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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买办与汉口对外贸易:汉口的洋行与买办

录入时间: 2010-10-27      浏览:609

        作者    杜宏英 

洋行和因此而生的买办,甚至买办阶级,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中一个独特的现象,他们曾经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在近代商业活动中,宁波人不仅以善经商闻名于世,而且也以盛产买办而备受世人关注。著名者如上海的虞洽卿、朱葆三、天津的王铭槐等,皆为买办界的翘楚。中国工商业巨子,上海朱葆三甚至“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葆三一封信”之说。汉口作为中国内陆的开放口岸,在外商云集,买办兴趣之时,拥有敏锐头脑的宁波商人,不失时机加入武汉买办行列,周旋于中外商人间,奔波于各行各业里……在为个人迅速积累财富的同时,也为武汉近代贸易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第一节  汉口的洋行与买办

一、买办及其买办制度

“买办”一词原是中国固有的名词。在明代,人们将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称为买办,后来,凡在官府从事采购的人员都相沿称为买办。清初广东通商,很多外国商人云集于此,早期来华进行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对那些原来在广州商馆中专门为他们出售产品、采购土产、包办货运的办事人员,称为Comprador。葡萄牙语“comprador”意为“采购者”,中国人又译为“康伯度”。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大量外国的洋行进入中国,康伯度(comprador)人数增加,称呼沿袭,但其职能也从为外商服务的仆役头目,发展成为洋行业务的代理人,成为一个新的商业阶层。为时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远不是原来的comprador了,于是“康伯度”这样的叫法渐渐的被一个新的名词取代民,那就是:买办。这种贸易的不断扩大,逐渐演变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买办。

买办的出现并非偶然, 1842年鸦片战争后,当中国的大门在列强坚船利炮的炮轰下被迫打开,外国商品如潮水咆哮而至,以英国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工业革命的积累,加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或在中国设立洋行、工厂,或倾销工业产品,梦想能在一夜之间获取中国的财富,成为巨富。甚至许多外国商人 “一想到要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欣喜若狂,不能自已。英国驻华公使兼驻华商务总监璞鼎查当时公开预言:“倾兰开夏纱厂的之出口,以借中国一省制袜之需,犹恐不足。”英国商人拼命地将棉纺织品运往中国,并且还运来了钢琴、睡帽、刀叉餐具。

然而事与愿违,因语言、货币、度量衡、东西方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西方商人来华贸易,障碍重重。且似外国人为“蛮夷”的中国普通百姓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接受西方的生活理念,更不用说体现西方文化的日用商品。于是商品大量积压在中国的港口,最后不得不抛售,有些甚至连运费都不足。

交流的困难和中国人的排他性,严重阻碍了洋货的进入,外国商人瞬间暴富的幻想迅速破灭,为避免商业贸易的盲动性,减少彼此之间的贸易摩擦,迫使外国商人不得不雇用有经验的中国人充当买办。正如一个有亲身经历的外国人所说:“没有中国助手是永远做不成生意的”。他们采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雇佣中国商人,通过他们达到其销售产品的目的。于是这一“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 的买办阶层在中国就顺时顺势诞生了。

买办又称为“华经理”, 在欧美等国洋行的买办被称作“西洋买办”,在日本洋行里的买办则被称为“东洋买办”。 无论是“西洋买办”,还是“东洋买办”在洋行里均有“买办间”或“华经理账房”,雇有账房、跑街、管仓、报关、分庄等人员,最多者达上百人。其办公费用除由洋行拨给少数固定金额外,其余由买办自行开支。买办从洋行领取薪金,但更多的收入是佣金。一般按销售额的1%2%提取佣金,买货时还可以向被收购货物的一方收取2%或更高的佣金;如出庄到产地收购,则由洋行加付“手续费”。此外,买办还常常采用高报收购价、以少报多以及涨价等手段谋取额外利益。

