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导航

历史文献中的武汉中元节俗

录入时间: 2022-09-03      浏览:11

王钢

农历七月十五日是中国传统祭祖节日。道教称中元节,佛教谓盂兰盆节,民间俗称“七月半”“鬼节”。历经上千年积淀,盂兰会、放焰口、烧包袱、放河灯……一系列流传至今或嬗变消逝的传统习俗,使武汉中元节俗既显丰富多彩,而又不断变迁。

让我们走进历代文人笔下的文献著述,从中追寻武汉中元习俗的文化脉络,勾勒异彩纷呈的中元节历史图景。

中元节由来

在古代,中元节被称为“秋尝”“尝新”“荐新”。荐新祭祖可谓中元节最早的节俗内容。西汉理学家戴圣在《礼记·月令》中写道:“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古人有春夏秋冬“四时之祭”的习惯,农历七月十五日正值四时祭祀中的秋祭,也恰逢瓜果谷物新熟之际。人们将刚收获的谷物果品制成供品,作为奉祭先祖之用,以示“尝新”。

其后,佛教徒为了追荐祖先、超度亡灵,于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以解亡人之苦。“盂兰盆”为梵文音译,意为“救倒悬”,缘自“目连救母”的佛教故事。佛陀弟子目连发现其母死后在地狱受苦,如处“倒悬”,求佛救度。佛陀要目连在七月十五众僧夏季安居终了之日,备百味五果,供养十方众僧,让众僧为目连母超度饿鬼亡灵,终于使其解脱。自南朝梁武帝时始设“盂兰盆斋”,盂兰盆会(盂兰盆节)在佛教界日趋盛行。如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所言:“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除施斋供僧外,后世寺院还举办诵经法会、水陆道场、放焰口等活动。

中元节的称谓,源自于道教的三官、三元之说。道教尊崇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其各有责司。古代以一、七、十月之十五日分称上元、中元、下元,三官的诞辰即为三元日。南朝《梁元帝旨要》载:“上元为天官赐福之辰,中元为地官赦罪之辰,下元为水官解厄之辰。”中元地官的诞辰为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便作为道教的中元节,又称地官节。

自佛教盂兰盆节和道教中元节出现后,秋尝祭祖的儒家仪式与这两个节日逐渐交融,祭祀先人和超度亡魂野鬼合而为一,最终演化为儒教、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等融合的产物,即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祖大节——中元节。

盂兰会

中元节在上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较固定的风俗习惯,如盂兰盆会、焚烧纸钱等。武汉亦不例外。据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汉阳县志》记载:“中元日,俗以冥镪包箦袱以荐先,或就浮屠建盂兰盆会,资其超拔。”即中元节,人们烧纸钱以祭祀祖先,设盂兰盆会以超度亡灵。1915年徐焕斗的《汉口小志·风俗志》也称:“十五日为中元,祀先祖,谓之鬼节。浮屠氏设盂兰盆会,以荐亡者。道家以此日为地官赦罪之辰。是日,僧道满街,纸钱遍地。”这时的武汉,香烛店铺生意兴隆,那些积善人家到处烧钱化纸,向鬼布施。戏园子上演应节戏《目连救母》。一到夜晚,人们敲锣打鼓送河灯、街头巷尾讲“善书”(劝人为善)。

自农历七月初一起,武汉各寺观庙宇就兴办盂兰盆会(又称盂兰会),开设水陆道场,举行斋醮仪式,诵经设斋,礼佛拜忏,焚香烧纸,追荐亡灵。也有善堂或施主捐款募资“请僧道作会场,以荐亡者,曰放焰口”。武汉寺院大办盂兰会的情景让清末沈子星大加感慨,专门写下一组十二首汉口盂兰会竹枝词,譬如“台中高坐地藏王,指甲轻弹瑞露浆。不信暹罗人迈众,法能度鬼与超亡”;“帽戴毗卢着锦裟,无非东土一僧家”;“僧道两门偏解事,恭邀首士早开筵”;“丝弦班里夜筵开,施食街前搭地台。同是一般音乐奏,人增欢喜鬼含哀”等,为我们还原了清代汉口盂兰会的情景。

