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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炜臣 汉口的头号中国商人:宋炜臣与既济水电公司

录入时间: 2010-08-10      浏览:459

              作者  王钢 

 一、张之洞支持下的大展宏图

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和汉口燮昌火柴厂取得成功后,宋炜臣没有沉醉于巨大的成功和荣誉中,他凭借“对提创实业的喜好”,以一位青春鼎盛的近代实业家特有的锐气与见识,积极筹划,再展宏图。1906年,宋炜臣投资汉口水电事业,创办“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达到其一生之中事业的巅峰,挥写了武汉公用水电发展史上的历史篇章,推动了武汉城市的近代化市政建设。

近代化都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为大众服务的城市公用事业的发达。处于近代化起步阶段的晚清汉口,城市公用事业渐次兴起,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则表现在城市供电供水方面的起步。

汉口是全国内地最早用电的城市之一。1861年汉口开埠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东渐,一批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外资工厂相继在汉落成。当时,外资企业大都采用电灯照明,并备有配套的电力装置。1889年张之洞督鄂,开展洋务新政,兴办近代工业,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回应来开拓武汉的近代化事业。在洋务运动助推下,电力工业开始在武汉萌芽。张之洞筹办的练铁、纺织、兵工厂及铁路、营盘、军事学堂等都相继用电,其电力设施均供工业生产及官署办公所用。

继官办企业自建电厂之后,公用电气事业也开始在汉口萌发。据1906年汉口《关册》记载:“汉口洋商电灯公司于九、十月开市,英、俄及法租界始安设电灯,并首开路灯3盏,行家多有装点者,颇合用,并供给清水。”电厂位于汉口俄租界界限路(今合作路),总容量125千瓦,这是汉口有史以来第一家公用电灯公司,改写了近代汉口无生活用电的历史。其后,德、日租界依次建成电厂,各自供电。

然而“华界”街市内迄无电流供应,只有依靠煤油灯、菜油灯或少数汽油灯来照明。入夜之后,汉口租界灯火通明,华界则暗淡无光,人们遥望租界明亮的灯火,啧啧称奇之余,无不热切盼望。同时,汉口也没有自来水厂,除少数户主备有水泵外,无论中国人、洋人均需饮用浑浊的经过明矾沉淀或滤水器过滤的江水。为了生活用水,汉口每天下河挑水者川流不息,所经之处,日无干地,以致“九达街头多水巷,炎天时节不曾干”。生活用水,已成为人口剧增的汉口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汉口,华洋杂处,繁盛一时。作为新兴的公共事物,电灯、自来水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早为汉口千家万户所渴望。又因点油灯,容易引发火灾,频年大火,依靠挑江水或少量储水扑救,无济于事,兴建水电事业,确已刻不容缓。

提倡洋务新政的张之洞,顺应民情,对兴办公用水电事业,不遗余力,大力提倡。各国洋商以及买办巨商认为有利可图,竞相揽办。18981899年间,欧阳萼、郭步贤、王庭桢等三次向张之洞申请承办,均因“查无真实股本,不过影射洋股,希图渔利”,而遭批驳。另有张鼎坤、汪明源等联名请办,虽经张之洞批准,后又查出“全是指借洋股”,当即予以停办。张之洞以水电乃民生之大事,“关系国家主权,不宜妄招外人觊觎”,以致多年之间“皆无成议”。

为了支持“便民用,塞漏卮”的民族水电业,张之洞数度拒绝外商染指。张之洞的良苦用心和对民族实业的殷切希望,引起宋炜臣的关注。此时,华胜皮件号生意兴隆,汉口燮昌火柴厂如日中天。作为民族实业家,宋炜臣雄心勃发,图谋更大发展。面对汉口工商业日益发达、发展水电业已迫在眉睫的情况,宋炜臣当机立断,邀集朱葆三(宁波人,上海总商会会长)、万撝伯、王予坊、丁维藩、叶世濂、叶璋、蔡绍荣、朱士彬、胡敞、朱佩珍、蒋鸿林等浙江、湖北、江西三地11名巨商,共同发起组建水电公司,于19066月设筹备处于华胜皮件号。决定先集股30万股,每股10元,其中上海10万股,汉口5万股,再在汉口商民中征集15万股,总股本共计300万元。筹议初成,联名具禀张之洞,申请创办水电公司,并望给予专利。

