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部三厅

郑自来

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此前的11月17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外交、财政、内务、交通等部门，则迁移武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冯玉祥、于右任、张群、何应钦、陈诚、陈立夫、白崇禧、邵力子、居正、王宠惠等，暂留武汉。12月5日，作为战时最高统帅部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昌正式挂牌办公。

其他各党派的领袖人物及社会名流，如章伯钧、彭泽湘、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杜重远、王造时、沈兹九、刘清扬，文化界知名人士茅盾、老舍等先后莅临武汉。一批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武汉恢复或者建立；大批流亡青年和文化界人士云集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1938年，中国最高统帅部在武汉先后组织指挥了津浦线战斗、徐州会战、华北作战、西北作战、东北作战、察哈尔作战和武汉会战，开启了抗日战争中的武汉抗战时期，即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

1938年1月，蒋介石下令改组了军事委员会，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设军令、军训、政治等部门。其政治部系恢复1926年北伐军总政治部之形式，具有一定改革性质，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进部工作，周恩来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出任副部长的。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还有黄琪翔。政治部下设总务和一、二、三等四个厅，其中三厅厅长为郭沫若。通过周恩来、郭沫若的努力争取，三厅最大限度地容纳了民主进步的文化界精英，为党的统战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1938年春，周恩来（前排左二），郭沫若（前排左三）与政治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在武昌珞珈山合影。

郭沫若出走长沙后，陈诚本人以及通过黄琪翔等多次打电话给郭沫若，劝其回武汉，说一切问题都可以面谈，只有他回来，三厅才开始组织，如不回来三厅就尽让它虚悬在那儿。2月26日，于立群奉周恩来之命前往长沙接郭沫若返汉。于立群告诉郭沫若，陈诚对周恩来有了明白的表示，要郭沫若立刻回去，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关于副厅长人选，也不成问题了，那位刘健群出了什么桃色事件，已经跑到重庆去了。于立群还带来了周恩来写给郭沫若的信，信中写道：“我已决定干，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告诉郭沫若，中共中央已同意他出任政治部副部长，但需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并报蒋介石批示后，始能任此职。周恩来信中还写道：“我们希望你能采取此立场，先复辞修一电，告以正在起草宣传纲领。”这是让郭沫若回复陈诚同意出任三厅厅长，目前正在起草政治宣传纲领。周恩来还告诉郭沫若，他正在武汉运作上述事项，一切张罗好后，请郭沫若回汉就厅长职，以免再蹈难境。周恩来的信写于2月17日。这是与陈诚进行的控制与反控制三厅的斗争情况。

2月28日，郭沫若偕于立群、田汉、张曙在长沙乘早上的火车返汉，回到了汉口大和街26号新四军办事处（郭沫若1月上旬由广州到武汉后曾在此地居住）。当晚陈诚因在汉口开会，会后来看望郭沫若并与之商谈三厅相关工作，郭沫若当场向陈提出三项条件：一是三厅的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是人事问题应相对的自由；三是事业经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陈诚回答得很干脆：件件依从。鉴于此，郭沫若应允出任三厅厅长，启动三厅筹建工作，要求给一个月左右的筹备时间，于4月1日正式“开锣”（正式开展工作）。3月28日，周恩来、郭沫若分别以副部长和三厅厅长的身份出席陈诚主持的部务会议。4月1日，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正式成立。此前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郭沫若与秘书阳翰笙等就整个三厅内设机构、人员等作了精心的筹划和安排，其结果如下：厅长郭沫若，副厅长范寿康、第二副厅长范扬（5月份到职），主任秘书阳翰笙。第五处（依政治部一、二、三厅的总次第）掌管一般动员宣传工作，其下第一科担任文字编纂，第二科担任民众动员，第三科担任总务和印刷。五处处长胡愈之，一科科长徐寿轩，二科科长张志让，三科科长尹伯休。第六处管艺术宣传工作，其下第一科管戏剧音乐，第二科管电影制作发行工作，第三科管美术宣传工作。六处处长田汉，一科科长洪深，二科科长郑用之，三科科长徐悲鸿（未到职）。

