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会战中的使命与担当

柯育芳 梁嘉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之际，全社会掀起了学习党史的热潮。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国遭受日本全面入侵，面临亡国灭种威胁之时，中国共产党敢于承担历史使命，率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学习党史必须要学习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感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集体智慧与使命担当。

“七七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下，5 个月内相继侵占了中国的上海、南京等城市，控制了中国最富裕的东南沿海地区，并计划继续向北入侵，攻占华中地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上海集中优势兵力试图与日军主力决战，但是淞沪会战的失败造成首都南京失去保护屏障，导致日军很快便侵占南京。上海、南京的相继失守让国民政府损失惨重， 大量政府机构、人员被迫后撤至武汉，大批军队也退守华中各地区以对抗日军。蒋介石试图凭借长江天险，在武汉地区与日军作战，至此武汉成为中国的抗战中心。中国共产党也依据形势将八路军办事处迁至武汉，并在武汉设立长江局，将武汉变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思想的前沿阵地。中日双方都将战略重心放于武汉，武汉会战爆发。

高瞻远瞩，中国共产党积极发表政策主张

武汉号称“九省通衢”，是长江航线上极为重要的沿岸城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便敏锐地意识到武汉对于中国长期抗战的重要性，为了保卫武汉，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在武汉会战爆发前后提出了大量的建议与主张。

完善的领导组织与高效的宣传工作。1937年9月，党中央便派出生于湖北黄安的董必武同志到武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负责领导党在武汉地区的工作；10月，南方局派郭述申、陶铸等人到湖北组建湖北临时工作委员会；12月，党中央在武汉设立长江局， 由周恩来、王明、董必武等人负责，同时创办了首份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中共党报《新华日报》。

董必武在武汉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调研后，发现武汉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社会整体缺乏战争氛围。他在1937年10月给党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武汉关过的队伍和伤病兵多，没有群众工作，不像战时状态”，同年12月又发表文章《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进一步指出：“自卢沟桥事变以后，往来武汉的人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武汉不像战时状态”。董必武关于武汉社会的调查对党中央了解全民抗战爆发后武汉社会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针对武汉社会缺乏必要战时状态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政治主张，希望通过号召和动员民众力量保卫武汉来激发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1937 年末，董必武发表文章强调保卫大武汉是目前政治上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并主张“使广大的武汉民众在保卫大武汉的号召下真正的积极起来，健全其组织，补充其武装，配合着正规部队与日寇作殊死战”；1938年1月12日，叶剑英发表《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文章号召国人“要不惜巨大牺性， 保卫我们的武汉”；1938年1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怎样保卫大武汉》的社论，指出要积极做好保卫武汉的各项工作，并提出必须迅速地进行直接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保卫大武汉”口号的提出，让武汉舆论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极大的扩大了共产党在武汉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在湖北省航业局码头上的“保卫大武汉”标语

灵活的政策方针与周全的政治考量。“保卫大武汉”主张的提出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全国抗战形势与持久抗战的战略判断。毛泽东在1938年2月23日向朱德等军队领导人发出《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电报。电报指出：中国应组织一定规模的对日军事行动“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并强调“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最后总结我军作战总方针为“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此方案是毛泽东持久抗战思想的具体表现。方案的提出反映出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认为在武汉地区组织军事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即：在武汉地区发动对日作战既有利于消耗日军、延缓其入侵计划，又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组织防御。武汉会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系统的分析了中国的抗战局势，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同时重点强调了武汉保卫战对于持久抗战的重要性。武汉会战爆发后，《新华日报》发表了多篇社论， 强调保卫武汉的重要性，如：《保卫大武汉》《总动员保卫武汉》《争取第三期抗战的胜利》，周恩来也发表文章《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建议施行武汉民众总动员，指出保卫武汉必须充分调动民众力量。

随着前线战局不断恶化，国内投降派在舆论界大肆鼓噪武汉会战是中国军队以卵击石的行为，同时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消耗日趋严重， 国民党内部也出现分歧，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诋毁蒋介石与武汉会战的声音。中共中央为了保存中国军事力量、为了巩固国共合作、为了中国抗战大计，审时度势做出政策调整，提出保卫武汉不是死守武汉城与日军拼消耗，而是可以在必要时放弃城市，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与日军进行游击战以达到消耗日军的目的。8月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向长江局发出指示，提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迟滞敌进，争取时间……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进入10月，武汉会战败局已现，党中央发出指示：强调“武汉假如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新华日报》也进一步说明：“即使武汉不保，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第二阶段到来”。持续数月的武汉会战已经发挥了阻碍日军前进和争取抗战时间的作用，党中央做出必要时可以放弃武汉的政治决策是党中央始终以中华民族抗战大局为重的生动表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与担当。

对于武汉会战，中共中央的宣传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在武汉会战前期， 主张保卫大武汉，而到武汉会战后期，强调形势危急时可放弃武汉。两个阶段的划分，体现出党中央审时度势、灵活应变的政治判断。灵活的政策对于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民众中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宣传政策分为两个阶段，但是持久抗战的思想却贯穿于武汉会战前后，上文已指出，1938年2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已经做出了武汉可能失守的政治判断，但仍认为在武汉地区进行对日作战有利于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论持久战》发表后，更是阐明发动武汉保卫战对于全国抗战有着重要的价值。纵观中国共产党关于武汉会战的政治决策与宣传内容，体现出党中央对于中国抗战局势有着深刻的思考与周详的谋划，通过灵活的方针政策与正确的战略判断，让处于炮火中的国人看到了抗战的希望与方向。