宋炜臣等“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之举”,当即得到张之洞的批准。为表支持,张之洞不仅对宋炜臣兴办水电实业的要求全部应允,还从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以大力扶持,“由官提倡,应即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东”,并特许既济专利,规定汉口地区除租界以外,不得另设电气灯、煤油气灯、自来水公司。同时还批示“其用人理财诸事,官不干涉,以清权限。”

张之洞的扶植,坚定了宋炜臣创设水电公司的决心。为了助长声势,利于募股,宋炜臣又聘请巨商徐之棨、周鲁、张赓飚、赵凤昌、李坚、黄显章、朱文学等7人为发起人。作为民族实业家,如何将古老的中华文化融入到发电、供水这种西方近代化的公用事业中,一直是宋炜臣煞费苦心钻研的问题。《周易浅述》曰:“水在火上,则水火有相济之功,而其终也有相克之患。盖水能灭火,火亦能干水。思其患而预防,则相为用而不相为害。”“既济”者,乃水火相济之意。作为一家中国人开办的水电公司,“既济”既来自传统文化,又言明所办事业,可谓构思精巧。最终,宋炜臣取“水火既济”之义,定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既济水电——晚清中国民用水电事业的旗帜

19067月,汉镇既济水电公司在英租界太平路(今江汉路)正式成立,开收股份。所有认定股份之股东,“上海请向义善源庄、宝大庄、南市永昌元号,汉口向源茂隆、义源、万泰、公源、□裕、厚德、大丰钱庄、永昌元号交款”,[1]招集股本300万元,其中湖北省官钱局作为官方投资认股30万元。

宋炜臣出任公司经理,原“美最时洋行”买办王予坊(镇海五里牌人)担任协理。公司职员中,由张之洞任命监督官1名,从董事中选任总董1名、董事3-13名。公司内部设庶务所、书记所、会计所、材料所、机械所等5所为职能机构。190612月,拟定《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包括757节和名为职务分所的管理机构。既济水电公司的成立,是近代武汉城市市政建设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大事件,武汉公用事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和美好前景。

19068月,既济水电公司两厂同时破土动工,其效率之高和速度之快,令人讶然。公司原计划以60万元建电厂,240万元建水厂,聘请英国工程师穆尔设计和监督施工。然而,开工之后发现建设工程过于浩大,建设预算大幅超支,其中电厂预算增至100万元,水厂预算增至300万元,若加流动资金,早已超出既济公司300万元总股本。公司难以支付,股东会议决议增股200万元,以资弥补。虽经多方努力,仅募得股金46.5万元,资金缺口尚有150万,不敷甚巨。

无奈之下,宋炜臣与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联系,寻求借款150万元(合90万日元)。东方兴业会社当即表示同意,所借日款,期限三年,并规定了五项附加条件:各种水电机器、部件和零件,均须向日方购买;水电厂所用燃煤应向日方采购;工程技术部门,须聘请二名日籍工程师负责;财会部门须聘请日籍会计人员核算;专设日本账目一套,便于日方稽核。

在国力孱弱、列强肆虐的清末时期,民族资本家意欲振兴民族实业、创立一番事业何其难矣。面对日本人苛求的条件,为了不致事业半途而止,宋炜臣只好答应全部条款。因而,借款成立之后,即有日籍工程师原口、钱木二人参加进来。宋炜臣另接受日方要求,“兴筑汉上各国租界内自来水”。从此,既济水电公司无形中受到日本人的干预和掣肘。

