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经典《千字文》

杜文才

中国历史上对稚幼儿童的启蒙教育是非常重视的，代有童蒙启智读物问世，为世人熟知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今贤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十七史蒙求》等，而其中最富盛名的首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

这三种书成书时间早，普及范围广，内容各有侧重，特点各有千秋，影响十分深远。清末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描述小说主人翁老残在书坊里看书，书坊老板告诉他稍为畅销的书只有《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可以概见它们鼎足而三的地位。明代理学家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论述甚明：“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行文中对《千字文》的评价褒扬可以说是相当肯定的，这不仅是因为《千字文》撰著时间最早，而且以蕴含义理独擅其胜，更以其音韵和谐、言简意深具有迷人的魅力。我们在阅读生于晚清及民初的学者鸿儒们写的治学历程和自传中，他们基本上都回忆幼时家承庭训或私塾开蒙时诵习过《千字文》，作为识字的开端。可以说，将《千字文》视为发蒙读本的滥觞是毫不为过的。

相传《千字文》是三国时代书法家钟繇编撰，到晋朝由书圣王羲之奉皇帝勅命用笔誊抄下来，这只是民间口耳相传，已无史迹可考了。清人梁章钜在其《归田琐记》卷六记载南朝齐时萧子范也作有《千字文》，内容不详，早已散佚。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行本《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时散骑侍郎周兴嗣编撰的。当时梁武帝在钟繇、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上拓了一千个字，“患其不伦”,命犯事在狱的周兴嗣缀字成文，文成即释。不想周兴嗣“博通记传，善属文”，“一夕文成，须鬓皆白”。周兴嗣《千字文》极富韵律，事理兼备，一时洛阳纸贵，竟成为传播久远的经典作品。

《千字文》共250句，4言韵语，计1千个汉字，篇幅不大，但诵读起来琅琅上口，易于记忆，这样就成为理想的识字课本。它不仅教人识字，而且文中反映了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民俗、文化教育、修身处世、山川风物等系列知识，堪称一部微型的“百科全书”。作为识字读本，《千字文》在隋朝已流传盛广。唐朝时已有将《千字文》用于授徒的记载，唐朝王定保在《摭言》中记述：“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亦一时之杰，避地至广州，困于旅食，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降及宋元明清，《千字文》更加广泛流行于世。我们以现在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它论述的内容虽然广博，但仍含有不少封建纲常义理，是其非科学性和局限性的表现，诸如反映封建忠孝观的有“资父事君，日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论封建等级的有“乐殊贵贱，礼别尊卑”之说，还有“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的因果报应思想，这些都是应当摈斥扬弃的，但它成书于一千余年前，受其时代及认识的局限，我们不应苛求周兴嗣，这些内容在《千字文》中毕竟是白玉之玷，瑕不掩瑜。正能量的如“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寸阴是竞”等良言惠语，不失为教诲和泽被学子的警句，激励和鞭策着后人。

《千字文》问世后，代有版刻，改编、注释与重续的《千字文》更如雨后春笋，佳作迭出，著名的有唐代高僧义净撰著的《梵语千字文》；宋朝胡寅《叙古千文》，侍其良器《续千文》，葛正刚《重续千文》（又称《三续千文》）；元代许衡《稽古千文》；明代周履靖《广易千文》，李登《正字千文》，吕章成《千字文》；清代何桂珍《训蒙千字文》，龚聪《续千字文》。清人蒋超伯《南漘楛语》卷一记述：“《千字文》，以周兴嗣为第一，次则许鲁斋，次则侍其良器，词采皆有可观。”而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续编•重次千字文汇编跋》曰：“独周兴嗣本最著，重次其字者，明山阴徐文长（渭），仁和卓人月（珂月）并称于世，惜未得见。”陆氏又推崇周、徐、卓三家。由两家记叙可知周本《千字文》古今第一，后续各书难望其项背，其成就和盛誉皆未能超过周兴嗣原本《千字文》，如后续红楼梦各书都难以超过曹雪芹《红楼梦》一样。后续各书无法超过原著，取代原著，这是一个很有趣且值得探究的文化现象。

