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导航

“武汉雨花台”三烈士写大爱

录入时间: 2021-09-10      浏览:15

“武汉雨花台”三烈士写大爱(音频入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正式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便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作为当时大革命的中心,武汉笼罩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距武汉卫戍司令部不远的汉口铭新街余记里空坪,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刑场,包括向警予、夏明翰在内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此遭到杀害。余记里空坪因此又有“武汉雨花台”之称。

与向警予、夏明翰一样, 在这里牺牲的邓雅声、杜永瘦、卓恺泽三位烈士,在英勇就义前都留下了感人至深的遗书,字里行间既有对美好生活和家庭亲人的爱恋之情,更饱含着对劳苦大众和人间真理的大爱。生死关头,他们宁愿牺牲,也不愿背叛革命的事业和理想。

三位烈士牺牲时都非常年轻,邓雅声26岁,杜永瘦22岁,卓恺泽23岁还未到。

邓雅声是湖北黄梅人,牺牲于1928年2月19日。当时,任中共京汉铁路南段特委书记的邓雅声,到汉口向省委汇报工作,行前他明知有危险,仍毅然动身。由于联络点遭到敌人破坏,邓雅声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邓雅声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意志,体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

就义前,26岁的邓雅声给恩师熊竹生写下绝笔遗书《致熊竹生夫子书》,以后事相托。他动情地写道:“所念不敢忘者,只高堂老母耳,兼之芳年弱妹,红闺少妇,黄口孤女,茕茕诸息,皆为雅声一身之是依……言念及此,雅声心虽木石,亦垂泪如丝矣!”

尽管放心不下家人,邓雅声仍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他在遗书中写道:“求仁得仁,抑又何怨?”“今日之死,是所甚愿。”并附绝命词4首,其中的“饮弹从容向天笑,长留浩气在人间”“不死沙场死牢狱,三年埋血恨难平”,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肃然起敬。

杜永瘦是湖北荆门人,牺牲于1928 年3月。杜永瘦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战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之后,杜永瘦留在武汉从事党的秘密军事工作。1927年冬,杜永瘦任中共湖北省委军事科科长,不幸于1928年3月被捕。

在狱中,22岁的杜永瘦视死如归,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就义前两天,杜永瘦给临产的妻子裴韵文留下一封遗书。遗书全文700余字,字字铿锵有力,丝毫不见对死亡的恐惧。

杜永瘦在遗书中并未掩饰对家人的眷恋,他写道:“(母亲)孤苦一身,只剩我这个活宝贝,现在失掉了!是何等的伤感呵……还有我的小宝宝——我们爱的结晶,可怜他未出娘胎先失掉了父亲,无父之儿,将来谁人关照!”

但他告诉妻子:“这是我们最后的谈话了,光荣的死,我含笑,我快乐,你欢欣鼓舞地来欢送我吧,你应当告诉我的许多朋友我是怎样怎样的快乐,叫他们不要悲悼。”

1928年3月30日,杜永瘦就义于汉口余记里空坪刑场,时年22岁。

卓恺泽是浙江奉化人,1928 年3月,在上海工作的卓恺泽被委任为团中央特派员兼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赴武汉开展工作。

接到任命后,卓恺泽对妻子林文翠说:“武汉局势确如一幢将倾的大厦,但总要有人去支撑,怎能眼看着让它倒下去?就是必死,我也要去!”

卓恺泽偕妻儿来到武汉后不到两个月,4月19日下午,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当晚,敌人又抓了他的妻子和儿子。4月22日晚,卓恺泽在狱中给父母写下一封《绝笔书》,他坦然地写到了自己即将面临的牺牲,称那是“痛快而有意义”,同时又劝慰父母,不要为他过于哀恸:“你们一滴滴的眼泪,都会淌在我死儿的心上,使我不得安睡。”在文末,他表达了对革命前路充满了乐观:“你们安天知命地等着光明的来到吧!”

1928年4月26日晨,还不满23岁的卓恺泽被押往刑场。一路上他昂首挺胸,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直至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