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北伐军进攻武汉》的有关问题答读者问

                  徐明庭 

《北伐军进攻武汉》（以下简称《北伐》）记载了北伐军三次攻打武昌城的情况，而《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始末》则说对武昌城只攻打了两次，两种说法都有根据，都不能算错。不过是因为《北伐》的作者在资料的搜集、考证以及对攻城次数的记述等方面尚未达到尽善，才导致您产生上述疑问。

从《北伐》的篇末注来看，作者在参考了11种有关文献之后，还访问了原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军事股长严正、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特务连党代表慕中岳、该团第一营营长李仙洲等三位老先生，可见作者还是花了很多工夫。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在11种参考文献中既有《李宗仁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也有前苏联萨波什尼柯夫的《1924～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回忆录》记述了1926年8月31日、9月3日及9月5日武昌城前的三次战斗；《史略》则只写了9月3日与9月5日的两次攻城，这就是史学界所说的“三次论”和“两次论”。《北伐》的作者可能鉴于李宗仁当年曾指挥第四、第七两军参加了武昌战役，他所提供的史料当较前苏联人的著述为可信，因此采用了三次攻城之说。其实，《北伐》作者的视野如果再广阔一些，就会看到持“两次论”的除《史略》之外，还有《北伐军总司令部战报——武昌之战》及《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一辑》等等。北伐军总司令部战报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高等院校的现代史教材及其他一些文章多宗其说。从数量上来看，大大超过了持“三次论”者。就我个人见闻所及，以8月31日之战形诸文字者，几十年来不过只张梓生、卓从乾、郭沫若与李宗仁等四人而已。考证与论断某一史实，诚然不能简单的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我们毕竟可以由此了解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倾向性的看法，并从中获得启迪：既然赞成“两次论”者这么多，其中必有原因，简单否定恐怕不合适。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面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说法，必须花大力气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考证，在未据有充分的无可辩驳的理由以前，轻易肯定或轻率否定其中的某种说法，均非治学之道。做学问之难正是难在这里。   

前面说过，《北伐》对攻城次数的记述尚未达到尽善，当然不是从根本上推翻“三次论”，因为李宗仁确实指挥过8月31日的攻城之战。但是我们必须明确那次战斗是李宗仁审时度势，想趁逃敌立足未稳，捕捉战机，一鼓作气攻克武昌，从而发起的突然袭击。根据是：9月2日下午，北伐军总司令部才正式发布第一次攻城令。9月3日的攻城是由北伐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有计划、有步骤，部署周密，与8月31日李宗仁命其所部仓促    投入战斗显然不同。李宗仁作为北伐军第四、第七两军的指挥官，虽然有权命令其部下投入8月31日这样的战斗，但就组织关系而言，他终究是隶属于北伐军总司令部而非与其平级，所以，在8月31日他个人对部下发出的战斗令，也就不能和北伐军总司令部正式发布的攻城令等量齐观。盱衡全局，北伐军总司令部当然要以9月3日之战作为攻城的首战而列入战报；至于8月31日李宗仁所部的先期投入战斗，北伐军总司令部不过是把它看作9月3日攻城的前哨战而已。李倩文在《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里面对此亦有论述，可以参阅。

假如由我执笔来写这一段史实，我会采取《回忆录》与《史略》两说并存的办法，在文字上略事斟酌，熔铸两说为一说，既不将8月31日之战避而不述；又使读者知道这并不是北伐军总司令部认可的正式攻城的第一仗。这样写既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违背北伐军总司令部战报的精神。一般读者纵然以此与其他各家的文章比较，也不致在攻城的次数上产生为什么其说不一的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