人们在路旁搭台设坛,台上供奉普度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地藏王法相庄严,手指轻弹洒下祥瑞的露水,施展法力超度亡灵孤魂。法器和鸣,梵音悠扬。金刚法师头戴毗卢帽,身披华丽袈裟,拈香礼佛,登坛上座,带领众僧焚香礼忏,口念真言,讽诵经典,荐亡超度,然后把食物撒向四方,施食以济孤魂野鬼。这种仪式俗称“放焰口”。

放焰口又名瑜伽焰口,是施食饿鬼、超度亡魂的佛仪之一。焰口为佛经中饿鬼的别名,其形枯瘦,咽细如针,口吐火焰,食物到口即化为火炭,受尽饥饿煎熬。佛陀弟子阿难为免自己堕入饿鬼道,并使诸饿鬼解除痛苦,请求佛陀帮助,佛陀故为饿鬼诵经咒。武汉富裕之家为使亡故亲人安定无忧,中元节请僧道来家里施放焰口,以示悼慰。民国《新辑汉阳识略》即称:“富者或请僧道放焰口。”清中期,寓居汉口的叶调元写下他眼见的放焰口景象:“瑜伽焰口放中元,尺五长幡大路边。”僧人为饿鬼亡灵诵经念咒,使之得到超脱,往生天界,永离苦海。一尺五长的经幡挂满街道,烘托出浓厚的中元节日氛围。

中元节期间,武汉寺庙道观举行盛大的法会,由此蒙上鬼神信仰的神秘色彩,不仅“鬼气”过于浓重,而且大操大办耗资不菲。而现实世界则是另一番模样。“楮帛焚烧一片红,河边巷口趁秋风。茅棚多少人枵腹,妻泣儿啼破袋空。”在沈子星的笔下,这边烧钱化纸祭亡魂,火光连成一片红;那边却是汉口棚户穷人寒无衣,饥无食,妻泣子号。“汉阳古寺号归元,僧众焚修不出门。进项千金当七月,为他每夜济孤魂”。归元寺僧众中元节大门不出,只在庙内静坐修炼,接受施主布施,念经拜忏,以济孤魂,以致寺院月入千金。沈子星为此有感而发:“不是孤魂济不宜,何时听见鬼啼饥。”

1949年后,政府倡导科学文明,破除封建迷信,武汉中元节法事活动一度式微。作为民间祭祀祖先的节日,中元节在古代也称“孝亲节”,蕴含着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为发扬慎终追远、孝亲报恩的传统美德,同时祈愿天下和顺,国泰民安,归元寺、宝通禅寺等武汉各大寺院现仍举办盂兰盆法会、瑜伽焰口法会,不少武汉信众和游客也到场祈福。

烧包袱

俗话说:“七月十五是中元,地府开放鬼门关。阴间一年放假日,祖先灵魂回家园。”据传农历七月一日至十五为鬼的假日,阴间地藏王开鬼门,各路野鬼亡魂放假省亲,返回阳世接受亲友的奉祀,此时便成为人们祭奠新、老亡人之期。中国人对祭祖格外看重,莫不虔诚,郑重其事。过去武汉居民多在宅内设神龛,上供列祖列宗牌位。中元节期间,各家各户为恭迎祖先亡灵,将神龛灵牌整治一新,各种祭品摆设齐全,全家老少衣冠整齐,神情庄重,焚香燃烛,烧化纸钱,跪拜行礼,祭奠祖宗。

