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有个徐州新村

汉口有个徐州新村（音频入口）

1950 年徐州铁路工厂迁厂武汉，于是一大群只有一根筋的、带着媳妇孩子和简单至极的生活用品的北方汉子，从古朴厚重的老黄河沿来到了活泛非常的九头鸟之乡，高门大嗓地安了营，扎了寨。

于是在一大片菜地之上一夜之间冒出来两大片简陋至极的职工宿舍，四家围着一根柱头，中间薄薄的木条泥巴隔墙，一拳就能捶出一个明亮亮的大洞来。

两大片宿舍之间有个大水塘子，水很清，里边有鱼，有藕。天热的时候就有人下去游泳，有孩子，也有大人，自然都是男人。

湖北人把这大水塘子就叫一个字：“塘”。而看惯了老黄河和奎河的徐州人叫它“河”，且几十年不改口一直这么叫，其实想想还是人家叫得准确。由于这“塘”或“河”的分隔，这两大片宿舍便分别叫做了“前宿舍”和“后宿舍”。这里的“前”和“后”是依中国传统的坐北朝南的坐标确定的。再后来人口渐增，在“后宿舍”后边又盖起一大片宿舍，在工厂大门前的解放大道以西也盖起了一大片宿舍，为方便管理，“前宿舍”改名“一宿舍”，“后宿舍”改名“二宿舍”，其他依次叫了“三宿舍”、“四宿舍”。这样叫了几年以后又改了，这便是今天的“徐州新村”。各个宿舍依次叫做“徐州一村”、“徐州二村”、“徐州三村”、“徐州四村”。

“文革”期间刮起改名之风， “徐州新村”各宿舍又依次改叫为“捍卫一村”、“捍卫二村”……那个年代，能够作为“捍卫”的宾语的，只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毛泽东思想”或“路线”。怎么可能是什么“一村”、“二村”呢？简直是反革命！然而却无人追查。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改名，是什么人提议又是什么人拍板的呢？我想不会出自徐州人之口和徐州人之手，如同世界各地唐人街的中国人不会自己提议把唐人街改掉一样。

文革之后又过了好几年，徐州新村拨乱返正“名复原位”。

这么大致一摆就明白了，今日“徐州新村”的发源之处是“徐州一村”和“徐州二村”，即前“一宿舍”和“二宿舍”，或更前的“前宿舍”和“后宿舍”。当时的前宿舍和后宿舍加起来不过七八百户人家，在湖北人重重包围之中，这七八百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平添了许多话题。

首先自然是日常会话。比如去粮店买粮食，你说“买二斤面”，排队递上购粮证，递上粮票，递上钱，拿到牌子，再去排队称面，结果人家给你的是二斤面条。原来这个“面”在咱徐州人嘴里就是蒸馍馍用的面粉，可在湖北人那里则是“面条”。湖北人把“面粉”叫“灰面”。面粉不明明是白的吗？可人家就是这么叫，你有么法？比如“这是什么？”徐州人说“这是啥？”湖北人说“这是么事？”再比如那个时代中国人见面时的日常问候：“吃了没有？”在湖北人嘴里是：“七了冒？”徐州人不能不把“么事”和“冒”这样高频率出现的专用词天天放到嘴里练习。这个“冒”字我是用的一个同音字，确切是个什么字我至今不清楚，湖北人自己也不清楚，在当地的报纸上常常看到他们生造的一个字，把“有”字里边的两横给拿掉，也就算是没有之意了。这也是九头鸟的聪明所在。

在湖北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不能不学说“此地话”。可是住在前、后宿舍的徐州人无论老的少的，学湖北话都慢且不准，因为出门进门都是徐州人，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徐州府”的氛围之中，这如同终日生活在唐人街的中国人很多不大会说英语一样。比如“肚子疼”这句简单的话，直到高中毕业我才能比较准确地用湖北腔说：“斗子疼。”

在前、后宿舍住的除了徐州人以外，后来也住进来数量不多的湖北人，于是在湖北人重重包围徐州人的大态势下出现了这么一块徐州人包围湖北人的小地盘。在这个小地盘里，所有湖北人的孩子都不得不学说咱徐州话，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有些湖北孩子十分聪明，一张嘴，那徐州腔比徐州人还徐州。大环境改变了我们，小环境改变了他们。

半个世纪不觉间就过去了，徐州新村里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徐州人至今还是一根筋，不过第三代人正在向着九头鸟靠近，他们的胃习惯了米饭而不是面食，他们的嘴张开就是“鄂语”，哪怕是在徐州话一统天下的父母亲家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脖子上开始长出九个脑袋，不再是父辈和祖父辈不知拐弯的一根筋。他们再一次验证了俄国人普列汉诺夫的那句名言：人改变环境是相对的，而环境改变人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