买办是职业交易员,其职责是代理洋行与华商做交易,代理进出口货物的销售与采购,代理洋行的货币兑换、银两估色、度量衡换算和缴纳关税等业务,调查了解市场行情、提供翻译服务等。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洋商有着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依附于洋商,仰洋人之鼻息,在夹缝中求得生机;另一方面又与洋商勾心斗角,耍手腕,斗智斗勇,抓住一切机会为自身谋利益,就在这种相互利用的过程中,洋商财富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成为巨富;买办则通过服务,从洋商手中抽取佣金,通过在买卖交易中赚取差价的腰包一天天鼓起,势力逐渐强大,最终摆脱洋商,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者肇始及鼎柱。

二、迅速崛起的汉口对外贸易

自清代中叶以来,国外的日用工业品,当时称为“舶来品”,已经逐渐由海道经广州进入汉口市场,但品种、数量都极有限,对整个市场影响不大。1856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汉口成为第二批开放口岸之一。1861427日,上海英领事署单方面公布《扬子江贸易章程》,宣布“汉口、九江辟为商埠,设置领事”。从此,汉口在“西风美雨”的薰染下,从封闭走向开放,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礼,走上了一条从封闭的小农、作坊经济向近代化商业转变之路。西人在此辟租界,设洋行,开工厂,同时从上海等沿海及商业发达地区带引来了一批商业俊才,汉口商业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汉口开埠后,英、法、德、日等国商人相继来汉开设洋行,他们通过买办在汉口及邻近省份推销机制棉布、日用百货、染料靛青、五金器具、交通器材等新型商品。与此同时,上海一些洋货商号,为打开长江中上游地区巨大市场,络绎不绝来汉设立分店,并直接从上海输入日用工业品。在中外商人的努力经营下,汉口新式商店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外国商品充斥货架,如华洋杂货、搪瓷口杯、料器玻璃、香粉香皂、钟表眼镜、唱机乐器、皮鞋皮货、染料业、无线电行、化工原料行、机制油漆业、汽车行、车辆零件行、仪器行、电器电料等,汉口成为内地经销和转口进口商品的最大商埠。汉口的对外贸易,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跃居为全国第二大商业贸易中心。

1862年江汉关正式开关,标志着汉口对外贸易的开始。据海关报告统计:从1862年到1896年,三十四年间汉口口岸进出口总额年平均3534.7万关两,仅次于上海,位于天津广州之上,居全国第二位,其中棉纱、洋布的进口量主茶叶、畜产品的出口居全国第一。1882年,煤油进口50万加仑,1891年增到575万加仑,“十年来进口量增长达12倍之多”。“1889年,外国棉花进口量达70000担”。“另有一大宗进口商品为食糖,1891年较1882年增加约84%。”1895年进口棉织品652.371万关两,棉纱443.23万关两,毛织品136.45万关两,洋货进口呈上升趋势。土货出口也出现最满意的状况,牛皮出口已发展起来, 1888年达78000担,大麻出口也有增加,丝已成倍增长,漆十年来出口约增50%1891年达9900担。

1897年汉口口岸外贸进出口超过7000万关两,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贸易总额的12.04%,几乎接近上海。到汉口来经营外贸业务的外国公司,即洋行,也从1891年的27家增加到1901年的66家,到1905年即超过100家,国家则有英、美、法、德、意、俄、日、奥、荷、比、西、葡、丹、挪、瑞典,以及印度、菲律宾、土耳其等近二十个。汉口沿江一带,银行、洋行鳞次栉比。到1928年外贸总额达到2.8亿关两,国内贸易达到4.23亿银元,都仅次于上海。可以说,在近代一百年间,汉口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最大的外贸和商业中心。

三、汉口洋行及其买办

如此活跃的中外商业贸易,脱不了“别成一业”的买办在其中运筹帷幄。恰是因为他们的奔波与作为,武汉的商业才能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才能使“大武汉”的称号名扬天下,也才能有今天武汉的商业面貌。而这其中就有众多宁波买办的手笔。

