纪念日、国耻日活动。53日至9日,搞了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活动,每天都有数百个宣传队在武汉三镇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宣传活动形式多种多样,有文字、戏剧、电影、美术、歌咏、广播和集会演讲等,激励青年参军参战,抗击日本侵略者。

武汉会战打响后,为配合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三厅及其各抗敌演剧队、宣传队,还有电影制片厂(电影放映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光未然赶写《保卫大武汉》歌词,由冼星海连夜谱曲,教各抗宣队、演剧队和孩子剧团的成员演唱后,再到武汉三镇民众中广为教唱。很快《保卫大武汉》的歌声响彻武汉上空,直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在保卫大武汉的声浪中,迎来了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政治部成立了抗战周年纪念活动筹备会,三厅是主要组织者。经过精心谋划和大力宣传,不仅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祭奠英烈活动,还广泛开展征募寒衣、药品支援前线将士,印发告人民书、告前线将士书等活动。特别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七七献金运动。献金运动是从77日开始的。这天上午,分别设在武昌司门口,汉阳东门码头,汉口江汉关、孙中山先生铜像前、世界影戏院门前和水塔边的6座固定献金台周围人山人海,人们争先恐后踊跃献金。各流动献金台流动在武汉三镇各机关、工矿企业、商店门前。为示隆重,还聘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和党政军机关高层人物的夫人,亲临固定献金台主持活动。

7月的武汉骄阳似火,地面炙热,但这丝毫未影响人们踊跃献金的热情。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涌向献金台的人们川流不息,他们之中有以党派团体单位的集体名义派代表前往献金的,更多的是个人前往捐献。广大的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店员、小贩、乞丐的爱国热情绝不落后于人:一些进城卖菜的菜农,将当天卖菜的收入全部捐献;78日,600多位人力车夫一起赶到水塔献金台,捐出他们当天的血汗钱;一位卖唱的老人捧着三弦琴从40里外赶来,献上5元钱,这是他的全部收入。人们捐献的一点一滴血汗钱,不仅仅是金钱,更是饱含着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对中华民族深沉的爱。


           1938年7月7日,武汉民众踊跃献金情形。

七七献金运动原计划只举行三天,但到第三天晚上献金人员热情不减。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心愿,献金时间延长两天,至711日结束。历时五天的献金运动,有近百万人次参加,武汉三镇共收到现金款93万余元,接受金银首饰品1156件,其他物品77件。现金和实物折价款相加超过100万元。七七献金运动正如710日《新华日报》社论指出的那样: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为空前,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如何?可以万分肯定地回答: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

“七七”献金运动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靠100万元献金款,成立了武汉慰劳总会,会长是陈诚,副会长是郭沫若、马超俊。慰劳总会具体工作由三厅承担,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慰劳活动。期间,郭沫若设法从献金款里请准了20万元外汇,派阳翰笙、程步高等人到香港采购医疗器械和急需药品,以供前线杀敌将士急用。临行前还让阳翰笙等人多带了10万法币,顺道在广州采办一批普通慰问品。

9月初的一天,郭沫若参加的武汉慰劳团来到湖北麻城宋埠镇,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部送达满满两大卡车的慰劳品。当天他们连夜赶回武汉,到汉口时已是第二天早上。9月中旬,郭沫若、李德全、曾虚白、丁文安等以慰劳总会名义组建了两个慰问团,分赴长江北、南两岸的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第九战区进行慰问,向两大战区各送慰问金5万元及大量的慰问品,以激励前方将士杀敌报国之决心。

此时,前线将士迫切需求的不仅仅是医药物品,同时也缺少精神食粮,为此郭沫若向陈诚提议建立了战地文化服务处,在汉口设立总站,在长沙、桂林、上饶、西安等地设立分站。慰劳总会通过这些站点输送了大量抗战书报刊宣传品,赠送慰问信、慰劳袋等。三厅所属各抗敌演剧队、宣传队、电影放映队及孩子剧团,更是深入到前线部队,到乡村、到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三厅还积极开展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工作。在三厅七处聚集了一批会外语,尤其是精通日语的专业人才,以各种外语开展国际宣传工作。郭沫若还积极争取引进了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到政治部任设计委员会委员,任三厅七处顾问。鹿地夫妇以娴熟的日语,协助三厅开展对日宣传,收到良好效果。鹿地夫妇其后留在中国八年,和中国抗战相始终。三厅充分利用电台、广播,以中、英、日文(语)进行传播,将大量外文抗战宣传品设法运到敌方散发。1938519日,两架载有大量抗战宣传品的中国空军飞机,乘着黑夜飞临日本福冈、长崎上空散发传单后,安全返回汉口王家墩机场。宣传文件是由三厅厅长郭沫若和鹿地亘等人撰写和翻译的。郭沫若编写的传单多达数十种,如《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士兵书》《告日本全体劳动者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定稿后请鹿地亘翻译成日文。中国空军此举让世界惊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当时国内出版的大小报章纷纷刊文称许此次远征壮举,如《大公报》说:空军初次远征日本,在九州各地散发传单,唤醒日本迷梦,发扬中国德威。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其他国际主流媒体也认为,中国空军夜袭日本本土,狠狠地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三厅旧址知多少

