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买办与汉口对外贸易：最符合要求的是宁波买办

                作者    杜宏英

一、名扬汉口的宁波买办

宁波商人“其货无所不居”，经营范围极广，汉口开埠后，汉口的新式商业领域中无不有宁波人的身影。每有新式贸易初现端倪，宁波商人就以开放、勇敢的气魄投身其间，充当了国内土特产与洋货贸易的中转角色。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宁波作为首批对外开放的港口，具有经商传统的宁波人不失时机地开始了洋货的经营，充当了国内土特产与洋货贸易的中转角色。例如19世纪40年代，镇海方家的“方振记”，派人到湖州收买土丝，到绍兴、嵊县收买绿茶，将丝、茶卖与李是里洋行，交换进口花布、洋布，再用夹板船运到汉口出售，方家曾在汉口设立洋花布的批发行。

由于宁波商人大规模的带来国外商品，汉口及周边地区市面出现更多的 “新奇的洋货”。后随着洋产品输入的增多，汉口市民“对于外国制造的杂货，如玩具、工具、铅笔、图书、装饰品、伞、利器、假珠宝、肥皂等的需要，也不断增加，这些货物已成为一般商店的商品”。宁波商人是最先占领汉口这片“洋货”天地的，他们成为汉口新式商业领域的弄潮儿。

汉口出现买办是在汉口开埠后，它虽晚于广州、上海，但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的汉口外资企业有40多家，洋行130多家，外资银行10多家，其总行均设于本国及香港、上海等地，汉口仅为分支机构。伴随着汉口洋行的诞生，依附于其上的至少有一支500人的买办队伍。汉口开埠初期，买办以广东籍居多，随后，江浙籍买办也悄然兴起，宁波籍买办尤是其中坚。据民国《定海县志》载：“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之中充行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近代宁波帮买办首先兴起于上海，在上海十里洋场的薰冶下，获得长足发展，不断从业者人数迅速增加，势力日益强大，而且其地位及影响日益扩大，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广东籍买办构成挑战，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超过广东籍而居于买办集团的首位。宁波籍买办在上海确立了优势地位后，从19世纪80年代起，又将其势力和影响扩大到天津、汉口等地。

宁波籍买办人数约占汉口买办的三分之一，但其以精明、诚信、灵活闻名于汉口买办界，奥古斯丁•琼记洋行档案说“（但）最符合要求的是宁波买办，他们在货物运输和进口品销售方面有绝对优势。从宁波或宁波周围地区到这里来从事贸易的外国人，都倾向于宁波人而不是广东人，而且只要有两个宁波买办就能轻易取得巨大的成功。有了一个宁波买办，做蜡、烟草等生意就容易多了”。毫无疑问，宁波买办在汉口买办界影响力是无可比拟的。

武汉宁波籍买办的来源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由上海派往武汉，这一部分买办在武汉宁波买办界中占据很大的比例。汉口开埠较上海晚，但因是商业良港，很受洋商器重，因而在香港、上海设有总公司的一些洋行、银行等，在汉口开设分公司，由总公司直接委派有经验和实力的华人来汉，或管理汉口的分公司，或成为汉口分公司的买办，以便分公司迅速走上正轨。

2、通过亲友、乡邻介绍，进入汉口公司成为买办。宁波人很重乡情，在外发迹、或有成就的宁波人，往往会通过自身在商场的各种关系，为亲友、乡邻引荐、延揽职业。汉口的很多买办就是上海宁波籍买办引荐的。

3、“科班出身”的买办，即由洋行的学徒、雇员晋升为买办，或由前任买办推荐，或是前任买办的同乡，或是父子相袭，成为买办世家。

4、在武汉的有名望的宁波籍商人，或懂外文、有交际的宁波人。

来到汉口的宁波籍买办，不分昼夜，周旋于洋商与武汉各商帮及周边地区的商业活动中，为洋货打入武汉，土货远销海外终日奔波劳碌。

二、汉口买办的代表人物王柏年

美最时洋行买办王柏年，宁波镇海人，任美最时洋行买办达30年之久，为美最时洋行在华利益可为沤心沥血，以至于他死后，美最时洋行为其以行旗悬挂半旗志哀。

汉口开埠不久，德商密斯汀即来汉经营出口贸易，收购牛羊皮、麂皮、蛋品、桐油、芝蔴、五倍子、烟叶、麻、皮油、漆油、豆油、蚕豌豆等土特产，运往德国卖给美最时公司，获利致富。后为扩大经营，密斯汀投资加入美最时，在我国设行经营，这是美最时在华开设之始。1861年德国美最时洋行在汉口正式设立分行，以经营蛋制品、钢铁五金制品、电灯、洋油以及中国土特产如芝蔴、杂粮、牛羊皮等进出口贸易，并经营保险和经理轮船等业务，另外还设有电灯厂一所。

