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与汉口近代商业：钟表银楼 扬名武汉

              作者   杜宏英 

一、亨达利钟表，分毫不差。

武汉钟表零售业始于19世纪末，据1899年《湖北商务报》第75期载：汉口钟表店就有亨达利、播喴、利喴、宜喴、正记怡喴，美最时、广盛裕、东肥洋行等。亨达利、播喴、两怡喴、喴利在河街，美最利、宜喴、广盛裕在正街。宁波商人在汉经营钟表的很多，约占总数的1/5，有罗斯福、新老亨达利、有喴、有喴钟表行、永安、波衣也、亨大利、亨喴利、大通、汉口亨达利、刘喴、永昌和记、永昌南记、志成、中央钟表行等，资本少则50万元，多则1200万元以上，集中于汉口英法租界区内，他们除经营钟表外，还兼营眼镜、唱机、唱片，甚至乐器、文具等以及钟表、唱机、眼镜的修理。虽然老武汉经营钟表眼镜店铺不下百家，但留存下来的令武汉人最熟悉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宁波人经营的钟表行――亨达利钟表眼镜行。

亨达利钟表眼镜行原为德商礼和洋行在汉口河街开设的“汉口太平洋钟表行”，该行经营至1916年，被店内“跑街”的宁波镇海金塘人陈文生买下，并更名为“亨达利钟表行”，继续经营钟表，并成为上海亨达利总行的联号。后因业务需要搬迁至歆生路四明银行对面（今江汉路28号）。1922年用3000两银子向浙江兴业银行租得中山大道兴业里门面（现557号）开设新“亨达利钟表店”。

“亨达利钟表店”主要经营欧美等国钟表，与上海亨达利、三五钟厂、香港华明行、宝亨行有长期供货关系。以门市零售为主，兼为客户定制安装各种门楼大钟、维修钟表，以技术精细盛誉于市。该店为创名片，曾向瑞士HOPE厂定制金质和银质豪华挂表，向德国谦信洋行定制双箭牌马头钟，均刻上“亨达利”字样。该店钟表售价一般高于同类商品25%左右。同时销售上海总行提供印有亨达利和美华利商标的钟表，全国联号销售，全国保修。此外亨达利还定制安装门楼钟，江汉关大楼就是 1924年由亨达利钟表店安装的，并负责维修保养至今。八十多年来江汉关的钟声已经成为武汉城市的一个声音的符号，凝聚了一代代武汉人的家园意识和故乡情结。从上世纪20年代起，汉口亨达利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钟表名店。为精益求精，该店所经营的钟表，上柜前行进行校对，走时不准或有问题的概不上柜。聘有技艺较高的修表技师，并有严格的修理制度。售出的钟表负责保修，素以能修各国各种花色表而闻名。在经营策略上，该店例开远期期票，洋行定货，外汇结算，进货渠道稳定。内部管理有较健全的会计制度，重视发挥店员的积极性，外地职工每年给14个月工资，两个月的探亲假，往来路费由店里支付。对修理工被告跑分制，按四六分成，工人得四成。1937年前，该店月营业额约一二万元。日本投降以后又迁回中山大道原址，日销售瑞士和美国手表约3打。当时手表与黄金的比价是3只手表折合黄金一盎司，为该店极盛时期。

1938年陈文生去世，江汉路老亨达利分给小儿子陈又章，称“又记亨达利”，中山大道店分给长子陈芝章（字敏川）称“敏记亨达利”，实际由其夫人贺玉英（1901－1985）主持。日本侵入武汉，两店均被强占，被迫迁出到别处勉强维持。抗战胜利后两店均迁回，陈芝章作为亨达利正宗传人执掌亨达利。解放后陈芝章担任武汉市钟表公司副经理。

宁波鄞县人裘欣木在汉口眼镜业供事,他曾任武汉承昌眼镜公司经理。承昌眼镜公司，地址汉口后马路生成里转角。销售最新克罗克司颜色水晶等镜片以及新式金银钢镍镜架。

附：

浙宁钟表商人一览表

此表系1946――1949年汉口钟表眼镜业史料整理

二、在汉口声名卓著的宁波银楼

  金银首饰，雕文刻镂，镶嵌宝玩，在我国源远流长。清乾隆年间，汉口钱庄有兼设银炉坊者，熔杂银提纯以铸“元宝”，是称“本炉”。1861年，汉口开埠，浙、赣商贾多来汉创办银楼。光绪年间，汉镇钱庄兼营炉坊者有19家。清末民初，汉口有首饰铺135家，银炉坊4家，金箔铺8家，时为首饰业兴盛期。1929年，汉口银楼、作坊增至149户，从业者914人，资本达52.3万银元。30－40年代，历经衰而复苏，近解放时有首饰店123户。