1908年秋,历经两年建设,红砖铁瓦的两座欧式发电厂房,耸立于汉口大王庙汉江边(今利济南路与沿河大道交汇处)。既济电厂首先落成,占地580英方,装有500千瓦直流发电机三部,总装机容量达1500千瓦。其规模不仅比建厂稍早的汉口英商电灯公司以及其后继建的德商、日商电灯公司大了几十倍,而且在当年京、沪、穗、汉四大城市民营电厂中也首屈一指,占全国经营电厂总容量4449千瓦的1/3,居全国民营电业之冠。

既济电厂建成送电,当年即安装电灯1.8万盏,汉口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繁华市区,入夜一片光明,以往黯然无光的汉口夜色也因万家灯火的渲染而光彩夺目起来。这耀眼的灯光标志着汉口市民生活领域的一大变革,成为武汉近代市政建设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居功至伟的既济公司书写了迈向近代化的武汉城市进程中的历史一笔,而公司的创建者宋炜臣,也随着这明亮的灯光,享誉武汉。

作为出现于公共生活领域的新生事物,电灯具有煤油灯等所无法比拟的“免灯烛倾倒失火之患,又无臭味、无烟尘,……不用洗抹”优势,因而很快受到市民欢迎和社会追捧。1911年,汉口华界电灯发展到2.5万盏,代表近代工业文明的电灯在汉口已日趋普及。尤为一提的是,随着既济电厂的成立,清末民初的汉口繁华街道已开始安装公用路灯。据《汉口小志》作者的不完全统计,当时汉口街巷路灯“由警察厅设置者二百七十一盏”,另由“各善堂会社设置”者尚不计入。电灯的广泛使用,为汉口市民生活增添了不少近代气息,提高了城市文明格调与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了工商业的投资环境,促进了武汉城市的近代化市政建设。宋炜臣等筹设立的既济水电公司,在营造电气灯厂的同时,也兴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自来水厂。水厂设在硚口襄河岸边韩家墩宗关,占地1.5万余英方。该厂工程浩大,“有浑水池、滤水池、清水池名目”。

1907年末,既济水厂初具规模,水管已向市中心铺设,但作为水厂供水的配套设施水管地基尚无着落。宋炜臣呈请张之洞,获批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张美之巷口555英方基址。1908年秋,水塔动工,一年之后便告落成。水塔由英国人穆尔设计监造,坚固异常。1931年汉口大水浸泡水塔达一月之久,整个建筑依然分毫未损。水塔高41.32米,共计7层,在汉口一片低矮的民房间尤如鹤立鸡群,分外醒目。作为当时武汉的最高建筑物,水塔高度甚至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诚如《汉口指南》所言:“水塔计高英尺16丈,此塔系流转自来水压力之作用,人为胜境,直如天造地设。”

水塔外墙系红砖清水墙,呈八角形,精巧雅致。穆尔在设计中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八卦形状,与既济二字互为呼应。“塔作八卦式,……塔内铁水柱一,用机器吸水至塔顶,再由塔顶分布四旁以供居民之用”[2]。顶楼设有大铜钟一座,充任瞭望台。每逢汉口火灾,以钟声所响的次数来表示失火区域,向市民传报火警。水塔实际上已承担供水和消防瞭望的双重使命,“水火既济”之称实至名归。一个世纪以来,水塔引领一代建筑之风骚,见证着武汉城市的沧桑巨变。它不仅是“既济”水电的象征,也是近代武汉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和代表性的标志物,人称武汉的地标。

19098月水厂落成。9月水塔竣工,开始送水。时值炎夏,骄阳似火,可是既济公司新设的公用水站,却乏人问津。宋炜臣百思不解,经过调查,原来市民以为“洋机器水”喝了会生病。为消除市民疑虑,宋炜臣乃乘轿从公司出发,有意招摇过市亲临汉正街供水站,拧开水龙头,接满一杯水,说道:“各位父老兄弟,有人说,这机器水是“洋水”,还说这“洋水”有毒,我们中国人喝不得,喝了犯肚痛病,这是没有的事。本人宋炜臣,虽不是汉镇土著,但也是中国黄种……”,当众一饮而尽。同时他还承诺:“先行送用一月,概不收费”。宋炜臣喝“洋机器水”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和宣传效益,市民也由最初的消极拒绝转为主动接受自来水。宋炜臣自然成为武汉饮用自来水第一人。

