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

以前，我虽然读过刘富道先生写的在全国获奖的5部作品，但是我并不认识他。2000年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他撰写《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不知道他听谁介绍：“老徐对武汉历史有兴趣，也读过一些武汉地方文献。”于是他找到了我，不但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和我磋商，而且陆续把写好的篇章送给我看，要我谈读后的感想。当我读完三分之二的文稿后，我就断言：这本书出版社如果只印5000册，肯定要脱销。

事实正像我预料的那样，这本书刚上市，《山西文学》、《芳草》、《长江文艺》和《武汉文史资料》先后分别选载了其中的篇章。唐山也有人打长途电话来，说是要在刊物上发表书中的某些章节。武汉电视台《书山有路》摄制组为介绍这本书播放了专题片。《武汉晚报》以《汉正街的魅力》为题，在副刊上逐日连载该书。武汉图书大世界不止一次把它列入了《本周畅销书排行榜》。在武汉地区已经买不到这本书了。有一位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朋友，听说湖北省作家协会与武汉市作家协会要联合召开这本书的研讨会，他不明白省市文艺界为什么重视这本书？又怕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专门到我家谈了半天，现在我简单地说一下我讲过的一些内容。

首先是这本书选题好。当新闻媒体报道这本书将在汉正街博物馆举行首发式的消息后，有人问我：近两三年武汉市花了大力气综合整治中山大道和江汉路步行街，作者为什么不以这两处为题材，偏要去写汉正街?

我的回答是：这两处当然可以写，但是和汉正街比较起来，后者值得写的东西更要多一些。第一它的历史悠久。早在明末清初，汉口镇能够跻身于全国四大名镇，号称九省通衢，依靠的是位于全国中部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水上运输条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条荟萃各地商贾，成为南北货物集散地，导致商业繁盛的，处于汉口镇中心地段的“正街”，由于司、坊两级衙署都驻于此地，又称“官街”。道光二年(1822年)，范锴的《汉口丛谈》问世；过了30年，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付梓，在这两本书中连篇累牍地记述这条正街时，中山大道和江汉路还没有一点影子。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808年)，日本人水野幸吉在《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中介绍这条正街时，中山大道的一段——后城马路，江汉路的一段——歆生路，也只是略具雏形。从这方面来说，这两处是无法和汉正街相比的。历史一久，各方面的积累和沉淀必然就厚实一些，可以写而且值得写的东西就更多了。

第二，解放前的汉正街只是一条自然街道的单一的地名概念。于今人们心目中的汉正街，指的是汉正街商品市场，它的范围包括六街七场。七场是按各自经营商品分类的七处专业市场。六街是分布在硚口区和江汉区的汉正街、汉中街、利济街、三曙街、新安街、宝庆街这6个街道办事处及其辖区的479条大街小巷。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间，蕴藏着数不清的足资记述和足以发人深省的人和事，如果不是篇幅限制，写个百把万字也没有问题。

第三，汉正街是“买全国、卖全国”，在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国家级市场。因此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外国的元首、海内外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和编辑，或视察、或参观、或开会，一批一批地来到汉正街。有关报道遍布一些国家和地区。这样巨大的影响，不是哪条街道或哪一处市场能够比得上的。

第四，汉正街的形成与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复兴与发展，是武汉这个大市场的缩影。把这段历史一线串珠似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既有鲜明的武汉地方色彩；又有中国独具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您说还有比这“天下第一街”更大气的、更好的选题吗？

除了选题好之外，表现形式也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汉正街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陆续出现，如《过街罗裙》、《养命的儿子》、《失踪的儿子》、《舍命的儿子》、《风流巨贾》、《汉正街》、《还是汉正街》、《汉正街人》、《万宝街》、《扁担》等等。上述作品有的是小说、电视剧；有的是话剧、小品。刘富道先生这部大作与众不同。全书20章78节，分开来看是一篇篇散文；合起来读又是一部传记——一部为汉正街立传的传记文学。用这种手法来写汉正街，在湖北文艺界可谓前无古人。当然，我并不是说描绘汉正街只能用这种体裁。相对而言，如果您要抒写古往今来汉正街的方方面面，采用这种形式好像更自由也更合适一些。

