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辑出版《武汉文库》的若干问题——咨询工作举例

                                                         徐明庭 

整理和出版地方文献，对于地方出版社来说，不但是责无旁贷的事，并且还是要花大力气抓好的事。环顾各地，诸如山西的《山右丛书初编》、广东的《岭南丛书》、安徽的《安徽古籍丛书》、以及甘肃的《陇右文献丛书》等等，一经问世，无不受到好评。湖北省推出的《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同样获得学术界的青睐。“相比之下，武汉在这方面尽管做了一些工作，但缺乏整体规划，整理出版数量不多，显得有些零散，与做得好的省市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彭局长上述的一番话，听起来是客套话，但也是实际情况。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武汉文库·历史文献辑》整理出版方案，虽然迟了，总算来了。我相信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会鼓掌叫好。

但是，看了《擬收文献参考目录》之后，我有些想法，不管对于不对，信口开河说出来，供参考。

一，方志：目录所列的十种志书，《汉口小志》、《汉口山陕西会馆志》、《黄鹄山志》都只有初版本，可以重印。二十多年前，任桐的孙子虽然把《沙湖志》重付剞劂，不过是用于馈赠，数量很少，因此也可以重印。

至于康熙《湖广武昌府志》、乾隆《汉阳府志》、民国《夏口县志》，在2001年已被收入江苏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省府县志辑》。我们武汉出版社也在2010年出版了《民国夏口县志校注》。

还有嘉靖《汉阳府志》，早在196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根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武汉市开始修志后，汉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也出了铅印本。所以我建议：凡是有上述情况的志书，不妨缓印和少印。

相反的，康熙《汉阳府志》只有木刻本，在全国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系统中，入藏者不过两处。还有《新辑汉阳识略》留下来的是稿本，读过的人更少。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列入目录，倒是应该把它先印出来。

再者，不论哪一部志书，宜视其有无不同版本，或点注；或校释，假如简单的照葫芦画瓢，把木刻本变成铅印本，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二，文集：在八部文集中，有六种是关于武昌首义的旧籍，在明年重印出版应该没有问题。

熊廷弼传世的如果只有《熊襄愍公集》，编辑起来也比较容易。

熊伯龙留下来的除了《谷诒堂全集》之外，还有《无何集》与《熊次侯先生传稿全集》。假如只收录第一种集子中的诗文，而舍弃后二者，不利于全面的认识熊伯龙。因为《无何集》是一部比较有条理的破除迷信禁忌，批判宗教神学，宣扬无神论的资料集，是熊伯龙的重要著作。第三种集子收录了他的八股文。在满族入主中原的两百六十多年间，汉阳熊伯龙和黄冈刘子壮同为制义名家，时称“熊刘”。何况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八股文这种文章体裁已经湮灭，从研究中国文学史这方面来看，也不是毫无保存的价值。

有趣的是，熊伯龙本来是无神论者，但是他居然为汉口的火神庙（即四官殿）写了碑记，像这样超出常情之外的集外文，我认为也不妨收录。

三、文献选辑：《武汉金石录》的选题很好，从前这一类的著作太少了。与1933年王夔武校印的《汉浒金石小记》比较起来，我希望《武汉金石录》的内容更充实一些。

《武汉古楹联汇萃》的书名不如改为《武汉历代名联》。因为民国年间，武汉地区也流传过一些好的对联：例如黎元洪挽张振武联；无名氏讽刘友才联等等，而民国并不是古代。

《武汉历代诗选》的下限似不宜断于清代。抗战初期，老舍和郁达夫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而写的两首七律；田汉为抗战扩大宣传周火炬美术歌咏大游行作的一首七绝；何香凝为抗战将士征募寒衣运动写的《寒衣》，反映了武汉当年的重大事件，体现了时代精神。傅彦明的《汉皋沦陷纪事诗》，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再现了三镇老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场景。从“以诗证史”的角度来看，像上述一类的诗歌，照说也可进入《武汉历代诗选》。

编纂《武汉历代文征》是令人高兴的事，然而，要像赶任务一样赶在三年之内出版，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书的质量。以《湖北文征》为例，它囊括了由元明至清以迄近代湖北乡贤两千七百多人的八千多篇遗作，洋洋六百多万言，是湖北学者近百年来集几代人之心力编纂而成。出版以前，还组成了知名人士参与的出版工作委员会和审订工作委员会，得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资助。以彼例此，如果要把《武汉历代文征》的出版方案变为现实，并且想一蹴而就，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四，域外著述：从域外著述的书目来看，有四种出自西洋人士之手。其中英国穆和德等写的《海关十年报告（江汉关）》早有李策的译本，在香港和武汉印行过两次。美国罗威廉写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已有江溶、鲁西奇的译本；《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也有鲁西奇和罗杜芳的译本。现在，如果请人重译这三本书，其译文质量必须超越前人的译本，否则就是多此一举了。

再者，凡是从外文翻译出版的关于武汉的著作，在精选译者的同时，最好请通晓该国文字并且熟悉武汉历史的学者审订。先不谈原作的史料、观点与立论是否妥当，至少可以纠正译文的失误。例如，有人在翻译英国菲尔德维克写的《汉口》时，把刘子敬说成是刘福堂的儿子。其实刘子敬的父亲是刘辅堂。汉口的辅仁里、辅义里和辅堂里都是刘家父子的产业，友益街从黄兴路口到车站路口的一段还曾经叫过辅堂街。虽然“福”字与“辅”字只是第二声和第三声的区别，按照英语的音译也不算错，问题就在于武汉历史上根本没有刘福堂这个人，而刘辅堂又是著名的买办。因此，就是这样的一字之差，真的成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又如鲁译罗威廉的书中，把蔡乙青和蔡辅卿当成一个人，更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两人的籍贯、职业和经历完全不同，设若有熟悉武汉历史的人为译文把关，就不致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域外著述的书目中只有两本是日本人的著作，好像少了一点。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不遗余力；对武汉的研究也是无微不至。譬如说水野幸吉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在记述汉口水上运输的情况时，列举了停泊在汉口江面的名为排子、柏木麻雀尾等等二十三种类型的民船，并且说明了哪些民船是走湖北通水路的各县；哪些民船是来往于湖南、河南、江西、陕西与四川等地。而我们自己的史志书籍中却没有这样的记载。在抗战以前，从湖北到全国，没有人写过武汉新闻史这样的书。直到武汉沦陷后，老报人蔡寄鸥读了内田佐和吉的《武汉巷史》，从其中论述武汉报纸的有关章节受到启发，才编写了《武汉新闻史》这一前所未有的专著。

就我的见闻所及，日本人写的《武汉地区工业调查报告书》（有好多本）、《武汉兵站》、《武汉风物志》、《武汉巷史》、《武汉的传说》、《汉口难民区》、《汉口慰安所》等等，直到现在都没有中译本。今后在拟订域外著述的书目时，对于日本人写的类似上列的有关武汉的书籍，不知能考虑翻译出版否？ 

（作者单位：武汉图书馆）

（编者按：此文是根据作者在《武汉文库》咨询论证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