既济水厂供水范围在歆生路以南,硚口以北,后城马路以东,面积约4.3平方公里,日供水量达500万加仑。以人均日耗水量50加仑计,其供水人口当在10万左右。“所有牌照及卖水章程,业经该公司总理宋炜臣君订定,呈请夏口厅备案出示保护。”从此,汉口老城区市民结束饮用浑浊江水的历史,喝上纯净的自来水,汉口也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成为全国最先使用自来水的地区之一。

既济水电公司还铺设通往汉口各租界的供水管网,承办了租界区自来水业务。租界虽然公用事业完善,但在既济水电公司自来水管进入之前,租界区用水也是直接从长江提取。租界区有3家电厂,仅英商电灯公司生产少量净水(时称清水),而无水厂。其原因在于因租界皆滨江岸,各租界均担心经营自来水难以获利。宗关水厂建成,所制之水将近1/2为租界所用。收取的水费,既济得其一半,余由租界工部局均分。租界区的自来水全部依赖于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实为中国人引为自豪之举。随着自来水的广泛应用,租界区逐渐出现了一些经营自来水和自来水器具的商店。特别区五码头的李泰兴、新庆里对面的宝华公司,俄租界汉成北里的美隆公司,法租界伟英里的汉华公司,英租界洞庭街的顾发利等均属于此。

既济自来水厂的设立,在当时中国,不仅时间上处于领先地位,在规模上更堪称翘楚。《夏口县志》对此赞叹不已:“吾国近时创办电灯之处颇亦不乏,惟自来水殊不多。观上海虽亦有此,其规模迥不汉口若也。”水厂建成,不仅使汉口大批市民喝上清洁卫生的饮用水,而且还有利于城市消防。各处消防龙及太平池布设,一旦火警发生,各处水龙可以闻声驰救,“意美法良,无逾于此。”

三、力挽危难,苦心经营

19111010,震惊中外的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它敲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覆亡的丧钟。不甘灭亡的清政府调集清军南下,与革命军在汉口展开激战。“武昌举义,阳夏交兵,水电两厂适当战线要冲,流弹雨集电厂,机房被击,办公房焚烧”。既济厂水电设备遭到破坏,营业大受影响。为使汉口迅速恢复水电供应,宋炜臣“不复念及身家,置生命于度外,躬冒枪林弹雨,奔走呼号于南北军之前,求鄂军督黎、汉阳司令黄与北军冯军统,将水电两厂划出炮线百丈以外。”

1030,清军冯国璋下令纵火,大火延烧三昼夜不息,汉口繁华之区化为焦土。既济公司的电杆、电缆、电线以及水管、水门等密布汉口的设施十之八九,损毁殆尽。前后花楼街以上、临近汉口租界的房屋未被殃及,公司电杆、电缆等设备,也因之未遭灰烬而幸免保全下来。宋炜臣目睹惨状,心伤不已,欲救无策。一日,宋炜臣亲率工人勘察被毁坏的线缆,忽然炮声响起,流弹袭来,猝不及防,三名工人中弹。其中二人轻伤,一人死亡。宋炜臣走在前面,幸免于难。

阳夏之战中,经营仅3年的既济水电公司损失惨重。水电输送设备多半损毁,直接损失68万余元。水电营业收入中断,营业间接损失达150余万元。公司日常开支,无以为继。工人薪金,无从发放。水电设施及电缆电线等设备无钱修护,公司经营陷于困境,一时难以恢复。

民国成立,宋炜臣“为谋扩张水电事业计,乃就军火焚毁之区,绘具图说,条陈建筑商场,赴南京禀请临时政府兴办。”内务部程德全总长对此积极支持,派员来汉勘察办理。然因政府财政困难,事情最终未成。1912年冬,宋炜臣亲赴北京,要求政府发给战争损失恤费,政府允给30年国债5000万元,用于汉口全镇损失赔偿。既济公司“分润恤款,亦得少纾债负。”最终北京政府仅拨付40万两白银作为汉口灾后的赈济款,既济公司的赔付又告落空。

