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文光：从文华书院到华中大学

刘文祥

晚清张之洞督鄂时代，推行了全方位的“湖北新政”，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便是大兴学堂。而同样在晚清时期，推动武汉教育近代化和高等教育发轫的，还有在汉的外国教会，这其中，尤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The Episcopal Church）最为引人瞩目。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的文华书院，及其后由其衍生的一系列文教机构，不仅本身成为武汉近代教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同时期本地官办高等教育产生了示范影响，更对武汉城市近代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从文华书院到文华大学

1860年代中后期，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及汉口的通商开埠，长江中游地区开始成为外国教会关注的新方向。1868年，美国圣公会驻华首位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的次子小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Jr.），在中国牧师颜永京的陪同下来到武昌，在城东北的昙华林一带买下了一块土地，并盖起了一座小教堂。颜永京牧师随后在武昌积极筹备，于1871年秋，在昙华林正式建成了一座小型的教会学校。为了纪念老文惠廉主教，该校取名“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文惠廉纪念学校），中文名为“文华书院”。

美国圣公会在武昌的第一座教堂：位于文华书院校园内的圣诞堂

文华书院的初创规模很小，只有一名教师，第一年只招收到十数名男童学生。至1887年贝鼎三（Disney C. Partridge）继任校长后，学校有了新的发展。贝鼎三对文华书院进行了诸多改革，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校舍规模也有了扩充。他还增设了授课课程，并将学生按不同程度进行分班教学。这一时期，文华书院学制改为6年，每年两学期，课程中引入了英语、外国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并开始进行体操、游泳等近代体育教育。可以说，贝鼎三治校时期是文华书院开始真正走上西式现代教育轨道的重要阶段。

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翟雅各（James Jackson）开始执掌文华书院，掀开了这所学校发展的新篇章。正是在他掌校期间，这所教会学校开始了高等教育的办学历程。1903年，文华书院成立了大学部，随后又将全校分为“备馆”（即中学部，学制六年）和“正馆”（即大学部，学制三年，为大专程度），正馆并分设神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1909年，文华大学部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注册，并定名为“文华大学校”，由此正式开始了大学本科教育，学制也升格为四年。1911年初，文华大学举行了首次学位论文答辩和学士学位授予仪式，被授予文学学士学位的首届本科毕业生中，就有后来成为华中大学校长的韦卓民。辛亥革命中，文华书院一度停办，1912年起恢复办学，此后规模不断扩充，至1921年时，该校已拥有数十名教职员，80多名大学生，300多名中学生。

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文华书院牧师楼，后改为男生宿舍“博育室”

从文华书院到文华大学，这所位在武昌古城内的教会学校，对武汉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最早拉开武昌新式教育发展历史的序幕，也是武昌城内第一所真正达到高等程度并培养出合格毕业生的学校，是当之无愧的武汉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大学。其所推行的新式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对同时期张之洞在武昌的教育改革也产生了很大的促进和引领作用。而这所学校在新思想的启蒙方面，对武昌古城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可以说，文华书院及其兴办者美国圣公会，在清末武昌革命思想的萌发，革命组织的发展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其对近代武昌城市发展历史所产生的深层次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校本身的范畴。

从“武汉大学”到华中大学

随着欧美各国教会在汉教育事业的发展，各教会之间有了通过联合办学来组建教会大学的想法。在英国国教1908年召开的第五届“兰贝斯会议”（Lambeth Conference）上，英国牧师威廉·塞西尔勋爵（Load William Cecil）对教会在中国的办学计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便极力推动在华中地区的武汉，联合英美各差会共同创办一所大学。据1910年《北华捷报》的报道，这座筹备中的教会大学，计划定名为“Wu-Han University”（武汉大学），这是“武汉大学”一名在武汉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该项办学计划由由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参与创建，还成立了大学筹备委员会，由时任美国圣公会湘鄂教区主教的吴德施（Logan Herbert Roots）担任委员会主席。另据同年的《教务杂志》报道，塞西尔勋爵等人在当年还前往北美的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多伦多大学等校拜访，得到了这些学校对这一“武汉大学”联合办学计划的关注和支持。而包括爱丁堡大学的Stanley V. Boxer及牛津大学的J. C. Pringle等教师已动身或准备前往武汉，参与新大学的筹备事宜。对于这所酝酿中的教会大学，主事者们可谓踌躇满志。正如美国旅行家盖尔在清末造访武汉三镇后所说的，由于各种现代思想已在清末武昌无论官办学堂还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中广泛传播且深入人心，因而“在武汉地区创办一所规模宏大而完备的教会大学，时机已经成熟。唯一需要担心的只是这所新大学的规模不够大……这件事情不办则已，要办就一定要做到最好，要让这所大学以完美的面貌惊艳亮相。”至1911年，这所大学的筹备工作又取得了新进展，已筹得部分款项，并拟定了详细的办学计划。遗憾的是，这一最早的“武汉大学”办学计划未及正式付诸实施，即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流产了。

