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夏口县志校注》前言后记

               王汗吾

  晚清、民国时期的武汉地方，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夹长江和汉水而鼎立，以武汉三镇并称于世。其中汉口一镇，自明代中叶成镇以来，明末清初已为国内商业手工业巨镇，但向为汉阳县所辖；武昌则为江夏县城和武昌府城，又为湖北省城。故三镇行政建制，长期分治。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其后，英、德、俄、法、日五国相继在汉口设立“租界”，外国经济势力和宗教、文化势力深入武汉以及周边地区，外国军队多次登陆甚或驻扎汉口，涉外事务频仍。晚期“洋务运动”巨擘、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开办的近代工业有相当规模，民族工商业也随之兴起，近代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迅速繁盛，使武汉（主要是汉口）成为国内近代化仅次于上海的重要地区。

 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汉阳府官员往来汉阳和汉口办理涉外事务极为不便、“断不能稍延时日，致误事机”为主要缘由，奏请清廷，将汉阳县辖汉口地方析出，用古名“夏口”命之；又从简化机构和设置官员方便考虑，设为“夏口厅”（地位同县）；改原汉阳府汉口同知为汉阳府夏口抚民同知，“作为正印地方官，以专责成。”于是汉口地方于1900年独立建制为夏口厅。其地域范围为“汉阳（所）辖襄河以北之地，北至滠口，西至涢口，横约一百二十余里，纵约三四十里地方”，即今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全部和东西湖区大部（汉阳县北乡），总面积约500平方公里。民国初年，废府（州、厅）留县，夏口厅改为夏口县。民国初年，废府（州、厅）留县，夏口厅改为夏口县。民国初年，废府（州、厅）留县，夏口厅改为夏口县。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就汉口地方设立汉口市，成为民国中后期多数时间的建制市。1929年7月，夏口县正式裁撤，夏口建制共存在29年。

 1915年，河北南皮人侯祖畬（字小汀）接任夏口县知事，即着手创修县志，“与邑之荐绅商略及之。于是筹经费，设志局，斟酌古今规定法式，以斯志纪分剖之始，是以创而兼因。” “荏苒之间，春秋四嬗”,《夏口县志》于1920年冬刊刻印行。

 该志由江汉道尹张履春监定，夏口县知事侯祖畬主修，邑人、内务部总长田文烈、前翰林院侍讲李哲明、前直隶知州密昌墀审定，前恩施县教谕吕寅东总纂，河南荥泽县知事李哲暹协纂，舒可卷、周毓棣等分纂，另有经理、收堂、校对、测绘、探访、书记、赞修、监刊等多方人士参与，是一部官方督修，民间人士踊跃参与，集合地方行政长官和绅士智慧的地方志书。它系统全面地汇集了汉口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情及人物、灾异等方面的史料，是汉口一方之全史，也是汉口地方唯一一部地方志书。（20世纪末始有新编《武汉市志》28卷本的出版。）

 该志分舆地志、风土志、丁赋志、职官志、建置志、学校志、选举志、兵事志、交通志、实业志、交涉志、商务志、人物志一、人物志二、人物志三、列女志一、列女志二、艺文志一、艺文志二、祥异志、杂志、叙例，共计22卷，加卷首和补遗，实际共24卷。

 该志在内容上，反映了晚清和民国初期新产生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生活内容，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开辟、租界的设立、对外交涉以及近代工商业的史实等。如卷十一交涉志包括通商之始、各国领事署、租界条约、交涉案件、各国教堂、各国租界丈尺等；卷九交通志下设航业、铁路、马路、邮政、电政五目；卷十实业志分工厂、公司两目，记录了众多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及其在南洋赛会和巴拿马赛会（世界博览会）获奖的产品；卷十二商务志则由汉口商业原始及变迁、输入品输出品、贸易全额、关税全额、金融机关、营业种类、商团组织、商会等目组成。正如田文烈在其序中所说：“大率依据同治八年《汉阳县志》详加釐晰，旧志以后乃限断，今治采访赓续，其门目则斟酌损益，务归至当，兼师他志之长。如实业、交通、商务、交涉四目皆昔无今有。在夏口尤为犖犖大者，君蒐采独详，又复著之于例，洵特识已。”

 该志还详细记录了辛亥革命时期阳夏战争在汉口的全过程。卷八兵事志从1911年10月16日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江贞”舰抵汉、17日陆军大臣荫昌率军抵汉，18日交战开始，直到11月24日民军反攻禹粮山止，几乎逐日记录了战事的演进，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该志弥足珍贵的地方还有汉口商业手工业的详细资料。卷十二商务志的“输出品”全面记录了近代工业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制品的种类，“营业种类”全面记录了各种商业手工业的店铺数目，“商团组织”则记录了数达上百个行帮的营业范围及其每年“贸易额”；卷五建置志的“各会馆公所”记录了近200个会馆、公所、公会的名称、地点、起原（始建时间）、性质（所属行业、行帮性质或地域性）、沿革（毁建情形），堪称详备。