尤值一提的是,武汉人无论贫富,都要购买纸钱、金箔,将其折叠成纸锭,装入厚纸袋中,上书亡人生辰年庚和姓氏,晚上在门前屋后或街边巷口僻静处,用石灰画一圈(一般圆圈留一缺口,口对逝者埋葬方向,示意让逝者收到所烧之物),在圈中焚烧纸钱冥物,据说可防孤魂野鬼掠去。主祭者一边尊称亡人身份,口念“请列祖列宗保佑子孙平安吉祥”“祖先前来拿钱”之类祷语,一边将纸包和着纸钱焚化,让逝去的亲人得以享用,谓之“烧包袱”。同时,还要为无家可归的孤魂烧上一包。

武汉民间“烧包袱”祭先人的风俗,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中展现无遗。词云:“终岁何曾祭祀供,中元包袱万家同。鬼如求食应伤馁,此地休来做祖宗”,并注解“楚俗终年不祭,惟七月则各家烧冥钱,用大封包锭纸,分题死者之名于上,谓之‘烧包袱’”。冥钱即纸钱(武汉叫钱纸)。“锭纸”即用锡箔或裱上金属薄片的纸糊制成银锭状的冥钱(武汉叫金银锭)。把钱纸和金银锭封在纸包里,形如包袱状,再烧化以给亡魂寄送银钱,故形象称之为“烧包袱”。烧包袱也称作冥袱。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江夏县志》即云:“家各以纸裹楮钱焚之,曰冥袱。”“烧包袱”时间不固定于七月十五,七月初一至十五日均可。1926年《武汉快览》写道:“自朔日以来至望夕,家家烧包袱,整治酒肴,以供先人。”

《新辑汉阳识略》曰:“民间从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五日止,任择一日,备菜肴酒饭供祭祖宗……家家重视此祭,远道必归以参加。”对于前来祭拜的客人,则“接客吃胙肉(祭祀时供祖的肉)”。新亡人必于初十日以前供祀,至中元不再祭,“传为新鬼先返故也”。

中元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1921年《湖北通志》指出:“女之出嫁者,皆迎归饮福。或遍邀亲故,群聚宴会。谚云年小月半大,可知其所崇尚矣。”出嫁女子要回娘家过月半,一为祭祖,二为省亲。全家祭祀完毕,相聚一堂就餐,称“吃包袱饭”。施给无主孤魂的,使其早日投胎转世,叫“泼水饭”。1933年《武汉指南·礼俗方言》谓:“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又称鬼节。在此半月中,家各祀祖先,焚纸化锭,设席致祭。然后家人团聚而食,谓之吃包袱饭。”可见中元节不仅亡人回家“团圆”,生人也要返乡祭祖,祭仪式中慎终追远团聚吃饭中感受亲情。

中元之日,武汉追祭先人的传统延续不衰,而如今已不如过去那般讲究了,在家摆神龛设供大多无存。烧一桌好菜,摆上杯筷祭祖,也是对祖先的怀念。“烧包袱”之俗也逐步简化,仅余焚化钱纸,以表达对先人的追思。

放河灯

旧时中元之夜,武汉盛行放河灯习俗,以照“幽冥”,超度亡灵。有的人用纸剪成莲花等形状,有的直接采来荷叶,上放蜡烛或灯油灯捻,点燃后放入河流之中,任其顺水漂流而去,谓之“放河灯”。把灯具点燃后置于陆地上,则称为“放路灯”。河灯因多形似荷花,又名荷花灯或莲花灯。清同治八年(1869年)《江夏县志》记载:“七月初一至十五日,僧道作盂兰盆会。糊纸为盏,注油燃灯捻,曰莲花灯,承以芦苇置水中,云照幽冥以度鬼……或于陆地施放,则曰路灯。”