洋商在汉口经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40年代,当时即有瑞典和挪威商人来汉经商,但规模很小。进入19世纪后,俄国商人也来到了汉口,“约在1850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到1861年3月7日,英国官员威利斯就带领上海宝顺洋行行主韦伯等约十人,乘英国火轮船驶抵汉口,从此外国商人大规模进入汉口,揭开了武汉近代商业的序幕。

韦伯驶抵武汉,在汉口租栈,虽未正式经营,然此为洋商在汉设行之始,随后洋商大批蜂拥而至,纷纷设行为商,所开洋行以几何级的数量不断递增,甚至呈泛滥趋势。“洋行”实际是指西方列强在我国通商口岸设立的经济组织的通称。据不完全统计,1892年汉口有各国商人45户374人,1905年增为114户2151人,最多时250户,其中日商有74户,英商57户,德商54户,美商有22户,法商有20户,俄商有8户,丹商有5户,印商有3户,葡萄牙、菲律宾、瑞典各1户,如英商怡和洋行、安利英洋行、沙逊洋行,德商礼和洋行、美最时洋行、瑞记洋行、嘉柏洋行,法国永兴洋行、立兴洋行,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以及后来的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和日商日清汽船公司等。

其后,洋商又进一步利用内地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开设工厂。其行业从开始的茶叶、蛋品、榨油、面粉加工扩展到冷冻、烟酒、棉花打包、冶金、电力、机械修理、建筑工程等,其中较有名的有俄商顺丰茶厂、德商和记蛋厂、英商英美烟厂、日商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等。这些洋行经营范畴很广,包括进出口贸易、土特产收购、洋货销售、航运、房地产、出口加工、交通等。

就拿最早在汉设立的英商怡和洋行来说,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1832年于广州设立,经营中、印、英之间的贸易。1862年在汉口设分行,并统管芜湖、九江、沙市、宜昌、万县、重庆、长沙、等地分行业务。怡和开始主要经营轮船业,在武汉建有码头、堆栈,有“汉口”、“汉阳”两艘趸船,源的、昌和、吉和三艘轮船,到后来增至20艘,行驶于武汉、上海、长沙、宜昌之间,在华中沿江港口及湘江口岸都设有分支机构。在航运业蓬勃发展之际,怡和将营业范围扩至丝、茶出口贸易,缫丝、纺纱、房地产、公用事业等业务。此外,他们在英国领事的庇护下,还从事鸦片、军火贩运。该行还有贸易部、银行部和保险部。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下,怡和总资产增至500万两以上,被人称为“洋行之王”。怡和洋行能在短时间内在武汉站稳脚跟,继而取得成功,买办陈仙洲、宋俊臣、陈巨川、郑文换、邵昌陵、陈子西等在其间可谓劳苦功高,作用巨大,正如一个有亲身经历的外国人所说:“没有中国助手是永远做不成生意的”。

汉口出现买办虽晚于广州、上海,但发展却很迅速,象陈仙洲、宋俊臣等有作为的买办不胜枚举。还有如茶叶业的刘辅堂、刘子敬、唐寿勋、唐朗山,棉花业的胡敬云、王森甫,蛋品业的郑悟初、杨坤山、黄厚卿,桐油业李铣父子、王柏年,糖业陈显、倪端方、费实甫、朱竹山,烟公司的刘立诚,匹头业马筱庵、胡敬之、喻春培、汪继先,石油业刘献生、涂坤山、丁慎安等,另外还有黄浩之、胡岂永、姜德英、范锦堂、闵绍骞、藩恕安、陈赓堂、王蔼臣等。汉口的买办数至少超过500人。汉口的买办逐渐形成了广东帮、宁波帮、湖北帮三大买办集团。作为三分天下的宁波籍买办则更以精明、诚信、灵活闻名于武汉买办界,他们优秀的表现为中外贸易架起一座座桥梁,不知有多少洋货经他们之手运到中国,又有不知多少中国土特产经他们努力而运销世界各地,他们为中国早期对外贸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事迹虽然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他们精明强干、游刃有余的商业才能至今仍令武汉人乐道。

 

注:本文节选自《汉口宁波帮》第五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