为了挽救既济公司的生存危机,宋炜臣不惜以价值20余万元的私有地产作抵押,向日本正金银行贷款,重新架设电线,敷设管道,修复供电供水设备。与此同时,战前宋炜臣向汉口各洋行订购的,用于租界铺设管线的价值20余万元的水管水表和电缆等设备运抵武汉,公司无款付货。宋炜臣又以其个人资产30余万元作为担保,才取到设备,安设于汉口租界。公司在战争中损毁的水电设施,也同期修葺。经历艰难,水电两厂逐渐恢复生产,公司营运开始步入正轨。19137月,日债到期,日商催债。公司无钱偿还,势将破产。宋炜臣心急如焚,惟恐公司落入日商之手。宋炜臣多次到北京求得财政部出面担保,日方才应允延期偿还债务。

“至甲寅年全镇街市恢复,公司之电灯机力已满,又苦于供不应求,不能不添加机器,以图扩展。”1914年,汉口局势相对平稳,市场日渐恢复,水电供不应求。1916年,既济公司营业大有增长。为添置设备,扩大生产,宋炜臣再次向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借款100万元,使借款总额达到250万元,订期10年还清。既济公司负债经营,随时可能出现财务危机,而被日本人攫夺经营权。一心图谋公司发展的宋炜臣以此款扩充建筑,添置设备,扩充两厂规模。1917年购置2300500千瓦、60赫交流发电机1台及斯特林水管锅炉2台,年发电量439万千瓦时,用于向远距区域送电。次年水厂添置115匹马力的浑水泵马达船2部,增大压气起水机的容量。

因市区发展,人口增多,小机组已不足以满足社会需求。1919年冬,既济电厂购置美制1500千瓦、60赫三相交流机2台及大型拨葛柏锅炉2台,并添置500千瓦电动变流机2台,将原有直流发电机所发直流电变为交流电,与新机并列运行。配电方式则采用单相三线式,从而使耗煤量大为降低。至1920年冬,全部改为交流供电,发电设备容量共5000千瓦,年发电量约600万千瓦时。1921年又添置奇异1500千瓦交流电机1部。

19161921年,既济水电公司营业最盛,盈余亦半,是为公司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汇暴跌,日元对银元比价贬值一半。宋炜臣乘机筹措华资,购买日币,提前偿还了全部日债,并辞退公司日籍人员,摆脱了日本人的无形牵制。甩掉债务包袱的既济公司轻装上阵,经营渐入佳境。

在宋炜臣众多的实业中,既济水电公司无疑是其人生历程中最大的成就。公司无论是在筹建过程中,还是在营运及发展过程中,饱经坎坷,而最终渡过难关,不断成长,应归功于宋炜臣的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与勤勉睿智。

作为既济公司的发起人,宋炜臣深知水电事业创办之不易。他采取股份制多元融资,上海筹集一部分,汉口有名望有实力的商人筹集一部分,民间筹集一部分,加之张之洞资助官银30万两,解决了公司的资金来源。实行股份制的既济公司股本结构合理,资产较为优良,红利分配写进公司章程,公开透明。宋炜臣以为股民负责的态度,将公司上面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确保了公司的凝聚力。

在经营既济公司的过程中,宋炜臣不仅注重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也着力实行严格而富有成效的管理机制。清末民初,政府尚未设立主管电业的行政机关,对电业也未加注意监督,任其自由发展。因此,既济公司实际上享有独立自主的经营管理权。公司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能,仅受公司章程制约,这为宋炜臣提供了实行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的空间。他建立法人治理机构,实施扁平化管理。从成立之初,既济公司即规范运作,股东会、董事会、执行层职能明晰,实现公司的高效运作。公司机构简洁,人员精干,最高行政领导只设总理、协理各1人,包括机务、洋务董事、查帐总司、工程总司、帐务银钱总司、水电司务共为55人。电厂管事1人,职员6人,工匠53人;水厂管事1人,工程技术人员8人,工匠102人,共为111人;水塔6人。严格分工,各负其责,收到用人少、办事多的功效。

