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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从同盟会员到中共党员

录入时间: 2022-02-28      浏览:174

邓正兵  谢忱  刘佳欣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璧伍。1886年出生于黄安(今湖北红安)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5岁开始在县城广善庵私塾随父跟读,10岁又随父到麻城县张煜村私塾读书。他学习刻苦认真,除熟读四书五经外,还经常翻阅家中藏书,向同学和亲友借来《三国演义》等小说和历史著作阅读。1903年,18岁的董必武赴黄州府应试,考中秀才。但是在参加科举考试中,他亲身感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官僚的反动腐朽,决心同求取功名做官的道路决裂,乡试前断然弃考回乡,在黄安县城一所高等小学任教。为了进一步深造,1905年春,董必武再次来到武昌,考入省文普通中学堂,10月入学,学制5年。在等待入学期间,他租住在武昌司衙巷一间私人小屋里。那时,距司衙巷不远的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阅报室,就成了董必武为寻求新知识每天必去的场所。


董必武

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著名革命党人刘静庵等人,阅读了大量宣传反满革命的书刊,萌发了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民主主义思想。因此,董必武十分崇敬刘静庵,后来常以刘静庵为自己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

1910年 10月,董必武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本想继续攻读,但因家庭经济困难,只得应了黄州府中学堂校长邀请,回乡担任该校英文教员。

1911年 10 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正在黄州府教书的董必武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无比激动,愤然割断头上的辫子,连夜赶赴武昌起义的前线,参加推翻清王朝、保卫临时革命军政府的激烈战斗。同年,董必武加入同盟会。不久,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董必武忧国忧民,他怀着追求真理的愿望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当他听说孙中山在日本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即怀着敬仰之心去谒见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

正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苦斗、先进分子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 2月,董必武到上海后,正当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上海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期刊、杂志如雨后春笋。3月,湖北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旅沪同乡公推董必武和张国恩驻会主持会务。此时,董必武结识了李汉俊。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1918年年底由日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回国,带回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文书籍。李汉俊住所与湖北善后公会隔街相望,他几乎每天来公会,与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交谈,热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俄的近况,并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在日本出版的介绍新思潮的新书刊推荐给他们看。董必武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所有找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他们4人几乎天天见面,共同学习,互相讨论,积极赞成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深入研究中俄两国革命道路的问题,反复探讨: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却不断地失败?”1919年夏天,董必武与张国恩、詹大悲等人由于经济上缺乏接济,生活异常清贫,为购买新书和维持生活,将蚊帐甚至身穿的布衫都典当了,有时仅剩下一条裤子和一件汗衫,只好把裤子每晚洗了次日再穿,长衫几人共用一件,谁外出由谁穿。但他们从不把这类生活上的事放在心上。

在上海,董必武经历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深刻感受到群众运动的极大威力。他认识到,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将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董必武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问题,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像俄国那样实行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革命。他总结孙中山领导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在于:不依靠工农而总是依靠军阀的路子不对头,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董必武认为中国的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革命党人要唤醒民众起来参加革命。因此,董必武决心从头来,接近民众,唤醒民众,打下革命的群众基础。他同李汉俊、詹大悲、张国恩商议,确定当前应当做两件事:一是办报纸向人民大众宣传革命,二是办学校以培养革命干部。

1919年 8月,董必武、张国恩返回武汉,拟办一个专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江汉日报》,并积极筹集办报资金,但终因筹款无着落,计划夭折。接着,董必武和张国恩、陈潭秋着手筹办学校。他们联合几位进步教师办学,校址就选定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的前清支郡师范甲丙堂旧址,开办经费全在创办人中募集。董必武因手中无积蓄,便将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典当了,又写信向在山西当排长的表弟张醉华借了一点钱,凑足了他作为创办人捐赠的20元开办费。经过大家数月努力,19203月,私立武汉中学终于筹备就绪,正式开学。第一学期有两个班,共100多名学生。

武汉中学是为革命而办的,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董必武团结所有进步教师,大胆创新,用革命的方法组织教学。学生的报考费和学费低于其他学校,便于贫苦子弟入学;男女生同校同班;国文教学文言、白话兼用,准许学生用白话文考试;设班主任,辅导学生自习和课外阅读;引导学生注意国内外时事,研究社会问题;组织学生会参与学校的校务领导等。为了克服学校经费上的困难,董必武带头不支薪,其他教职员也都是低薪或不支薪。全校只用校工一人,由董必武的外甥张培鑫担任,既是文书,又是收发员、事务员。许多校务劳动,师生一齐动手。这些做法,开启了湖北教育改革之先声。这所新型的学校吸引了鄂、豫、湘数县的工农子弟和进步青年前来求学,培养出一批革命人才。

董必武担任国文教学,除在课堂上注意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外,还经常选用杂志上的白话文为教材,宣传新思想,指导学生会主办《武汉中学周刊》,编写《政治问答》读本,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议论时事政治,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特别是19208月董必武、陈潭秋等建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他们更加有意识地学习俄国革命,武汉中学成为武汉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 2号)《新青年》编辑部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小组成员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领导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董必武当即约陈潭秋商量建党的问题,热切盼望中国实现俄国那样的工人之国的陈潭秋亦热烈赞同。他们两人进行了初步酝酿,然后又找包惠僧、张国恩作进一步酝酿。

这时,在上海入党的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派回到武汉组党。刘伯垂带来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他到武昌后,分别找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四人商议酝酿,取得一致意见,由他们五个人发起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刘伯垂还按照陈独秀的意见,找了文华大学校工郑凯卿,郑也表示愿意参加。

1920年8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的寓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刘伯垂、包惠僧、陈潭秋、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刘伯垂主持会议,首先介绍了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的情况,然后讨论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董必武、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等一致同意在武汉建立中共早期党组织,党组织建立后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工作。会议还讨论了党组织的生活制度,规定每周开会学习一次,每次会议由专人作读书报告或国内外形势报告。这次会议标志着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最初建立的6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标志着武汉先进知识分子经过长期艰苦探索,终于迈向无产阶级道路。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又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他们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董必武经常去讲课,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教育青年把学习理论与从事革命活动结合起来,要求青年学生经常到工人区去走访,了解工人的现状,支持工人的斗争。

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向工人群众通俗宣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董必武和武汉党组织成员还分别办起了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平民夜校、工人子弟学校和识字班等,董必武亲自到平民夜校给工人群众讲课,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他们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党组织成员和青年团员还通过学生的家长,在工人中进行串连发动、组织工会,逐步发展武汉的工人运动。

1921年 7月,董必武、陈潭秋被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的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以后,董必武把自己的一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21年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