直面强敌， 中国共产党军事支援武汉会战

在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除了在政治宣传中发挥影响力之外，还直接参与了武汉会战的军事作战，八路军、新四军都积极投身于对日作战之中。1938 年6月27日，毛泽东向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发出《关于保卫武汉与发展华北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华北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有利时机”，从指示中可看出毛泽东认为开展华北游击战对武汉会战有重要的支援作用，在华北地区对日作战，将使日军难以集中全部力量参与武汉会战，以此达到牵制与消灭日军的目的，进而影响到中日两国在武汉会战中的实力对比。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华北八路军便迅速展开行动。八路军四纵队接连攻克被日军占领的延庆、昌平等县城，并在唐山发动了二十万群众参与的武装起义；115师与129师也派出部队前往冀鲁边界地区与日军作战。新四军也在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带领下在华中、苏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积极对日军进行游击战，骚扰日军占领区，极大的牵制了日军向武汉的进攻；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深入南京附近，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第四支队编入国民党李品仙的军队之中在安徽地区伏击日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直接影响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日军被迫分兵应对。8月，日军调集4500余人围剿苏南地区的新四军，9月，派2个师团进攻晋南的八路军115师，9月下旬，日军又组织军队试图围剿五台山地区的八路军120师主力，但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

八路军在敌后的军事行动消耗了大量日军战力、牵制了数十万的日军，使华北日军无法南下参与武汉会战；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的军事行动让日军有所顾忌， 无法全力投入到武汉会战。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有力的支援了武汉保卫战，配合了正面战场。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都强调了八路军作战对武汉会战的重要意义，彭德怀在《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在第二期抗战中， 转入到敌人后方作战，是保卫武汉、保卫华北西北藉以争取持久作战的重要方针之一”；朱德在《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中表示：“八路军第三期作战是配合保卫大武汉的作战， 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在武器装备上难以与日军相抗衡， 但是共产党人凭借满腔的爱国之情与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形式，消灭了大量日军，干扰了日军作战计划，有力的支援了武汉会战。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全力抗日救国

在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向社会各界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族危亡之际，党中央开展新的统一战线工作，希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与使命担当。

武汉会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最为紧密的时期。武汉会战期间，中共中央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出发，主动放下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以谋求合作的态度与国民党相处。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提出了大量抗战建国和政治民主的建议，展现出合作的姿态； 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周恩来担任改革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为推动国民政府主动抗战和组织武汉保卫战提出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军事建议；中共还积极向国民政府传授游击战的经验，不仅在宣传中讲解游击战的优点，还派党内高层亲自向国民党军队授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直接参与到武昌珞珈山的军官训练班的培训工作，给国民党军队传播游击战术。武汉会战期间充分展示出国共合作所能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在此期间，许多共产党员亲赴武汉支援抗战，向全社会表达出共产党希望摒弃前嫌、一致对外的愿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博大的政治胸怀与坚持抗日的政治态度。

中国共产党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带领武汉民众积极抗日。在武汉的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充分利用党的宣传、动员优势，在武汉开设抗日培训班，培养抗日人才， 如陶铸负责的汤池训练班，开设四期，共培养了300 多名抗日干部， 这些学员毕业后全部投入到武汉地区的抗日活动之中。中国共产党还充分发动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体，帮助其组建了大量的抗日社会团体，如“中国青年战地服务团”“京沪杭甬铁路流亡员工抗敌服务团”“汉阳兵工厂抗敌工作团”等社会团体，这些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积极投身抗日运动，并将党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扩散到普通民众之中。

中国共产党联合民主人士，打击投降势力。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共便要求国民党释放被捕的民主人士，要求给予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权利，民主人士也被中共坚定的抗战决心所打动，民主人士邹韬奋曾在《抗战》刊物上发表文章《全国团结的重要表现》中表示：中共“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宣言旨在巩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邹韬奋的言论基本代表了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态度。中共与民主人士也在要求政治民主、号召民众抗日等方面进行广泛的合作，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充分发挥第三厅的政治优势，召集了一大批文艺界民主人士如冼星海、徐悲鸿等加入第三厅。第三厅组织了许多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最著名的就是“七七献金”活动。此活动为保卫武汉募集了近百万的资金，中共代表也积极参与其中，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都进行了捐款，体现出武汉社会团结抗战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在团结民主人士联合抗战的同时，也注重打击国内投降势力，武汉会战期间，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在国内宣传投降主义，周恩来等共产党员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将其丑陋面目公之于众，粉碎了舆论界中弥漫的投降氛围。中共团结民主人士打击投降分子的举动深刻反映出党维护国家团结， 坚持一致对外的历史责任感。

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献金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会战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生动体现，有力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核心力量。党通过政治宣传、军事行动、社会动员等具体行为参与到武汉会战，为保卫武汉与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巨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向国人与世界展现出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表明中国共产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全社会的力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勇于担负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大责任。党在武汉会战时期所展现的政治决策与精神品质值得每一位中国人学习，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是党的百年历史中最具传奇的阶段之一，值得所有人学习与领悟。

来源：《档案记忆》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