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丛谈》叙述下的汉口城

孙莹莹

1汉水与汉口镇

汉口是汉水和长江的交汇地。范锴（1765—1844）在《汉口丛谈》中写到：“汉口水源，为东汉水，有沔、漾之名。亦曰夏口。前人歧说纷纷。今证以经史，其间别流支川会与汉者，亦为胪列。”全书的第一卷主要写的就是汉水源流考证，以及汉水中下游沿岸，主要是汉阳府、汉阳县和汉口镇为代表的汉水沿岸城镇的发展沿袭。

《汉口丛谈》首章，书者范锴细致地整理了方志学、地理学等众多文献典籍，凡是有关汉口水源及其流域，对水源各段的名称一一陈述。所涉及的文献有《禹贡》《山海经》《左传》《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舆地纪胜》等。书者考究仔细，“按载古注以辨之，欲其眉目清晰也。阅者幸勿讶其繁赘。彭湘怀《汉口考》一篇，余未见之，故不录入”。

“汉口镇在城北三里，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当江汉二水之冲，七省要道。五方杂处，分为上下二路。居仁、由义二坊为上路，自艾家嘴至金庭公店，属仁义司汛地。循礼、大智二坊为下路，自金庭公店下至额公祠，属礼智司汛地。

同知署，旧在大智坊四宫殿，后废而复设，即今之督捕清军同知也。

巡检司署，旧在南岸，后移北岸同知旧署。嗣同知复设，巡检退居民舍，因即为署，改名礼智司。雍正五年，增设仁义司。”

这一段对汉口镇的描述中，首先通过名字中的“仁、义、礼、智”，比较直观地反映出儒学影响比较深远，教化比较普及；其次，这段描写说的是汉口镇的格局和行政规划，在汉口地区设有朝廷的管理机构。此外，形象地描画了汉口的地形，汉口自明以来，坊市街巷鳞次栉比，整个汉口的形状像一把扫把，“其地形如眠帚，上直而下广。其广处则街巷重重，难以缕纪故耳”。

2 修建堤防和城市发展

河流是文明和繁荣的孕育者，大到世界四大文明的发源，小到商业市镇的兴起都与河流息息相关。汉口就是一个因水而兴起的城市。明成化初年，“水通前道，故河遂淤”，于是汉口开始有能够兴起的机遇。明代洪武年间（1368—1596）的汉口还是一个荒无人烟芦苇丛生的荒洲，“汉口初一芦洲耳，未有民居”。天顺年间，“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张添爵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等屋六百五十一间”。汉口地区人口逐渐兴旺，“汉口渐盛，因有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此时的汉口已经告别昔日荒凉的小芦苇滩。单纯看地理条件，汉口本可以在明代时就顺利发展壮大的，但是明末的战争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清朝统一之下，汉口的经济得以恢复，走向繁荣。有题为《汉口》的诗云：“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战后汉口逐渐恢复繁盛，虽然也许只是诗人抒发战争结束的喜悦，但是人口已经开始流动，汉口经济重现生机。到了康乾之时，往来汉口的商贾和文人骚客络绎不绝，大量流动人口和移民聚居在这片城市。《汉口丛谈》的书者范锴就是一名徽商，一生往返于维扬汉蜀之间。查慎行亦曾作《汉口》一诗对汉口的繁盛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人言杂五方，商贾富兼并……市声朝喧喧，烟色昼暝暝，一气十万家，焉能辩庐井。”《汉口丛谈》中：“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然小河之水，实赖两岸夹住，旋绕入江。康熙二十年前，南岸两傍，皆有房屋，中间街道，可容车舆。”

汉口的发展繁荣是时间和自然的创造，远在明代以前，汉口并非良港，明清以来能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巨镇，都是自然赋予的资源。“按宋时汉阳南市之盛，甲于他郡，后为江水冲蚀，舟莫能停，是以商贾货物，咸集于汉口矣。”最开始汉口只是作为汉阳南市地区的商业贸易职能的替代品，但是由于汉阳的土地被江水侵蚀不能停船，汉口小港口才逐渐发展起来，带动了市镇的形成。