汉口美最时分行首任经理密斯汀，是一个熟悉中国商情的人物，他在任经理期间。不断在汉建厂房、设仓库，开辟专用码头；还在洋行内部分设进口部、出口部、保险部、轮船部和电灯部等。进口部经营的品种有德国克虏伯厂的钢铁、五金、机械、皮革；蔡司厂的光学材料；飞利浦厂的电料；受礼司厂的各种颜料、染料、传统工艺原料；华而福厂的礼品撒纳吐咧；拜耳药厂的各种药品、香料等。特约经营的有太阳牌毛巾、三马牌毛绒线、匹头等，都由王柏年等买办向外推销，主要销售对象为厂家、商店、学校、医院和一般用户。出口部经营品种有牛羊皮、蚕碗豆、芝蔴、五倍子、茶叶、烟叶、桐油、皮油、漆油、豆油和蛋制品等，均通过王柏年等，向武汉及外围地区收购或直接出庄收购，然后进行加工、包装出口。美最时每年各项业务的总营业额约1300万元以上，纯利达300余万元。

最初担任汉口美最时洋行买办的是镇海五里牌人王予坊，1906年王予坊参与创办既济水电公司，并担任协理，主持既济水电公司。王柏年继任买办。

王柏年为人机警圆猾，在美最时洋行巨额的贸易中，王柏年运用他娴熟的贸易技巧，以及熟悉武汉市场，了解武汉民众的消费习惯之便，借助宁波籍同乡的支助，在为美最时洋行获取了大量超额利润的同时，除佣金外，通过他途为自身聚集了大量的财富。

如美最时洋行每年与中国商人订有上万吨的芝麻贸易，在交货时美最时须由验货员薛洪儒（主任）先行看货，认为合格后方可进厂，中方元丰、永昌元等都认为薛某从中作梗，提出撤换，但遭到洋行的拒绝，加之美最时风货机风净芝麻时，100斤芝麻经风净后只能出80斤，而他家洋行可出82斤，为此，汉口商家不愿与美最时交易，为此，美最时无法获得芝麻，在此情况下，洋行老板经与王柏年商议，由王出资，洋行提供流动资金，开设“慎记杂粮号”，由王负责，“慎记”只提供芝麻与美最时，盈亏与美最时无关。“慎记”开设后即派人到河南驻马店、漯河、确山、西平、周家口等地设立分庄，收购芝麻，各地分庄每日来信汇报芝麻行市，美最时需要多少，就由王柏年通知各地分庄收购多少，这一进一出为王柏年获取到额外利润。有一次王柏年在河南收购芝麻二三千吨，购价每担5元，因军阀混战铁路运输中断不能装运来汉，不久芝麻每担涨至10元，王柏年就以多报货价和佣金办法，从中赚得10万元。

王柏年还投资房产，建造了汉口昌年里等多处里弄。财富的聚集，地位的提高，使他成为汉口商界的名人，多次当选为汉口商会会董和理事，是汉口买办中的人物。他死后由其子王芸卿接任，成为父子买办。

三、大买办史晋生、汪显述

还有一类买办本就是著名的大商人，因名望隆而被各洋行聘请为买办。他们通常并不专做一家洋行的买办，有的还有自己的公司，或兼任其他非买办职务。但他们的主要财富积累还是来于买办业务，是汉口买办界的著名人物，如史晋生、汪显述等。

史晋生是早期宁波帮的著名人物，晚清曾被张之洞聘任为汉口商务局总董， 汉口商会会长，后来还担任过湖北省财政厅顾问，汉口中国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经理等。史晋生与其子史祖培曾长期担任日商三井洋行车糖杂货部买办。

