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的汉江与武汉》序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城城修史，市市编志，研究队伍浩浩荡荡，研究项目成批成串，研究成果满坑满谷。方兴未艾的城市史研究热，造就了数量可观的城市史专家，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武汉等地都有一批这方面领军人才，带领着各具特色的团队，筚路蓝缕，创榛辟莽，将不算悠久的城市史园地打理得葳蕤蓊郁，枝繁叶茂。张笃勤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武汉是中国开展城市史研究最早的城市之一，笃勤兄是最早投身武汉城市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这片园地里辛勤耕耘，涉猎之广，挖掘之深，成果之丰，令人钦佩。他对古代、近代、当代武汉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举凡城市地理环境、空间形态、交通网络、租界格局、市政建设、政治斗争、经济结构、西学东渐、文化市场、人才群体、社会变迁、官绅阶层、城市精神，都细加探讨。其中，对武昌首义着力尤多，对两湖志士与辛亥革命、革命重心北移与武昌首义发动、辛亥革命后武汉知识青年的迷惘与求索、外语文献中的辛亥武昌首义，都有专文论述；对抗战时期武汉历史亦予以一定关注，讨论了抗日战争与湖北文化重心的空间迁移、抗战初期武汉工厂内迁及其影响、武汉沦陷时期湖北的经济格局、武汉沦陷时期日伪毒化政策与社会危害等重要问题。他由武汉城市史拓展开去，进行汉江历史文化研究，对汉江流域的地理风貌、历史沿革、城镇兴衰、社会特点、人文精神，进行系统梳理，对荆楚文化做了很有见地的解读。

笃勤兄相当注意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探究历史经验与教训，利用历史文化知识，为当下城市建设服务。他对武汉的城市景观规划、城市空间特色塑造、建筑文化特色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以及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都提出了极富学术含量的政策建议。

西方城市史研究是在社会学领域里面衍生、发展起来的，从业人员多具有社会学背景，其成果多着力于城市结构与功能研究。中国城市史研究既是在西方城市史研究影响下起步的，又以悠久的中国史学传统、方志传统为本土资源，对人物活动、人文传统比较重视，其学科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双重特点，对从业人员学术素质要求更为多面与综合。优秀的城市史学者，大多能在不同学科之间穿梭换位，既可做细密的经济、社会数量统计，又能作直面世态人心的人文解读，即所谓学跨多门，文备多手。

研读笃勤兄的大作，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特点。他研究武汉近代城市经济社会变迁，资料丰富，数据翔实，分析严密，结论可信。他解读张之洞、于右任等人思想，描绘湖北志士在辛亥前后心路历程，知人论世，明晰通透。他将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述之以雅致明快的文字，集义理、考据、词章三长于一体，在城市史研究领域戛戛独造，卓然成家。

笃勤兄天资颖悟，勤奋异常，视野广阔，成果相当丰硕。除了上述关于武汉与汉江流域的研究，他的名下，还有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著作多部，独力或主持完成二十多项课题，发表文章近二百篇。他出身荒僻农家，靠自身努力跳出农门，成为大学教师，再由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跳到地处华中的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由普通研究人员成长为学科带头人，一路走来，一路成就，洒下的是一路汗水。超常的业绩，常是超常付出的倒影。

笃勤兄为人恳挚，重情重义，对于养育自己的父母、祖母，对于生长其间的故乡山水，对于第二故乡武汉，都怀有浓浓的感恩之情。他工作负责，治学严谨，对于所肩负的岗位、主持的课题、从事的研究，都一丝不苟，竭尽全力。重情重义与尽职尽责，一对人，一对事，看似两相，实为一理。事亲以孝，待人以诚，处事以敬，都是源于“忠”德。朱熹再传弟子、南宋真德秀释“忠”最为妥帖：“圣贤之言忠，不专于事君，为人谋必忠也，于朋友必忠告也，事亲必忠养也，至于以善与人，以利教民，无适而非忠也。”这是笃勤兄为人为学都很成功的根本。

我与笃勤兄因专业所攻相近，成长路径相似，故常有交往，很为相得。初次见面，即一见如故。以后每次聚晤，谈学问，谈社会，谈人生，均十分投机。我也从与他的交往中获益良多。好友出论文集，我十分高兴，衷心祝贺，特草此数言，以为鼓吹。

 《文化视域的汉江与武汉》，张笃勤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