按照政治部组织规定，厅以下是每厅设两个处，每处三个科，这样，三厅下设第五、六两个处。后来蒋介石下达手令新设一个对敌宣传处，归三厅管，这样三厅便多添了个第七处，管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其第一科管日文翻译，第二科管国际宣传，第三科管对日文件起草，七处处长范寿康（兼），一科科长杜国庠，二科科长董维建，三科科长冯乃超。

“七七”献金运动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靠100万元献金款，成立了武汉慰劳总会，会长是陈诚，副会长是郭沫若、马超俊。慰劳总会具体工作由三厅承担，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慰劳活动。期间，郭沫若设法从献金款里请准了20万元外汇，派阳翰笙、程步高等人到香港采购医疗器械和急需药品，以供前线杀敌将士急用。临行前还让阳翰笙等人多带了10万法币，顺道在广州采办一批普通慰问品。

9月初的一天，郭沫若参加的武汉慰劳团来到湖北麻城宋埠镇，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部送达满满两大卡车的慰劳品。当天他们连夜赶回武汉，到汉口时已是第二天早上。9月中旬，郭沫若、李德全、曾虚白、丁文安等以慰劳总会名义组建了两个慰问团，分赴长江北、南两岸的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第九战区进行慰问，向两大战区各送慰问金5万元及大量的慰问品，以激励前方将士杀敌报国之决心。

此时，前线将士迫切需求的不仅仅是医药物品，同时也缺少精神食粮，为此郭沫若向陈诚提议建立了战地文化服务处，在汉口设立总站，在长沙、桂林、上饶、西安等地设立分站。慰劳总会通过这些站点输送了大量抗战书报刊宣传品，赠送慰问信、慰劳袋等。三厅所属各抗敌演剧队、宣传队、电影放映队及孩子剧团，更是深入到前线部队，到乡村、到伤兵医院进行慰问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三厅还积极开展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工作。在三厅七处聚集了一批会外语，尤其是精通日语的专业人才，以各种外语开展国际宣传工作。郭沫若还积极争取引进了“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到政治部任设计委员会委员，任三厅七处顾问。鹿地夫妇以娴熟的日语，协助三厅开展对日宣传，收到良好效果。鹿地夫妇其后留在中国八年，和中国抗战相始终。三厅充分利用电台、广播，以中、英、日文（语）进行传播，将大量外文抗战宣传品设法运到敌方散发。1938年5月19日，两架载有大量抗战宣传品的中国空军飞机，乘着黑夜飞临日本福冈、长崎上空散发传单后，安全返回汉口王家墩机场。宣传文件是由三厅厅长郭沫若和鹿地亘等人撰写和翻译的。郭沫若编写的传单多达数十种，如《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士兵书》《告日本全体劳动者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定稿后请鹿地亘翻译成日文。中国空军此举让世界惊叹，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当时国内出版的大小报章纷纷刊文称许此次远征壮举，如《大公报》说：“空军初次远征日本，在九州各地散发传单，唤醒日本迷梦，发扬中国德威。”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其他国际主流媒体也认为，中国空军夜袭日本本土，狠狠地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三厅旧址知多少

武汉抗战时期的政治部三厅，自1938年1月上旬郭沫若由广州来武汉，因副厅长人选纠纷耽搁，到4月1日正式成立，直至10月下旬撤离武汉，近十个月时间里，郭沫若率领三厅在武汉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抗战宣传活动，为战时的武汉平添了绚丽多姿的风采，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是重要的实物见证，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由于距今已逾80年，很多旧址已改变原貌甚或荡然无存，现将保存尚好的位于武昌、汉口两地的四处三厅旧址简介如下：