应对政治趋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既济公司先后对劳资妥协之条件、董事会会议规则、董事会监察人暨经理等办事细则的制定,员额的编制,预算的规定,五金材料及煤炭买进采用招标办法等,均制订章程,以期“规圆矩方”。其他业务运作,每星期由经理召集各处主任、股长及工程师开业务会议一次,以谋事权的统一。各处职员的工作,每日须呈报经理。每周业务工作,经理须呈报给董事会;每月的业务情况,经理须汇报于董事会;每年的营业状况,董事会须汇总呈报于官厅及股东大会。

宋炜臣平日工作,注重高效,在清末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兴建如此规模的电厂水厂,架线铺管数百里,仅仅用时3年,实属难能可贵。为了确立既济公司的优势经营地位,宋炜臣极力争取到政府支持。晚清湖北政府为此下达批文,仅允许既济公司向汉口区域进行供电,其他公司,特别是外商不能进入。面对既济公司生存维艰、资金匮乏的困境,宋炜臣多方奔走,筹资借债,甚至不惜以私产作抵押,竭尽全部心力。在宋炜臣运筹帷幄之下,1920年公司固定资产已达1000万元。1923年,既济以历年盈余利益,合成1534060元,分给各股东,以红利、股息为股本,转填股票,使公司股本增至500万元。到1926年,公司除资产增值和偿清债务外,还积累盈利480万余元。其发电设备总容量,亦由1500千瓦增至10500千瓦,年发电量上升到2114万千瓦时,满足全市用电有余。

综合而论,既济公司创办的意义在于,其一,它开辟了汉口最早的机械化供水系统,是武汉公用电业的发端;其二,确立了武汉公用电业创办初期的民营商办性质;其三,奠定了既济公司在全国公用电业发展规模和经营业绩前列的地位。尤其是既济公司革新了武汉市政事业,推动了城市消防系统的建立。1918年,既济公司的水电已在汉口普遍供应,自来水的管道也纵横成网。全市街道两侧,在一定的距离内都设有水门,凡有紧急用途,只需水门打开,便可用水。同时又有汉口最高建筑物水塔作为瞭望台,城市消防由此具备极为便利的条件。

既济公司还提升了城市文明生活。清末民初,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引入,汉口城市文明日益显现,市民的价值取向也因之发生变化,趋时求新成为人们日益普遍的行为方式。电灯、自来水的应用与普及,不仅为汉口市民追求及享受近代物质文明准备和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且标志着汉口这座城市开始崛起为繁荣开放的近代大都会。

从华胜到燮昌,再由燮昌到既济,宋炜臣步入其事业的巅峰。而这段时间,也是汉口从传统的商业社会向近代工业化转型发展的变革时期。随着甲午战后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高涨,以及张之洞“倡办实业、振兴实业”的政策引导,一股强大的“以民族工业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思潮激荡着武汉。以宋炜臣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兴建近代工厂,参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运动,形成蔚为可观的工业化投资浪潮。至辛亥革命前,武汉地区的民族企业一跃发展到120多家,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近代工商业中心。

从第一届至第五届,宋炜臣连任汉镇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19214月,宋炜臣辞去既济公司总经理职务,改由万撝伯接任。在此之后,既济公司在人事、经济和设备、业务等方面,多有变化与扩充。北伐战争以后,宋子文插手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于1937年兼任董事长。1938年武汉沦陷,水电二厂皆沦落于日本人之手,至解放前二厂仍是汉口唯一的公用自来水厂和火力发电厂。

解放后,既济公司回到人民怀抱,成为服务于武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公用企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既济公司承继昨日的传奇,正续写着武汉城市公用水电发展史上新的辉煌。


 

本文摘自《汉口宁波帮》第一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