范锴在《汉口丛谈》中也提出过对于土地的保护、防止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自（康熙）二十年后，日渐崩溃，迩来愈甚，北岸亦有冲裂。揆其所由，总因镇锁水口之黑山，凿石打伤，兜收无力，水无拘束，故荡洗如此。是坏府城之后托，败汉口之近案也，盛可保乎？无如盖造房屋者，只顾贱买峦石以砌墙，不知实割己肉以补疮。语云：‘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倘风水既坏，水道他徙，虽有高堑厚墙，亦难永享也，昔之金沙洲可鉴也。”

对水土保持的重视，其实是对汉口河道状况的保护，自然地理因素引起的变化，是汉口明清之际得以兴起的原因。

明清之际，汉口曾进行三次比较大的堤防修筑工程，分别是明崇祯八年（1635）的袁公堤，清同治三年（1864）的汉口堡，以及1905年开工的张之洞主持修建的张公堤，这三次筑堤每次都带动了汉口经济进一步的繁荣。《汉口丛谈》成书年代记述的是崇祯八年修筑的袁公堤：“袁公堤，明崇正八年，通判袁焻创筑。自后居民渐集，即今之堤街也，在汉口镇后。镇为水陆要冲，烟火数百万家。汉水经其南，湖水绕其西北，大江横其东。旧志谓每值夏秋水涨，四面巨浸，仅赖此堤廛居保障。”袁公堤对于防水防汛比较有效，在堤坝筑修以后汉口镇的水患缓解了很多，“今则民居鳞比，十倍于前，但名堤街，几不知为湖堤矣”。嘉道年间提起袁公堤，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作为防水患的堤坝，因为同时期大桥口外的泥沙日渐淤积，“或有居民架屋于上”，堤口也由于市廛繁密，“莫知出江之道矣”。范锴所见的堤外景象，居民筑房而居，梵宇、会馆、公所林立，堤外之后是后湖，春天河水干涸就称为黄花地，夏秋水涨又被称为潇湘湖，全然不见这就是昔日废襄河。

3 明清汉口城

明清时期的汉口是否真的是如书上所记载的那样繁荣，对这个问题其实存在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上文提过的崇祯八年袁公堤的修筑使汉口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汉口丛谈》里又提到“崇祯八年正月，河北贼满天星、张大受等，自麻城抵汉口，杀掠殊甚”。明末纷乱的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下，一个正在遭遇恶劣的战争的城市，是否会发展繁荣，存在疑问。

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中，罗威廉提到了“城市”这个定义。城市这个含义就意味着“自治共同体”，是城市聚落的相对自治形式。因为罗威廉的《汉口》这本书内容是从嘉庆元年（1796）开始的，与范锴《汉口丛谈》所书年代可以互为补充。罗威廉从嘉庆元年开始划分是因为乾隆皇帝退位，“盛清”时代结束，而且此时兴起了白莲教起义，加速了清政府财政的衰退。“乾隆晚期，（中央政府）积聚的盈余约有7800万两，而镇压起义就花了估计有1.2亿两。”湖北地区由于是白莲教比较泛滥的地区，受到的打击更大。《汉口丛谈》有载：“丙辰五月，孝感县教匪滋事，明将军亮率兵剿杀，贼退据胡家寨，负隅不下，至六月二十九日，始得歼除......孝感距汉口不及半里，半日可至。居人皇皇莫定。”湖北地区对白莲教的镇压持续了整个嘉庆和道光时期。在这样的战争的背景下，有些资料显示这个时期是汉口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清朝廷力量的山穷水尽对比文本中的繁荣景象，这种矛盾一方面可能是确实存在这样的反差，民间的商业活动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不一定随着农民起义而有太大变化；另一方面可能是主流的写史者通常是官史背景或者文人身份，他们对于起义的感受不深或有意塑造汉口商业贸易繁荣的一面，回避了战争消极的方面。

4 结语

汉口城作为商业城市的兴起使其必须与外部建立联系。首先，是要有良好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地理条件。其次，清代汉口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汉口丛谈》看，清中后期的汉口已经是一座商业大都市，人口稠密，居民较为富有，娱乐生活极为丰富。然而将这样一幅繁荣的景象置于大历史背景之下来看，明末以来的农民战争、清中期的白莲教风波以及即将被迫开埠的悲惨命运，都是对“繁荣”的挑战和存疑。

（原载《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