“一下锣声灯一盏,果然遍地涌金莲”,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描写的就是“放路灯”习俗。伴随着操办法会的僧人一记锣声,随行之人就在路边放一盏河灯。一盏盏河灯闪亮于街头巷尾,好似一朵朵金色莲花从地下喷涌而出,其用意是为鬼魂照亮回家之路。无独有偶,沈子星也作有汉口竹枝词“一下锣声一盏灯,满街烧得亮如星”,与叶调元竹枝词互为印证,足以说明清代武汉中元放灯习俗之盛。“河灯一盏五文钱,底事街坊尽力捐”。沈子星另一首竹枝词道出了原来亮如繁星的满街河灯,有赖于街坊邻居不遗余力的捐助。

武汉三镇中,武昌观灯赏灯的绝佳地是黄鹤楼,“黄鹤楼上看河灯”甚至成为武汉人的一项节令民俗活动。只因黄鹤楼耸立蛇山黄鹄矶头,登楼远眺,大江东去、楚天风光尽收眼底。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晚上,人们在武昌江面放河灯,一盏又一盏河灯绵延不绝,满江河灯宛如漫天星斗,分外迷人。黄鹤楼上总是观者如云。对于此景此象,同治《江夏县志》有着生动描绘:“(莲花灯)散布上游,顺流而下,红灯万盏,灿烂江波,黄鹤楼头观者颇众。”


《放莲花灯》绘图

清光绪六年(1880年),署名棣华馆生之人发表《鄂垣竹枝词》,其中一首“河灯遍被似流星,映照寒磷分外青”,就写出了武昌“中元节两岸河灯通宵不绝”的盛况,与同治《江夏县志》所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棣华馆生对放河灯也发出“为问年年修佛事,浮光果否达幽冥”的质疑。清光绪十年(1884年)黄鹤楼被焚毁后,武昌看河灯场所移往警钟楼、胜像宝塔平台或汉阳门江边等处。

汉阳南岸嘴与汉口集稼嘴位于汉水边,也是放河灯的好去处。汉水江面较窄,虽不如长江气势浩大,但汉口与汉阳居民在两岸齐放河灯,所形成的场景也是颇为壮观的。正如叶调元所吟咏的“小河齐放水灯红,整整斜斜水面风。忽遇回流旋不定,万星明灭乱云中”。随波逐流的河灯遇上旋流,顿时形成急速旋转的光圈,仿佛忽明忽灭的万点星光,煞是好看,引来两岸观者如潮,欢呼雷动。

放河灯盛况空前,堪称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放塔灯也是众所瞩目,成为武汉中元节独特一景。“是夕,宝通塔七层缀灯烛,赫赫若张火繖也”。从同治《江夏县志》记述可知,清末洪山宝通禅寺的僧人于中元之夜,为给亡魂指引路径,也为美观七层洪山宝塔,在宝塔每层均点缀灯烛,使之远远望去,犹如一把巨大的火伞屹立洪山之上,蔚为大观。与各地大同小异放河灯不同的是,洪山塔灯独具武汉特色。

积习相沿,武汉中元节放灯习俗传承至今,但其寓意已从为鬼魂照明引路,演变为祭奠逝去亲人,祈福求吉祥。人们满怀虔诚燃烛点灯,目视河灯漂向远方。盏盏河灯包含着对已故亲人的悼念,也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忌夜行

楚地民间俗传农历七月一日“开鬼门”,七月十四日“过阴兵”,七月十五日“关鬼门”。这一时期鬼门大开,亡灵重回阳间享受祭品,故又有“七月半,鬼乱窜”之说。过去武汉人在中元节祭祀祖先亡灵,对孤魂野鬼施舍款待,对那些得不到“超度”、跑出来兴风作乱的鬼魂,也形成了求神拜佛驱鬼的习惯。但由于中元节阴气太重,夜鬼横行,武汉人多忌夜行,特别是忌讳七月十四、十五日夜行。家长再三叮嘱孩子不要户外玩耍乱跑,尤其不去黑灯瞎火的荒郊野外,免得冲撞鬼怪,于己不利。夜深后,人皆不出户,以免撞上鬼。此俗今已不存。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