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急关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

许歌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动摇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革命阵营中的同盟者发生了叛变。1927年4月12日，在蒋介石指使下的大批青红帮流氓，袭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强占上海总工会会所及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逮捕多名工友，杀害工人领袖，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共面目。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成为步北洋军阀后尘的反动新军阀和中国各种反动势力的政治代表，并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及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形成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重庆、广州、南京、杭州、福州、厦门、南宁等地相继发生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惨案，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先后落入蒋介石反动集团手中。与此同时，盘踞在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残酷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至此，蓬勃发展的中国大革命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大革命局部失败。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幕式在武昌的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举行，4月29日后的正式会议，则移到汉口济生三马路的黄陂会馆举行。

武昌都府堤20号中共五大会场旧址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等82人，这些被蒋介石通缉捉拿的“共党首要分子”肩负着挽救革命的重任，他们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共产党员。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此外，由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指导了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也出席了大会。汪精卫应邀列席一天会议。

当时的中共五大主席台

陈独秀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因而引起代表们普遍不满。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

中共五大开会场景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议案，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和党的建设需要，中共五大成立了中央和省一级的监察委员会，选举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7人为中央监察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3人为候补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专设“监察委员会”一章，对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工作方式作了具体规定，将党内监督规范化和制度化。这一创新之举是中共五大对党的建设一个重大贡献。

尤值一提的是，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忠实履行监察委员职责，坚决反对党内贪污腐化，坚决惩治违反纪律者，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

中共五大在党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次正式确立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创设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明确了党的组织机构和系统，形成了一个从上而下、遍及全国的严密组织体系；第一次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第一次把党和青年团的关系写入党章……

中共五大虽未能提出解决危急、挽救革命的具体措施，但明确提出要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提出第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文献《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建立了“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和体系……为三个月后同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开展和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准备。

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再到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国共产党在坎坷与挫折中一路砥砺前行，不断完善与实践党的政治理论体系，带领全国人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