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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武汉抗战

录入时间: 2021-07-26      浏览:84

王钢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的抗战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12月,肩负重任的周恩来从延安抵达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军事及统一战线工作,与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事宜。

在国共两党实行二次合作而又充满斗争的复杂形势下,周恩来以非凡的睿智、坚定的原则性、高超的斗争策略,构建起国共双方的政治互信,不仅巩固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力争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的生存发展权利等。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

十年内战期间,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被破坏殆尽。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秦邦宪等迅速重建南部中国各省的党组织,使国统区中共力量获得一次历史性的发展,也为今后革命斗争的开展播下火种。周恩来参与组建新四军工作,统筹全局,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作战方针,使之成为一支驰骋华中敌后大江南北、与华北八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

1938年初,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的唯一要职。作为国共友好关系的象征,周恩来的政治角色堪称独一无二。他不仅与国民党建立起较为融洽的合作关系,而且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力主抗战的冯玉祥与周恩来见面后,被周恩来精深的学识和缜密的思维所打动,在当天日记中写下“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对周恩来大加称赞,并自嘲“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由此开始了与周恩来近十年的交往。

为了发展抗战文化事业,鼓舞民众抗敌斗志,周恩来与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一起,组织发动了以保卫大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他们卓有成效的领导下,三厅聚集了全国各地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组成名扬一时的“名流内阁”。以文艺作武器的文化人团结在抗日旗帜下,促进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8年327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全民众动员的热烈,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一时之间,文艺演出、募捐献金及劳军慰问等抗日宣传活动蔚为风气,使一个“在刀光血影之下已经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重新沸腾起来。作为“七七献金”运动的领导者,周恩来还献出他任政治部副部长的240元月薪。

1938年5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入住武昌珞珈山十八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是周恩来的一项重要工作。珞珈山居所成了他接待中外友人的主要场所,各界来访人士络绎不绝——李宗仁、冯玉祥、张治中、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周恩来向他们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0月中旬,史沫特莱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撤离武汉前夕,周恩来感谢她对中国抗战所作的贡献,他说:“我们中国有句名言‘疾风知劲草’。您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唯其如此,我们永远难以忘记。”

1938年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武昌珞珈山寓所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

在珞珈山,周恩来多次向武汉大学师生发表演讲,阐述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抗战局势与统战政策等。每次演说均座无虚席,精彩而热烈。某次正值讲演进入高潮,空袭警报骤然响起,周恩来临危不惧指挥师生疏散,最后一个离开。警报解除,他又泰然自若继续演讲。他的讲座激发了广大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引领他们奔赴延安,奔向抗日前线。

在武汉抗战的峥嵘岁月里,身兼多职的周恩来公务繁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据周恩来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回忆:“恩来同志往往白天在武昌政治部办公或亲自做统战工作,晚上又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来处理电报,一直到深夜……当我在他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往往是凌晨了。当时事情非常繁忙,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常常谈到深夜。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天大亮了。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同志们都深为佩服。”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美国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拍摄到一张周恩来倚门而立的照片。照片上的周恩来面容清瘦,一脸的忧思,坚毅的眼神,衬托出这位中共领导人在国家危亡之际,忧国忧民,以身赴难的形象。

1938年1024日武汉沦陷前夜,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口授该报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社论《告别武汉父老》,文中说:“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他审阅了清样,至报纸开印才在隆隆炮声中离开武汉,战斗到了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