位于文华书院校园内的武昌同仁医院早期建筑

到了1920年代，随着中国公立和私立大学的日益增多，华中地区教会大学力量分散，各校规模均较小的状况亟待改善，以增强实力，得与中国公私立大学相竞争，故而在汉联合创办教会大学的想法，又重新被提出。当时华中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涵盖了小学、中学到大专、大学本科各程度在内的教会学校系统，其中名义上为高等教育程度的学校，除了文华大学以外，还包括武昌的博文书院大学部、华中协和师范学校，汉口的博学书院大学部，湖南岳阳的湖滨书院大学部，长沙的雅礼大学，益阳的信义大学等。这些学校力量分散，规模都不大，其中一些事实上也没有稳定持续地开展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因此，在1922年二月和四月，华中地区各差会代表齐聚汉口吴德施主教的寓所，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最终决定在武昌联合筹建一所“华中大学”。在1924年华中大学组建之初，尚只有武汉本地的美国圣公会、英国循道会和伦敦会三个差会参与，主体仍是原文华大学，校园也设在原文华书院西半部。北伐战争后华中大学重建时，湖南的雅礼会和复初会也加入了进来，使其规模较之前进一步扩大。1931年底，华中大学正式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备案，成为国民政府时期在中国注册备案的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之一。

开枝散叶的文华文脉

由文华书院孕育而生的文华公书林及文化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是武昌昙华林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历史。1899年，美国纽约州里士满纪念图书馆（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的管理员韦棣华小姐（Mary Elizabeth Wood）来到武昌，探望其在圣公会担任传教士的弟弟韦德生（Robert E. Wood），并在文华书院担任英语教职。韦棣华发现该校图书资料极形缺乏，于是几经努力，终于在校园内的一座中式八角亭建筑中建成了一所小型的图书馆。1906年她返回美国，一面进修图书馆学，一面募集资金和图书期刊，以期在文华书院建立一座既供学校师生使用，也能服务市民的更大规模的图书馆。两年后韦棣华回到武昌，在其主持之下，一座耗资十万美元，拥有三万册藏书量的新图书馆大楼，在文华书院校舍西部奠基开工，并于1910年落成，这便是著名的“文华公书林”（英文名Boone Library）。文华公书林坐南朝北，正立面为经典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拥有气派的罗马式立柱，是当时整个昙华林地区最雄伟和美丽的欧式建筑。盖尔在《中国十八省府》中也描述道：“馆舍建筑富丽堂皇的图书馆，是文华书院最近的一大新亮点……这座图书馆被定位为主要服务武昌地区所有教会学校的在校生。早在这幢新大楼开工兴建以前，该图书馆就已经拥有4000册英文书和1500册经过精心挑选的中文书了。接下来，还将会有许多英、德、法文的优秀著作被译成中文版，并入藏其中，供人阅览。”

文华公书林

1920年，韦棣华与沈祖荣等人，仿照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模式，在文华大学内共同创立了图书馆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开创了中国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之先河。在文华大学改组为华中大学的过程中，这所图书馆学校没有再加入华中大学，而是以“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之名继续独立办学，但仍与华中大学、文华中学共享文华公书林。

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华中大学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中华大学等校合并重组为华中师范学院，即今天的华中师范大学。而文华图专则整体并入了武汉大学，即今天的武大信息管理学院。此外，以最初的文华书院为母体，这所教会学校更孕育出了武昌古城近代发展历史上的多所学校和医院，如文华书院校医院，日后发展为武昌同仁医院（即今武汉市第三医院）；1874年圣公会在文华校园内创办的“布伦女学”，则于1899年更名为圣希理达女子中学，随后迁往忠孝门外另建新校舍（即今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而文华书院的中学部分，则仍为文华中学，建国后迁至粮道街原中华大学校园内（曾改名武汉市第三十三中学）。

中国复兴式风格的翟雅各体育馆（作者摄于2018年10月）

从文华书院、文华大学到华中大学，这所教会学校在武昌城北部的昙华林地区，持续进行了数十年的校园建设，将这篇两山之间的城中谷地，打造成了一片书香之地。其主要校舍，皆位于花园山一带，包括教学楼、体育馆、图书馆、学生宿舍、教职员住宅、教堂等一系列建筑。文华的校园建筑风格各异，体现出时代变迁所留下的烙印。在办学初期，校园内多为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校方兴建的一些校舍建建筑，也多做成与周边民居相协调的样式，或尝试一些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如博育室、校政厅等。清末以后西风日盛，校方也开始建造一些气派雄伟的纯西式建筑，如颜母室、思殷堂、文华公书林、多玛堂等。民国时期，在华外国教会又发起了一场建筑领域的中国传统风格复兴运动，在这其中，文华大学也建造了中国民族形式风格的“翟雅各健身馆”。毫无疑问，在清末民初时期，地处武昌城内昙华林的文华——华中大学校舍，是整个武汉地区规模最大，建筑最为华美的大学校园。 

（原载《档案记忆》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