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导航

真理之光: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早期传播

录入时间: 2021-04-08      浏览:325

杜宏英

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早期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伴随着西方各种新思潮、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一起传入武汉的。

20世纪初,由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激起武汉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革命斗争,以恽代英为代表的先进青年以《新青年》《光华学报》为主要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掀起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1917年10月8日,恽代英联合梁绍文、冼百言、黄负生等创立了武汉地区第一个新文化运动团体——互助社。随后,武汉学生军团、端风团、仁社、黄社、辅仁社、日新社、乡村改进社等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互助社成员合影,前排右起第三人为恽代英。

就在武汉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17117日,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隆隆的炮声震惊世界,影响中国,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声,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武汉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全新的“苏俄经验”。

191954日,北京3000余名爱国学生掀起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武汉地区学生、工人、商人积极响应,“三罢”斗争涌动江城,有力支援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诉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推动了武汉地区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各种新思想的传入开辟了道路,也为马克思主义进入武汉提供了契机。

五四运动后,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涌入武汉,其中既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当时,以恽代英、董必武等为代表的历经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洗礼的武汉先进知识分子正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思路。他们开始怀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并撰写文章、创办刊物,介绍、传播和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

武汉地区知识分子接受、信仰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比较、分析和选择的过程。1919年秋,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改良主义理论新村主义传入中国,引起恽代英、林育南等人浓厚兴趣,经比较后,恽、林不仅认同新村主义的主张,还集合李书渠、廖焕星、萧鸿举等志同道合者于19202月建立“新村”社团――利群书社,希望通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实现用改良手段构建“伊甸园”式的“未来之梦”。


      武昌横街头利群书社旧址

利群书社以互助社为核心,吸收日新社、辅仁社、健学会等进步团体参加,是武汉各进步团体组织的联合体。该社主要活动是经销各种新思潮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等著作以及《新青年》《共产党》等进步刊物。同时,还联合中华大学、武昌高师等学校进步青年创办《向上》《我们的》《互助》等刊物,以探讨社会改造,宣扬社会主义。当然,由于利群书社成员认识上的局限,此时对社会主义宣传还停留在新思潮上,但它的探索,实际上已使该社成为长江中游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阵地。

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对武汉的影响,192024—7日,陈独秀应武汉教育界邀请来汉讲学。他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处作了题为《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讲。陈独秀的演讲对武汉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高了武汉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在汉期间,将英文版《阶级争斗》交恽代英翻译,而“此书的翻译对恽代英同志政治思想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


       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

几乎与恽代英、林育南、刘仁静同时接触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等人。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在武昌涵三宫创办私立武汉中学,聘请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教员,引导学生阅读《新青年》《共产党》《星期评论》《觉悟》等刊物,指导学生主办《武汉中学周刊》,自编《政治问答》,使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生根发芽。此外,董必武、陈潭秋以武汉中学为据点,组织学生创办平民学校、开设工人识字班,旨在接触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努力下,武汉中学成为武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基地和培养革命的摇篮。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有着开拓革新的光荣传统。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早期传播,绽放出璀璨的真理之光,成就了李汉俊、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林育南等一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人物,翻译、出版了《阶级争斗》《劳农政府与中国》《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著述,这些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