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部三厅,自19381月上旬郭沫若由广州来武汉,因副厅长人选纠纷耽搁,到41日正式成立,直至10月下旬撤离武汉,近十个月时间里,郭沫若率领三厅在武汉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抗战宣传活动,为战时的武汉平添了绚丽多姿的风采,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是重要的实物见证,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由于距今已逾80年,很多旧址已改变原貌甚或荡然无存,现将保存尚好的位于武昌、汉口两地的四处三厅旧址简介如下:

1、昙华林旧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旧址,位于武昌昙华林117号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校园内,系当年三厅旧址中仅存的一栋砖木结构的楼房。占地面积680.8平方米,建筑面积402.12平方米,上下两层,每层六间房,当年三厅的办公用房之一,郭沫若在该楼办公。当年是从一层中间修楼梯上二楼,1995年实行落架大修时,将室内楼梯改在屋外北山墙,为一直步楼梯上二层外走廊。修葺后用作举办抗战时期的三厅历史陈列展,反映武汉抗战时期三厅组织开展抗战宣传活动的战斗历程。旧址已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由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管理。19384月至8月,三厅一直驻扎昙华林,8月底在疏散一批人至湖南衡山后,余下的人迁移汉口杨森花园,约一月余再迁江汉关附近的三井洋行过渡。1024日,三厅留守人员(仅郭沫若等几人)随政治部撤离武汉。

三厅旧址昙华林坐落在武昌老城东北隅,原为清湖广总督林则徐督鄂时修建的丰备仓所在地,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此创办东路高等小学堂和文普通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写道:昙华林地方很宽大,房屋很多,但建筑很旧……场面真够大,大到尽可以在里面办一座综合大学,然而三厅的人却把它挤满了。可见当年昙华林面积之大和三厅从业人员之多。

2、杨森公馆,位于汉口惠济路与惠济一路交汇处,原系杨森花园内的一幢公馆建筑物。杨森花园建成于1927年,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杨森在汉口驻军时修建的私家花园,园内建有高档别墅等建筑物。1931年武汉遭遇百年不遇大洪水,杨森花园景点毁损殆尽,仅存坚固的别墅建筑(主楼和副楼)。1938年武汉抗战时期三厅属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含制片厂所属3个电影放映队)驻此。19388月下旬,电影制片厂撤离后,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及三厅部分人员曾寓居此处近一个月。19465月间,国共两党代表与美国代表曾驻杨森公馆举行“汉口会议”,达成著名的《汉口协议》。2014年,杨森公馆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杨森公馆系一大型近代住宅建筑,砖混结构,地下一层,地面三层,现为武汉市某局办公用房。

3、汉口大和街26号——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办事处)旧址,位于汉口胜利街与卢沟桥路交汇处,是193711月间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的新四军在武汉筹建并成立军部挂牌办公之地,1938年年初军部迁南昌后则为新四军办事处。该旧址系汉口日租界内日本侨民撤退后遗留下的,为日式住宅楼,上下两层,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29平方米。193711月间,叶挺将军亲自选定该处房屋为新四军筹备机构办公用房,他本人就住在二楼临街的房间,外间为办公用房,里间为卧室。19381月初,郭沫若从广州来到武汉后,即被北伐革命时期的老朋友——叶挺将军接到此处居住,其住房以叶挺的房间为近邻。期间,郭沫若题写“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条幅,悬挂在叶挺将军的办公桌上方。自110日至4月,这里是郭沫若的主要寓居地,他在这里谋划三厅的组建,人事安排,开展与国民党对三厅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抗争;在这里与于立群举行简单热闹的婚礼……

2013年,新四军军部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托旧址开办了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叶挺、郭沫若当年居住过的房间,也尽可能恢复了原貌。

4、郭沫若旧居,位于武汉大学校园内的珞珈山南麓,武汉大学教授别墅群,又称一区18栋。这是一片造型大抵相同、风格基本一致的洋房子,总共18栋,均为砖木结构。有独户单栋的,也有一栋住两户的。1938年三四月间,武汉大学开始西迁四川,空出了这片教授们居住的别墅,被国民政府所用,安排给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居住,政治部的三位正、副部长居住于此。19384月底,因为三厅副厅长范寿康的关系(范系武大教授),郭沫若夫妇得以从汉口大和街26号搬到武汉大学教授楼居住,编号为一区20号,与副部长黄琪翔相邻,与周恩来家为上下邻居,周恩来居上。郭沫若的住房是武汉大学张有桐教授的住宅,此前不久他随学校迁四川后空出。这是一幢三层的小洋楼,底层用作厨房和佣人居住,其上两层都有客厅、卧室、书房和浴室。站在月楼(阳台)上,可以眺望远处的山湖风光。

一区18栋别墅建造于19301931年间,是武汉大学珞珈山建校初期的众多建筑中的一部分。2001年,包括周恩来、郭沫若故居在内的一区18栋,连同同时期建造的教学楼、办公楼、大礼堂、学生宿舍等1930年代的全部各式建筑被冠名“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9年第11期,作者系武汉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