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图志》前言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经历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后，12月l 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以“保卫大武汉”为中心的武汉时期。“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因此将其称为北伐以后的“第二个武汉时期”。

这一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一部分政府机构已溯江西上抵渝，但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其十多个重要部委移驻武汉办公，国民党军政要员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冯玉祥、于右任等先后莅汉，苏、美、英、法、意、比、瑞典等国的驻华使节纷纷赴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于12月到达武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杜重远、张申府、王造时，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湘，妇女界领袖沈兹九、曹孟君、刘清扬以及文化界名人茅盾、老舍等都来到武汉，全国性的其他救亡团体亦在汉恢复或建立，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战时首都。

这一时期，随着控制国民政府全部行政职能、肩负全部国防责任、拥有对海陆空军的最高指挥权、指导全国民众的重要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迁汉，武汉成为指挥全国抗日作战的军事大本营。

这一时期，由于华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批工厂内迁，武汉的工厂达到近700家，年工业产值达2亿元以上，武汉成为国民政府控制区域内最大的城市和全国的经济枢纽。

这一时期，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四中全会在汉举行，确定了抗战到底的方针，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32条抗战时期的执政纲领，规定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众、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施政原则，并决议组织民意机关，设立国民参政会。

这一时期，国民参政会在汉召开，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金融实业界、宗教界名流齐聚一堂，就与武汉抗战有关的各项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取得了一些共识和成果。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使各党派获得了就国事提出质询、建议、发表主张的一个合法公开的讲坛，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各党派的团结，对调动各阶层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动员全国人民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当时被认为是国民政府“趋向民主的新标志”(郭沫若语)。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设立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设在其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近与国民党最高当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国共关系最好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郑重地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提出了包括正面战场和侧后战场在内的全盘战略建议，1938年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的作战指导方针部分吸纳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

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的作战指导方针，确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重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其要点是：“诱使敌主力于津浦路方面，以迟缓敌人之逆江西进”，进攻华中腹地重镇武汉；“中国陆军主力控制武汉外围及豫、皖边区积极整补，由华北及江南抽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积极袭扰”，“并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牵制消耗敌人，妨害其南渡黄河，直冲武汉。”在这个方针之下，就有了牵制日军主力于津浦路的徐州会战和节节抵抗日军沿江西进、迟滞日军占领武汉的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役。国民政府军委会投入了全国兵力半数以上的120多个师(100多万人)以及全部40余艘舰艇和200余架飞机(包括苏联空军志愿队)；日军投入了其在华陆军34个师团中的14个以及300多架飞机。中国广大官兵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奋勇杀敌，共歼灭日军12万余人，令日军亲历者提起就胆寒和气馁。日军还被击落飞机100余架，被击沉舰艇40余艘，击伤600余艘。武汉会战的规模在中国抗战史上空前绝后，“确实已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毛泽东语)。虽然武汉沦陷了，中国军队伤亡、散失约60万人，但基本达到消耗敌军有生力量、迫使敌军无力继续战略进攻的目的，争取了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主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同时，在敌后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始有步骤有重点地建立起若干根据地。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五大抗日根据地的雏形就是在此时期形成的。对于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敌人曾惊呼：“共产军乘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诸地。”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陈诚说过：“日军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调出兵力增援呢?此盖因我国自采取游击战以来，多处围歼其少部，袭击其后方……遂使敌五师之众，只能据守同蒲沿线，不敢离铁路一步。”蒋经国也承认，“游击战火遍及晋绥两省，牵制日军约四个师团的兵力，对徐州会战及尔后的武汉会战协力甚大。”

武汉沦陷后，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苦难岁月。日军进入市区之后，大肆烧杀奸掠，汉口黄陂街及武昌沿江一带被焚毁一空，片瓦无存，后被划为难民区；日军在滠口道贯泉、武昌大矶头、东西湖走马岭等地建立了十多处大规模的杀人场；日本宪兵队滥捕中国居民，随意施以殴打、鞭笞、灌水、触电、犬咬、绑吊、举重物、跪壁、摔打、剑击等种种酷刑，妄图以此种种恐怖手段震慑人民的反抗。

据抗战胜利后统计，武汉三镇在沦陷期间，房屋被毁达43025栋，民众被残杀13508人，财产损失按1945年物价换算达979万亿元。但是，武汉人民决不屈服。抗日游击队在武汉外围频频出击，沦陷区内手无寸铁的民众也以各种方式打击敌人，表现出极大的英雄气概。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消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12月底，豫鄂边区党委成立，朱理治任书记，陈少敏、李先念等为委员。1939年元旦前后，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游击支队)，李先念为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1月1 7日，李先念率队南下，挺进武汉外围。2月25日，游击大队于应山余家店首战日军告捷，毙伤日军20余名。以李先念为首的新四军部队在湖北、河南交界地区开创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于“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频繁深人江汉平原腹地作战，对武汉形成了战略包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武汉三镇光复。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反侵略民族解放战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民族解放战争。从鸦片战争开始，面对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国人民的每一次反侵略战争，都在外国侵略军的残酷屠杀、清朝反动统治的腐败无能，以及没有先进阶级、先进理论的指导等历史条件下遭到失败。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语)

抗日战争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全民族的卫国战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为在当时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国内的阶级矛盾，从民族大义出发，置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阶级仇恨于度外，毅然决然地停止执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土地革命方针，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将自己建立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一再揭露和抵制国内的投降倾向，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中坚。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战的正确方针，挺进敌后，发动各阶层群众参加抗日战争，造成蔚为壮观的全民参加的全面抗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正确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和相当数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消灭了大量的日本侵略军，抵抗了几乎全部的伪军，支援和配合了政府军的正面战场，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武装。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独自展开了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斗争，而30年代的欧洲却盛行着对德、意法西斯主义的绥靖政策。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后开始的全面抗战，使中国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以伤亡3500万人、遭受5000亿美元经济损失的惨痛代价，承受了空前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是由于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侵华日军陷入了中国抗日军民形成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而无法自拔。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战场歼敌150万余人，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日本投降时在华兵力约128万人，超过太平洋东南亚各战场上日军的总和。

——正是由于内地和东北的抗战，使得日军无法抽调兵力发动蓄谋已久的对苏战争，苏军得以从远东抽调50余万兵力抵抗德军。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苏联元帅崔可夫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正是由于中国军队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前后投入20多万兵力于东南亚战场，消灭了大量的日军，使得在东南亚的英美军队免遭灭顶之灾。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缅甸如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假如没有中国……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为了不能忘却的历史，为了准确反映和凸现抗日战争中的“武汉时期”这一段历史，我们特编撰本书，并以此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先烈。

本书由武汉图书馆策划并与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市档案馆联合编撰。书中主要章节由王汗吾、吴明堂等编写，图片由于世海、王钢搜集整理并编写说明，“大事记”由张颖编写，全书由唐惠虎、毛磊负责审订。

在编撰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有关研究成果，并得到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陆柏兴、副书记郭辉辉的关心与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蔡佑林、湖北大学教授田子渝、湖北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曾凡国以及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有关领导的支持和指导，谨致谢忱。

由于历史图片征集来源范围广，加上年深月久，我们无法一一查实摄影者的姓名，因此均未注明，特此郑重说明，并致谢意。

                                              编者

                                          2005年6月15日

《武汉抗战图志》，唐惠虎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