  汉口金银饰品业向分浙帮、赣帮和本（汉）帮。浙江帮历史悠久，多系合资经营，资本雄厚，以金饰为主，兼售银饰。江西帮稍晚，皆为独资，习称金号，以银饰为主，兼营金饰，都是小本经营的银匠铺。本帮即汉阳帮，资力薄弱，多系小银楼或作坊，以炉房为主，不重门市，制作低档银饰件。浙帮拥有宝成楼、老天宝、老凤祥、老物华、老宝盛、老宝兴、老文元、老庆云、老宝成、老万华，以及新凤祥、新天宝等大银楼，以经营金饰为主，在汉口实际处于垄断状态。在武汉民间说起某件首饰出自浙帮银楼，就是身价不菲的表示，而说起某件首饰是某宁波师傅所作，那就是一种夸耀。后来汉口小银楼众多，很多都打着浙帮大银楼分号的牌子，多是借光，里面一般都会请一个宁波师傅或宁波师傅的徒弟坐庄，会说几句宁波话，以示正宗。宁波帮在汉口银楼业之影响可见一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赣帮邹协和异军突起，在汉口曾先后增设金号10家、典当5家。不料头角微露，就遭到浙帮的排挤。1913年将店子搬到汉正街新街口，租赁全栋门面，仿照浙帮银楼的样子，扩大营业，引起了浙帮的注意，浙帮立即采取了打击的措施，首先封锁饰金进出牌价，迫使邹协和每日必须等他们开门以后，派人看了它的牌价，才能挂牌营业。最甚者是见到有人拿邹协和的饰物来上柜，就说是“假金子，不要。”这一手段，非常毒辣，当时浙帮大店多，顾客拿到邹协和的金饰换不到钱，就纷纷要求退货，邹协和受到沉重打击。邹协和新店在交通路开业，浙帮又一次打击邹协和，他们集中各大店的实力，把几种畅销饰物一次买光，并通知他们能掌握的有关方面，不卖原料（条金）给邹协和，使邹协新开张就没有货卖，以达到破坏其信誉的目的。

  后来邹协和通过赣帮药、油、钱庄等各业同乡的支持，挽请赣帮典当业予以支持，凡邹协和的饰物上柜，可以不折不扣地与浙帮饰物一样当钱。又与典当业联系，以每两高出浙帮1元的价格收购典当满期的金饰，这才缓和了金饰货源不足的困难。并确定避开锋芒，以银饰为主，金饰为辅的方针，这才平息风潮，稳住下来，在汉口的银楼业中站住一席之地。

  汉口浙帮银楼多系上海银楼的分号，由上海银楼带技术、人员来汉，资本多在汉口合资，老板常住上海。他们大多与上海金号有密切联系，每日由上海报价，汉店就按此换算饰金收进的牌价，标金成色低于饰金，其价格在饰金价格基础上打九七八折，假如标金每两是78元2角4分，饰金收进价即换算为82元一两，多一点少一点也是有的，大体如此。

  浙帮讲究场面，如老宝盛、老宝兴、老文元等，都是先以大部分资金建房，陈设得富丽堂皇，至开张时资金就剩下不多了。排场大，开支也大，薪水高的高级职员也多，他们一般不肯放下大店的架子，自己不搞提炼，交炉房加工，费用较大。

  浙帮在经营方针上“抢大丢小”，重视汉口市场，不屑于农村市场。本帮银楼乘虚而入，它们很多打着浙帮的牌子，做一些价廉物美的饰物，很受农村和普通市民的青睐，而浙帮也不不在乎。于是遇到业务清淡，或时局变化，常常是船大不掉，而股东们多是主营其他商业，一般不愿增资。因此后期，尤其是抗战以后，虽然名望仍在，但业务已经下降了。

  1944年武昌浙帮老万年解体，遗下自置到和装备，扬言“不顶与邹协和”邹澄之就请惠民钱庄葛楚材出面，花了黄金340两，老把它买了下来。

注：本文摘自《汉口宁波帮》第六章第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