荷花淀派的领袖孙犁说过：开头很重要，开头开好了，下面就可以头头是道。这是至理名言。由于刘富道先生这本书第一章写得好，所以直到第20章都是娓娓而谈，头头是道。谈者有板有眼，听者有滋有味。有人说这本书的开头扯远了，应该从汉正街的现状写起。对于这种高见，我不敢苟同。贾宝玉可以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但是，汉正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了源远流长的500年历史，才能孕育出今天的辉煌。没有这条“本乡人少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正街，汉口不可能跻身于天下四大名镇。反过来说，没有得水独优，据全国适中之地，素称繁盛的汉口，又哪来这样一条正街呢？因此，汉正街和汉口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要写就必须从“大水冲出个大汉口”写起。假如以现在的汉正街为出发点，就不会有前面的14章，读者对汉正街就不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因为缺少了前面必要的铺垫，必然会影响后6章的阅读效果。

这本书出版后，其所以好评如潮，归根结底还是内容好。就我见闻所及，我发现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对本书都有不同程度的喜爱。年龄大一些，文化程度高一些的读者，对本书更是赞赏有加。

全书我通读了三遍。关于写人物的章节，读的次数就更多。这些人物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典型环境中各具特色的典型人物。读起来可闻其声，可见其人。例如同样是靠运销淮盐起家的李本忠和胡赓堂，前者花费很多财力与精力整治三峡险滩，后者与前者大不相同，除好色一掷千金之外，每个铜板都难以割舍。另外像亦儒亦商的陈永镒，妇唱夫随一年上交70万元税款的黄腊芝与张国华夫妇；大起大落的王仁昌和全国再就业明星王仁忠兄弟俩；名嘴名笔何祚欢，享誉文坛兰桂齐芳的宏猷、宏量董氏兄弟；原先是《青年心理咨询》编辑，现在是红桃K集团骨干的欣儿；还有1946年制造轰动三镇大骗案的文盲张五婆；1999年掀起震惊武汉挤兑风潮的大江城市信用社的总经理周顺和，都是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

第18章《老板队伍中的才子才女》，写了谭庆燕、王康、顾王明这样的新型人物，让读者看到社会上某些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传统的看法把人们分为士农工商4个等级。读书人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而谭、王、顾这批年轻人，有的是大学生、硕士，还有的是博士后。如果从政，可以当个处长。设若在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任职，获得高级职称也不是难事。同时他们也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汉正街的103家个体经营户，可以享受减免税收与管理费等优惠政策，赚钱比较容易。而当个体经营者发展到一万多户以后，竞争越来越激烈，搞得好，一天之内可以发财；搞得不好，一夜之间就会倾家荡产。然而他们更清楚：经商是一门学问，不是简单的买卖，它涉及到国家政策、关税、市场信息、商品走向以及与客户的沟通等等。有了高学历、高的文化素养，就有利于运筹帷幄，捕捉商机，大展身手。何况从一处城乡到一个国家，无商则不活。知识分子到市场经济中去迎风搏浪，并不是低人一等的事。于是他们毅然闯进了汉正街，并且创造了可喜的业绩。像这样的人文景观，不要说在文革期问，就是在建国以后的17年，也是看不到的。由于这样高学历年轻人的加盟，在某种意义上，也提高了汉正街的品牌品位，改变了汉正街的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说句老实话，如果不是读了刘富道先生这本书，我绝对想不到汉正街居然有这样新颖的人与事。

刘富道先生用了21页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新传奇人物郑举选》。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在中国，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若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刘先生说：“要到汉正街来考察的政府要员、经济学家、作家、记者，就不能不看个体工商户郑举选了。”因为他“是汉正街半个世纪的一部活辞典，也是一部活的汉正街改革开放史。”