 该志对一些慈善事业的记录也很有价值。卷五建置志先是列出了40多家善堂的名称、开办年月和坐落地点，其善举包括“施药送诊、设船救生、施送板棺、收埋白骨、兴学种痘、惜字宣讲、施茶救火、施粥发米、施送寒衣等事”；还记录了较新式的水龙局（消防队）、救生局（水上）、育婴敬节局（孤儿院、节妇院）等，还列出了31家按居住地段建立的保安会、自治会、公益会的名称和地址，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夏口县志》的编纂者，能够秉持新的思想观念，着眼新的社会视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如近代测绘技术等），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创新志书体例，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以后，近代民族民主思想吹拂的体现，具有进步的意义。反观同治七年(1868年)刊刻的《汉阳县志》（27卷），由于时代所限，对已经出现的租界等事物，视而不见，其体例守旧、内容守成就不足为奇了。其后光绪十年(1884年)刊刻的《汉阳县识》（10卷），辑略于同治《汉阳县志》而成，亦无进步可言。

当然，《夏口县志》的很多内容和思想观念还留有一些旧时代的色彩，也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是不应苛求的。《夏口县志》出现之前，汉口的诸般事物，包罗于《汉阳县志》和《汉阳府志》之中。此次创修，分治前的部分内容剪辑于县志和府志，有的尚嫌简略，有的亦未进一步考证，也略显遗憾。但分治后的史实之丰富和精准，是瑕不掩瑜的。

《夏口县志》诞生于民国成立仅9年之时的1920年，在民国方志名家如傅振伦等纂修的《新河县志》（1929年刊）、李泰棻等纂修的《阳原县志》（1935年刊）、黄炎培等纂修的《川沙县志》（1936年刊）等出现之前，取得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

《夏口县志》的版本，一般地说，只有一种，即民国九年（1920年）刊刻行世的线装本。但是在这次整理校注中，我们发现，《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联合出版）所影印的《夏口县志》刻本（以下称为“影印本”），与行世的线装本有所差异。主要的是影印本卷末附有一个勘误表，列出某卷、某页、某行、某格，误为何字，勘正为何，一共100多处，而行世的线装本上均已予改正。此外，行世的线装本，对于影印本，个别地方有少许文字的删补（这次整理中均出校记）。据此推测，影印本是刻板后所印制的清样，根据清样对刻板修正后，才大量印制线装本行世。这一发现，也是这次整理校注的一个收获，值得庆幸。

后  记

1980年，武汉开始编修社会主义时代新的地方志，也是武汉历史上第一部三镇统一的地方志书--《武汉市志》，其内容记载的时间起止为1840—1980年（后延长到1985年）。而在此之前，由于武汉三镇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从明清到民国时期，编纂的通志（省级以上）有明清《湖广图经志书》、《湖广通志》和《湖北通志》等6种，府志有明清《汉阳府志》、《武昌府志》等5种，县志有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汉阳县志》、《江夏县志》（武昌）、《夏口县志》（汉口）和《黄陂县志》等12种，总共23种。（武汉市所属原新洲县系20世纪50年代从黄冈县析出，故没有独立旧志。）

此外，还有《汉口小志》、《沙湖志》、《鹦鹉洲志》、《郎官湖小志》、《灵泉山志》、《黄鸪山志》、《大别山志》、《洪山宝通禅寺志》、《长春观志》、《山陕西会馆志》、《问津院志》等10余种小志。

以上志书，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均有收藏（多为复印本）。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明万历《汉阳府志》是海内孤本，只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1989年，武汉的友好城市---日本大分市的历史资料馆馆长佐藤兴治先生访问武汉，武汉地方志办公室陆天虹、王汗吾先生邀约佐藤先生座谈中国文化，并托请其帮忙复印《汉阳府志》，以使武汉人得睹此珍贵的乡邦文献。佐藤先生果不负所托，不久即寄来万历《汉阳府志》的复印全本。武汉地方志办公室于2007年聘请湖北大学古籍整理专家指导，对该志进行整理，出版了《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这也是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旧志整理的破冰之作。2008年，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又将所藏的50余种旧志和史料体笔记等的序言、跋和后记，一共140篇，并附录其书纲目，汇集整理出版了《武汉旧志序跋校注》，以使研究者和利用者对武汉旧志的存佚状况、编写宗旨和过程以及主要内容有所了解。

武汉图书馆是湖北省内著名的图书馆，藏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文献，并且具有古籍编目和善本众多的优势，武汉图书馆研究馆员徐明庭先生是资深的文史专家，于是就有了武汉地方志办公室与武汉图书馆在整理民国《夏口县志》上的合作。

全书的整理策划和新旧志书版式转换由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王汗吾完成，标点、校勘和注释工作由武汉图书馆的杜宏英、许歌完成。华中师范大学的杨昶教授、武汉图书馆的徐明庭研究馆员和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杨玉莲副主任以及王汗吾，均对全稿进行了审阅。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蔡佑林主任和武汉图书馆的李静霞馆长、张颖副馆长对合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此书的合作出版是成功和令人满意的。但限于水平，难免有所疏漏和失误，尚祈方家指正。

编 者

2009年年末

附：《民国夏口县志校注》.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合编. 武汉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