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曲折变迁中追溯“中国”合法性

 张玉瑶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一生著作等身，85岁高龄又推出一本《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据许倬云先生自叙，这本书的起因，乃缘于一个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中国人？”“汉人？”“唐人？”“华人？”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了关于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更复杂的认知图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我们何以成为拥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人”？“中国”、“华夏”、“天下”，这几者之间又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

 　　　　　　　　　　许倬云

这些概念看似无须解释，但若一定要给出一个定义，人人却都抓耳挠腮、词不达意。许倬云先生在这本书中，就尝试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对“中国”、“华夏”、“天下”等概念进行一番界定，或者说，对这些概念形成的过程进行一番梳理，寻求某种可能的“说中国”的方法与途径。用葛兆光教授在为该书所作解说中的话来说，就是“并不从现存中国来逆向追溯‘中国’的合法性，而是从曲折变迁中回顾‘中国’的形成过程，来理解其历史合法性”。因此，在宏观的方法论上，许倬云先生延续的依然是他一以贯之的“大历史”和“系统论”叙述脉络，顺承白云苍狗的朝代变迁，在“中国”这一变动不拘的复杂体系中，以政权、经济、社会、文化观念为四个变量，考察其共同建构、交互作用以及不断适应的动态平衡。是所谓“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

“中国”，如今业已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有着固定的版图和疆域。但在从新石器时代到清朝时代的几千年演变中，“中国”则一直维持着类似“天下”的意涵，它没有固定边界，蒙满的征服扩张或是宋明的偏安一隅、南北朝隋唐的民族融合或是近代的闭关锁国，都是中国这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与呈现方式。许倬云先生一方面从政治地理学维度来观照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考察四个变量在历史特定阶段的运作及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维系着“中国”这一共同观念赓续下去的，一是长期建构的经济网络，二是与皇权区隔开的地方文化精英阶层，三是冲破了方言隔阂的汉字系统。

这一经历万年的存在和变化的复杂系统，在中唐以降渐渐从“天下国家”收缩为“华夏中国”，最终糅合成被其成员所认同和归属的共同体。正如许倬云先生在为《说中国》一书录的视频里所阐述的那样：“‘中国’，是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在一个宽大地域里边，由无数不同来源的人共同生活所组成的一个由几千年演变而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大家生命拴在一块儿了，命运拴在一块儿了，前途也拴在一块儿了。所以我拿四五种不同的因素，编织成一个互动的、交相拉扯的一个网络系统。这个系统到今天还能够相当具体，是因为它有个核心，这核心是多少年来锤炼、混合、融合起来的东西。”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

许先生曾写过一本《我者与他者》，作为祖籍江苏无锡的中国人，他的《说中国》显然秉持着一种“我者”的立场，体现出很强的本土历史感。然而，处于为他所自觉认知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他对“中国”的阐述又明显不脱离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对于汉唐“天下国家”的开放胸襟，他格外肯定其稳定中国文化结构的贡献；而对于元明清三朝，他的笔调则往往有抨击，认为它们依仗暴力压制的统治形态，改变了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状态，也牵累中国在世界化浪潮中缺席，错失发展机会，造成后来一百余年的衰败。这种略为严厉的批判自然带有着浓重的感情色彩，多少溢出了纯粹学术研究所框定的理性范畴，但也正因为如此，《说中国》成为一部有体温、有情怀的著作。正如葛兆光所言，“这是有良心的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是许倬云先生身处历史上天下帝国的光荣记忆和现实中衰落国家的痛苦感受之夹缝中的忧思。

“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察，对世界是有益处的。”许先生盼望，将来全球人类建构的世界共同体，也是一个在互动之中彼此支持、共蒙福祉的大组织。

许倬云先生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身处海外已经有大半辈子。他回顾中国历史，写下《说中国》，却在视频中不无遗憾地感慨道，身体经过两次开刀以后，“回到故国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在大洋彼岸，他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我们的同胞们有用”。诚如其所言，以史为鉴，可知得失兴替，在新的时代背景里审察自身，进而重整“中国共同体”，这是当下我们每个中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对我们每个中国人“有用”的事情。

众多著作以“中国”为题，显示“整体的焦虑”

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在其《族群》中说：“有的民族以自己的历史为耻，有的民族简直没有历史可言，有的民族则因为自己的历史核心空无一物而忧心。”但对于“中国”而言，它不是缺乏历史，而是历史太多，不是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

“这个历史给现在的历史学家出难题。”葛兆光教授在《说中国》书后附的解说中写道。但他又说，“也许，这难题恰恰是中国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课题”。我们当代人处于历史长河的下游，无从参与“中国”形成的漫长过程，因而，《说中国》一书所牵引出来的一个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便是，今天该如何谈论中国？

在《说中国》的绪论中，许倬云先生有一个相当精妙而有趣的比喻：“整体言之，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被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成腊八粥；假如把它们磨成浆，则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葛兆光也强调说，“中国不是一根筋到底的历史”。

这一种认知不仅属于学术，也属于时代。梳理“说中国”的脉络，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推动“古史辨”运动，试图“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遭到了一批学者的抨击，认为这将“动摇国本”，瓦解国族认同。但到了30年代，面对日本侵略、救亡压倒启蒙之际，顾颉刚、傅斯年等亦不得不转向捍卫“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立场。如今到了和平年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大国，重新思考“一”和“多”的关系，这是一种历史的理性和现世的需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就反思道，“我们是不是该在这个时候适时警醒，我们的思考是不是更多融进了我们自己的理解？如果中国现在不是这样的大国家，我们将会怎么考虑我们家乡的文化、文明？”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教授也表示，现今谈论中国需要采取多元的视角，“我们是用地理版图概念来界定中国，还是用文化、族群的、种族的、政治的观点、看法来界定中国呢？这个得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认为，“中国”的概念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吸收了天下的地理观，也吸收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和综合的礼仪特色，方构造出一个现在所谓的“中国”形象，“我们抓住一个要点的话都不是中国，综合起来可能才是中国”。

目前，关于“中国”的研究课题随处可见，譬如葛兆光有《宅兹中国》，许宏有《何以中国》《最早的中国》等。这并非是一种偶然。许宏引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话说，众多以“中国”为题的著作出版，这本身就显现出我们这一代的“整体的焦虑”。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何以成之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中国”，这种“焦虑”揭示出一种新的自我身份认知困境，它被现今中国社会的时代转型所裹挟，并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就容易消解的问题。

不过，北大人类学教授王铭铭倒是认为，我们也不必过分焦虑“什么是中国”，可以轻松一点来面对，以一种更为开放的世界性眼光来提取为历史所验证的一套国际关系秩序，处理好中国和其他国家、族群、文化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上，许倬云先生亦十分认同中国人儒家和道家相配合的一套文化传统，他认为，“这一套观念使得中国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垮，最得意的时候不张狂”。

（摘自《北京晚报》2015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