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导航

江城“五四”风暴

录入时间: 2021-04-02      浏览:16

王钢

百年前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1919年5月4日,因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感到不满,3000余名义愤填膺的北京学生聚集天安门,高呼“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在集会后举行游行示威。5月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群起响应。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由此爆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五四运动的狂澜由北京迅速席卷全国,又波及到华中重镇武汉。5月6日,《大汉报》在头版报道这一消息,并发表短评《中国可以不亡》,指出“国势危急之秋,人心尚未死绝,攘臂一呼万山响应,中国或可不亡”。当天,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恽代英奋笔写下《勿忘五月七日之事》,呼吁有血性的炎黄子孙勿忘国耻,奋起抗争,并连夜和学生林育南赶印出600余份传单,于5月7日国耻日(即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中华大学运动会上广为散发,引起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响。

走在这次斗争最前列的,正是那些受到新文化思想洗礼、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莘莘学子。5月17日,武汉地区26所学校联合起来,在中华大学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以热忱爱国联合感情为宗旨。聚合成强大力量的武汉各校学生3000余人,于18日在武昌举行第一次示威大游行。队伍所经之处,“还我青岛”、“灭除国贼”、“抵制日货”的口号响彻云霄。阅马场上,奥略楼前,紫阳湖畔,处处飘散着激越人心的爱国传单。市民无不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和振奋。

   1919年5月24日,《民国日报》报道武汉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

随着斗争愈演愈烈,学生游行示威一浪高过一浪。5月31日,武汉学生联合会为了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的总罢课,决定于6月1日起采取统一行动。面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湖北督军王占元惶恐不安,于6月1日凌晨派出军警封锁各校,严禁学生外出。爱国学生不为所惧,大门出不去,有的从高墙上一跃而下,有的则破墙而出。他们冲开军警的封锁线,汇合成一股游行示威的洪流。王占元急令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镇压。这血腥的一天,30余名武汉学生被刺伤殴伤,数十人被捕,史称“六一”惨案。一名外籍教师被中国学生的爱国行为所震撼,感慨地说:“中国学生如此血性,实与前德国学生无异,不出二十年,中国其必强乎。”

暴力并未摧毁学生的意志,反而使他们更加斗志昂扬。6月3日,中华大学学生不顾禁令,再次上街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又遭保安队镇压,4名学生重伤,5人轻伤,7人被捕,酿成“六三”惨案。中学部学生吴序宾被殴伤,口吐鲜血,在抬往医院途中气愤地呼喊:“这是学生为国的下场!”

接连发生的两起血案,点燃了武汉社会各界的怒火,也引发全国性抗议和谴责。国家危亡之际,学生爱国何罪!武汉学生联合会在致湖北省议会请愿书中,沉痛写道:“呜呼!哀莫大于心死,痛莫痛于国亡。”武汉舆论界谴责政府当局暴行,《大汉报》直言“军人之愚蠢,政界之黑暗,全国阴森,直同鬼域”。汉口总商会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经恽代英、施洋等人的组织和推动,6月10日汉口数十家商店率先罢市,影响所及,商人罢市很快遍及三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随之而来,“三罢”斗争在江城汹涌澎湃。


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恽代英

武汉人民的坚决斗争,迫使王占元释放被捕学生,查办镇压学生的警务官员,并向北洋政府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去电,要求拒绝签字。迫于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北京政府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至此,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转折点,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武汉五四运动是全国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武汉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洪流中,一大批武汉先进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成为领导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特别是武汉工人积极投身这场运动,使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广泛传播,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武汉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为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成立在思想上和人才上作了必要准备,武汉很快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之一,也成为国内较早成立早期党组织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