1、昙华林旧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旧址，位于武昌昙华林117号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校园内，系当年三厅旧址中仅存的一栋砖木结构的楼房。占地面积680.8平方米，建筑面积402.12平方米，上下两层，每层六间房，当年三厅的办公用房之一，郭沫若在该楼办公。当年是从一层中间修楼梯上二楼，1995年实行落架大修时，将室内楼梯改在屋外北山墙，为一直步楼梯上二层外走廊。修葺后用作举办抗战时期的三厅历史陈列展，反映武汉抗战时期三厅组织开展抗战宣传活动的战斗历程。旧址已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由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管理。1938年4月至8月，三厅一直驻扎昙华林，8月底在疏散一批人至湖南衡山后，余下的人迁移汉口杨森花园，约一月余再迁江汉关附近的三井洋行过渡。10月24日，三厅留守人员（仅郭沫若等几人）随政治部撤离武汉。

2、杨森公馆，位于汉口惠济路与惠济一路交汇处，原系杨森花园内的一幢公馆建筑物。杨森花园建成于1927年，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杨森在汉口驻军时修建的私家花园，园内建有高档别墅等建筑物。1931年武汉遭遇百年不遇大洪水，杨森花园景点毁损殆尽，仅存坚固的别墅建筑（主楼和副楼）。1938年武汉抗战时期三厅属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含制片厂所属3个电影放映队）驻此。1938年8月下旬，电影制片厂撤离后，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及三厅部分人员曾寓居此处近一个月。1946年5月间，国共两党代表与美国代表曾驻杨森公馆举行“汉口会议”，达成著名的《汉口协议》。2014年，杨森公馆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杨森公馆系一大型近代住宅建筑，砖混结构，地下一层，地面三层，现为武汉市某局办公用房。

3、汉口大和街26号——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办事处）旧址，位于汉口胜利街与卢沟桥路交汇处，是1937年11月间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的新四军在武汉筹建并成立军部挂牌办公之地，1938年年初军部迁南昌后则为新四军办事处。该旧址系汉口日租界内日本侨民撤退后遗留下的，为日式住宅楼，上下两层，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29平方米。1937年11月间，叶挺将军亲自选定该处房屋为新四军筹备机构办公用房，他本人就住在二楼临街的房间，外间为办公用房，里间为卧室。1938年1月初，郭沫若从广州来到武汉后，即被北伐革命时期的老朋友——叶挺将军接到此处居住，其住房以叶挺的房间为近邻。期间，郭沫若题写“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条幅，悬挂在叶挺将军的办公桌上方。自1月10日至4月，这里是郭沫若的主要寓居地，他在这里谋划三厅的组建，人事安排，开展与国民党对三厅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抗争；在这里与于立群举行简单热闹的婚礼……

2013年，新四军军部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托旧址开办了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叶挺、郭沫若当年居住过的房间，也尽可能恢复了原貌。

4、郭沫若旧居，位于武汉大学校园内的珞珈山南麓，武汉大学教授别墅群，又称一区18栋。这是一片造型大抵相同、风格基本一致的洋房子，总共18栋，均为砖木结构。有独户单栋的，也有一栋住两户的。1938年三四月间，武汉大学开始西迁四川，空出了这片教授们居住的别墅，被国民政府所用，安排给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居住，政治部的三位正、副部长居住于此。1938年4月底，因为三厅副厅长范寿康的关系（范系武大教授），郭沫若夫妇得以从汉口大和街26号搬到武汉大学教授楼居住，编号为一区20号，与副部长黄琪翔相邻，与周恩来家为上下邻居，周恩来居上。郭沫若的住房是武汉大学张有桐教授的住宅，此前不久他随学校迁四川后空出。这是一幢三层的小洋楼，底层用作厨房和佣人居住，其上两层都有客厅、卧室、书房和浴室。站在月楼（阳台）上，可以眺望远处的山湖风光。

一区18栋别墅建造于1930～1931年间，是武汉大学珞珈山建校初期的众多建筑中的一部分。2001年，包括周恩来、郭沫若故居在内的一区18栋，连同同时期建造的教学楼、办公楼、大礼堂、学生宿舍等1930年代的全部各式建筑被冠名“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9年第11期，作者系武汉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