1967年，汉正街更名为兴无街。既要兴无，必然就要灭资。于是一些商贩都被加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受到这样那样的惩罚。郑举选在挨打、抄家以后，还要住学习班交代问题。以致女儿过早夭折，妻子要自杀。人家问他：“你的货卖给谁了?”他始终不供出往来客户，而是回答：“卖到马路上了。”1977年底割资本主义尾巴，郑举选又一次被抄家。过了不久被关进监狱。对付办案人员的审讯，总是一句老话：“我是个瞎子，我不认识人。”仍然不老实交代和他做生意的关系户。好不容易熬了18个月，这个绰号“麻瞎”的人熬到无罪释放。他的一点微弱视力彻底丧失，成了两眼一抹黑的瞎子。一想起铁窗生活就不寒而栗，他宁可到垃圾堆里捡菜叶子吃，再也不敢做生意了。他脱胎换骨的改造，标志着兴无灭资“取得彻底胜利”。这时的汉正街的确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1979年，武汉市政府率先制订了一个红头文件，给个体工商户颁发营业执照。在一批批盲人兄弟的一再劝说下，同年11月，郑举选出山了。在摊位上用两个玻璃瓶子装些鱼钩、顶针、勾针，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但是上靠邓小平撑腰，下靠自己的胆识、智慧与人缘，陆续有人请他代销货物，销完了再还钱。还有数不清的盲人兄弟心甘情愿地为他联系了广阔的乡村市场。什么货到了他手上就好销。尽管卖的是一些小东西，利润也薄，但是销量非常大。薄利多销地做了几年，他就成了汉正街最早的百万元户。他帮助许多人走出了贫困，帮助许多小厂走出了困境，不论到哪里都是风光人物。本书中《再现光明》的一节，介绍了一些生动具体的例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现在好像不再有人片面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从郑举选的传奇经历折射出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政治气候与社会氛围。因此我认为《新传奇人物郑举选》具有两种效应：既是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又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政治报告，不彻底否定文革不行!不拨乱反正不行！不改革开放不行!如果有人问我：什么叫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我会告诉他：请读《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第15章。

一般说来，作家进行创作是运用形象思维，史学家做学问是依靠逻辑思维。难得的是刘先生竟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使这本书既有可读性，还兼具学术价值。有人读完这本书后，惊叹刘先生的广征博引，“想不到他引用的书籍这么多。有些书名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例如《广阳杂记》、《汉口山陕西会馆志》、《武汉巷史》等等。”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为了与文献相印证，刘先生还深入民间采风，搜集口碑资料，并多次到汉正街市场的众多大街小巷踏勘，加深感性认识。在这样扎实的三合一的基础上，对于获得的史料反复研究分析考证，达到了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的“于不疑处有疑”的境界，发现了一些他人未能发现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纠正前人与时贤之误，或补史志之缺。今各举一例如下：

明嘉靖二十五年（1465年）付梓的《汉阳府志》记载，汉水改道的时间是“成化初”。清人范锴的《汉口丛谈》和近人王葆心的《续汉口丛谈》均沿袭其说。今人引用时往往在明成化初年之后加一括号，注明为1465年。刘先生认为这是不准确的。所谓初年，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初一段，因此汉水改道肯定是在1465年之后的某一年。否则朱衣在《汉阳府志》中是会表述为“明成化元年的”。除此之外，我还看到，有人因为弄不清“成化初”究竟是指哪一年，干脆把汉水改道说成是“明成化年间”。这一来就更模糊了。明宪宗在位有23年，汉水改道究竟是23年中的哪一年昵？刘先生经过多方搜索，终于在一本关于武汉堤防的书籍中，看到《历代大水》一节，其中有明成化三年、四年与六年，汉阳都发过大水，而以成化三年（1467年）洪水为更甚的记载。解开了史学界多年未解之谜。

《汉正街市场志》在介绍有经营特色的老店时，只记录了谦祥益绸布店、苏恒泰伞店、汪玉霞食品店、叶开泰药店、黄志成拆货店五家，文字也不多。刘先生这本书不但补充了以上五家的内容，还记述了著名的大有庆槽坊。解放前，武汉的酿酒业多数集中在汉正街一带，因此汉正街有槽坊街之称。于此可见大有庆槽坊的确是应该记载的。

也有人谈到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一是没有写辛亥革命时，冯国璋命令清军火烧汉口，给汉正街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二是没有写汉正街出了个全国象棋冠军柳大华。这种意见虽然有道理，但是刘先生并非不了解上述的人和事，只是限于篇幅，不得不割舍某些内容。作为中华名街系列丛书的一种，它的字数已经超过规定。何况这毕竟不是汉正街的百科全书，也就不必求全了。

附：《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 刘富道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崇文书局2007年8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