《千字文》版本浩繁，难以计数。近代较著名的版本首推南京李光明及成都薛氏崇礼堂刻本。1936年上海进步书局版《增注千字文》，附有绘图，也便流行。1983年台湾华一书局出版的儿童启蒙文学丛书本《千字文》，印刷较精制，绘插图，作详注，兼有字义来源，采用白话对照形式，很有特色。《千字文》所收文字由于是文言，时代相隔又久远，致使语意艰涩，现在读者一般都要借助注释才能理解领悟。为便于初学，适应新时代儿童的兴趣爱好，现在很多出版社都推出了新编《千字文》，采用白话口语，配以插图，附上拼音，详加注释，受到家长和儿童的欢迎，在普及传统文化方面功效显著。

《千字文》问世付梓后，声誉鹊起，好评如潮，但也难免遭人指责纠缪。宋朝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三记有杨亿就此发难，认为句中“勅”字乃“粱”字传写之误，命令称勅是唐代显庆年间才有的事。继之明朝人吴枋在其所著《宜斋埜乘》中云：“《千字文》有‘女慕清洁’，又有‘纨扇圆洁’，重两‘洁’字”。并提出改正办法，将“清洁”改为“清贞”，这样就可以避免相重。清初归庄在《归庄集》卷四中谈到唐朝智永书《千字文》时，径直将“贞洁”改作“贞絜”。

《千字文》收字多又为世人所熟习，故而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应用。“周兴嗣《千字文》，今之科场、号舍、文卷，及民间质库、计簿，皆以其字编次为识，取其字无重复，且众人习熟，易于检览也。雍正元年，礼部议准，乡、会试硃卷字号，将《千字文》内不佳字样捡去荒、吊、伐、罪、毁、伤、悲.....共七十五字，又亚圣孟子名应避，及数目四、五、六、九等字与号数复，亦皆勿用。”清代浙江考试院中号舍就是按《千字文》中的字排序，除去29个字不用，共用234字，有号舍12300间。也有用《千字文》编次家信的，宋代韩元吉《南涧甲乙稿》中云：“赵信幕诗云：游宦三年方启足，家书千字又从头。自注曰：家书以《千字文》为号。”以《千字文》编次书籍卷册就更为普遍了，清代鲍廷博所辑《知不足斋丛书》就以《千字文》编页，只是改“祸因恶积”句为“禄因功积”，亦避不佳字样。《乾隆版大藏经》按经、律、论三藏和杂藏分类，依《千字文》为序编目。自“天”至“机”共724字，每字一函，计724函，每函10册，总7240册。还有用《千字文》体裁来作歌功颂德、书跋、劝学、规劝等文章，如康熙时王锡作《圣德颂千文》，清人王宝行撰《励学篇千文》，魏古愚著《女训千文》，佚名的《闺训千字文》等。历代书法大家和习字者多用《千字文》习字练书，现流传下来的作品极其繁多，蔚为大观，可以胪列千百名家的作品，自成体系。

古人在娱乐方面也运用了《千字文》以助兴，宋代王谠的《唐语林》中载有“千字文酒令”一条，记有唐代女诗人薛涛与黎州刺史间的逸兴雅趣。以《千字文》中文字作游戏更富情致，令人沉思默想，一语道破又豁然醒悟，会心一笑。如“名画”暗寓《千字文》中“驰誉丹青”句，“动物标本”谜底则是“图写禽兽”，其它如“清涧之曲”对“空谷传声”；“移孝作忠”对“资父事军”；“临流拍照”对“渊澄取映”，对仗工整，妙若天成，虽系后人联句，确也表明周兴嗣的遣词用句的高妙。

而今，中国社会对婴幼儿的启蒙教育更加重视，教育好孩子已成为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虽然少儿识字读物汗牛充栋，但新版的《千字文》仍成为不少家庭用于教育孩子的读物，显示了《千字文》在传播传统文化和益智发蒙中的持久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