三井洋行总部在东京，汉口分行于1902年4月开设，行址在英租界太平街江边国（今江汉路日清公司旁）。史晋生、史祖培在三井洋行任买办期间，三井洋行车糖部进口车糖（精制白糖）、海味、出口牛羊皮、猪鬃土特产。与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货品雷同，互相竞争激烈。在竞争中，史祖培为三井洋行出谋划策，在经销上，他们采取一周提货时先付两周的定期支票，甚至3周至1个月的远期支票，但对少数业务来往较多的华商如宁波籍丰裕顺、慎昌、同裕、同盛等海味号，则可以不先付支票，既缓解同乡海味号的资金周转，又拉拢客户，此外，还采取期货办法，提前1－3个月预付定金，提货时抵偿货款。逾期不提货，将定金作为栈租和利息，有利可图时也可提前提货。而且在运输上也尽量给进货者方便，购300包以上者，由货轮沿龙王庙至集家嘴的各个码头卸货，购30－50包则用汽车送货，只收取少量运费。经过以上措施，使三井洋行在车糖及海带、海参、鱿鱼等海产品贸易占尽上风。为三井洋行迅速在武汉站稳脚根，并得以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史晋生后来首任汉口宁绍轮船公司经理，后由其子史祖培继任。

宁波镇海人汪显述（字炳生）也是汉口买办界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先后或同时担任汉口日商大阪公司、日清公司、三井洋行、日信洋行买办，又自设太记洋油行，是清末民初汉口有数的大商人，曾花翎运同衔选用同知，是汉口商务总会第二、三任协理，也是汉口宁波帮的人物。

汪显述还代表叶澄衷创办汉口最早报关行。他要以力主戒烟而著称，在宣统元年（1909）编印《商办戒烟会良方》一书，并在家乡捐资办学，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褒奖。

四、其他宁波买办

马圻源，浙江宁波人，美国南星洋行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商南星、恒信和英商卜内门等洋行，相继进入我国靛青颜料市场。南星洋商为扩大销市，曾以每月70 0两纹银的高薪，和外加按靛青颜料销售金额5％的佣金代价，雇用马圻源充当买办。马千方百计笼络经销号。如每逢颜料跌价，即预嘱各经销号削价推销；颜料涨价，又暗地给经销店按原值多得定货。与此同时，南星也采取了下列措施：如在靛青或颜料听内暗藏银元，用以利诱，或选择推销产品特大者，赠以金挂表，用以鼓励。以致南星业务在较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很大进展。

上海名商朱葆三的儿子朱子芳，汉口英商平和打包厂买办。他在任买办时，利用其父在上海的关系，为平和打包厂发展了不少的沪商，使平和成为武汉最大的打包厂。

宁波籍买办还有德商西门子洋行的钱心如，德商谦信洋行买办陈劭先、章伯衡，汉口瑞记洋行、汉口住友银行买办欧阳会昌等。谦信洋行经营以颜料、药品为主，宁波帮的著名代表人物周宗良即是从谦信洋行买办起家。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经商的德国人纷纷打包回国，当时，谦信洋行已是在华最大的德国洋行，不仅在沪置有大量房产，而且栈存的染料也数量巨大。因为中国当时与德国为敌对国，德国公司的财产都被视为“敌产”，该行老板深恐大战中谦信受到损失，就与周宗良密商，将谦信在沪的不动产的户名全部改为周宗良，托其隐匿保管；而谦信所有染料全部折价，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周宗良。周宗良又成立了谦和号，两块牌子一套体系。战争期间亚欧之间运输断绝，进口染料由于货源断绝一下子成了紧俏商品，而周宗良将保管的财产全部奉还，得到德商信任，继续担任买办，并享有管理权，经营范围也不断在扩大。

谦信洋行在汉口设分行，并与谦合号合并经营，经理人为镇海人八旗劭先、章伯衡。其在信阳、驻马店、郑州、洛阳有分号，并代管西安。后期经营重点从颜料转向经营德国拜耳公司的西药等其他德国商品。

在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之际，宁波籍买办作为居间商，自然成为吮吸财富的工具，然而他们又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中介人，成为一批外企职员，最直接、最广泛与西方人接触的中国人。他们体现了华洋一体的文化背景，在西方列强改动的商战中，学习西人的商业知识和企业管理方法，并运用于 商事业中，继而促进了经济因素的增长，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其业绩将载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