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区历代摩崖石刻述略

            沈必晟  毛先唯

武汉地区的摩崖石刻起于唐代，讫至民国。从地域上看，涉及现在的武昌、汉阳、江夏、新洲等区，以及在历史上多半时间属于武昌府管辖的鄂州。其内容涵盖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水文、关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等方面。其形制包括摩崖、墓碣、碑版、界石、园囿等。它们是武汉地区军事活动、治水经历、城市发展、人文交流的重要见证，是武汉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石刻不仅见证和记录了武汉千百年来的民生、经济、文化兴衰，也承载着荆楚大地千百年来的发展史。

              （一）

武汉地区最早的摩崖石刻代表，如洪山摩崖群、阳逻武矶头摩崖都与军事活动紧密相关。洪山摩崖群在现今的武昌洪山区地界，散布于武昌洪山宝塔周围山崖上。这一带怪石嶙峋，神态各异，引人入胜。南宋庆元元年（1195 年），荆南参军赵淳在洪山（时称东山）建东岩阁，将其所写《东山赋》《东岩阁记》（《东岩阁记》全文收载于《黄鹄山志》）刻于山石之上，同时就山上各处的天然形态和色彩纹理稍施斧凿，依其形状，分别命名为“云根”“云扃”“伏仙”“飞雪”“栖霞”“半霄”“清肃”“爽垲”“巉岩”“翠屏”“堆云”“狮子峰”等，用隶书、楷书将它们镌刻于石上，即为洪山摩崖群。摩崖文字的书法，古朴自然，开张迭宕，“寿泉”中的“寿”字，是根据南岳衡山五华洞的石刻拓本摩刻，“泉”字为后人续刻，笔法各异。洪山摩崖群现有10 余处保存完好。

赵淳，字清老，河阳人，是南宋著名将领岳飞的部将，当时作为荆南参军驻军在武昌洪山附近。从其所作《东山赋》文中“山之阳得胜处，偶拾余材，架屋为阁，榜曰东岩”的描述来看，当时的洪山称作东山，山势一直和现在的蛇山相连通，故有“循山之巅至黄鹄亭，与东岩相表里”的说法，山上的“栖霞岩”“清啸”“蛇山头”“涌月台”等石刻向人们揭示，在千年前，这里已开始了文明生活，此后为了道路建设，斩断蛇山、东山，修建了大东门。

而阳逻的武矶头，自古就是驻军之地。三国时期的黄祖阅兵于武矶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称为若城，南宋陆游的《入蜀记》中有“过双流夹，晚泊杨罗伏”的记载，文天祥《阳逻堡》诗序中尝记“夏贵自阳逻堡之败”后“斩以衅鼓”的事。而现今遗存在新洲阳逻镇北侧的临江崖面上，有“淮甸上游”的擘窠摩崖文字，字体隶书，每字1米见方，笔力雄浑，气韵生动。据传，该字由宋末湖广儒学提举龙仁夫题写，清代秦乐天曾有《舟过阳逻石壁观龙仁夫》诗。

龙仁夫（1246-1342 年），吉安（今属江西）人，多次拒元不仕，阳逻堡溃败后，夏口陷落。元统治者授龙仁夫陕西儒学提举，依然不受。他旋寄居黄冈之黄林墅（今新洲区旧街黄林），筑室讲学，晚年喜爱阳逻山水，逝后葬于阳逻华山之阳。

除此之外，在明清以后刻建的鲁肃墓碑、岳飞《满江红》词、陈友谅墓、荆楚雄风碑等等，都无不为武汉作为历代军事要塞提供了重要佐证，它们都和军事活动联系紧密，体现了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符合武汉“因武而昌”的历史事实。

（二）

武汉地区不少碑版石刻遗存与治水活动紧密关联。最有名的治水碑版当属位于汉阳晴川阁的禹碑。这个碑是新刻，据说原碑位于衡山，由清代著名文人毛会建专门摹刻。禹碑当然是歌颂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唐朝时期就有关于禹碑的传说，大文豪韩愈豪情大发还为此赋诗一首。直到南宋嘉定年间这块碑才被人们在衡山发现，并被人摹刻于三峡的夔门和长沙的岳麓书院。禹碑上共有77 个奇特难识的文字，对这种文字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蝌蚪文”，有人认为是“鸟虫篆”，还有人断其为“篆书”，众说纷纭，但都认为碑文大意是：禹受舜命，艰苦卓绝地治理了洪水，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至此以后，禹碑闻名天下，被摹刻于全国各地的大江之畔。

重修汉阳晴川阁时，曾经出土了一幅“荆楚雄风”的巨型石刻，是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四川人李拔的手书，此人在湖北任职时大兴水利，造福于民，让荆楚百姓纪念至今。其余的武泰闸、平湖闸、金水闸等石刻，都是近现代武汉治理水患的历史见证。其中的武泰闸最为知名，清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间（1899-1906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修建了武泰闸，闸名即由其最为广知的苏字行楷题写。最值得一提的是此碑的材质完全由铸铁铸成，不同于传统的石碑，印证了张之洞在武汉近现代引领工业发展的突出作为。而金水闸闸名则是在民国时期，由蒋介石用楷书书就，它们散落在武昌、江夏的主要水驳口岸，至今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水文作用。

（三）

武汉地区很多碑版石刻遗存见证了城市发展历史。历史上，最先有武昌，其次有汉阳，最后才有汉口，直到20 世纪20 年代末，才真正地出现了武汉的称呼。从碑版石刻数量来看，涉及汉口的只有“保寿硚”，该石刻位于汉口汉正街保寿巷内，见证了汉口的发展，而遗存在武昌的碑版石刻最多。

在武昌，以鄂王府为中心，附近多有碑版石刻遗存。1984 年冬，院内就发掘出“重修憩园图记”“憩园记”二碑，详细叙述了憩园的准确位置、规模、布局等等，图文并茂，再现了当年武昌司门口一带的人文景观和城市风貌。“憩园记”由当时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用浓烈苏字意味的行书题写。晚清汉上官员，都受张之洞的影响颇大，张好苏字，莫不靡从。附近不到500 米，还有乃园图碑遗存，保存情况不如憩园，写这个碑记的黄彭年，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的湖北布政使任上，修建了乃园，他热衷于园林建设，后来还在苏州的沧浪亭前构建了可园，喜好诗咏题和，现在很多散落在民间的陶器紫砂也还能多见他的题咏。而在附近不到一公里的粮道街鼓架坡，隐藏着至今还依稀可见其规模的半园，“半园”二字由民国著名书法家谭延闿书写，而建园者胡贽，其另外的建筑杰作岳飞亭，至今还存放在黄鹤楼公园内。

在汉阳，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建桥街梅岩新村的凤凰山摩崖石刻，凿于南宋端平三年（1236 年）。凤凰山古称凤栖山，原有“凤立梅岩”四字，后来因长年泥沙沉积和人为掩盖，如今只剩下一个“凤”字。在龟山北侧的岩壁上有凿于清代嘉庆壬申年间的摩崖石刻“大别山”三字，揭示龟山古名大别山这一不为人知的史实。此外，“铁政局界碑”“枪炮局界碑”“汉阳兵工厂界碑”等等，则都反映了近代以来武汉作为民族工业发祥地的一段历史，曾经的“汉阳造”名震天下。这些资料遗存，无论从历史地理角度、还是城市建设发展角度，都是武汉极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

        （四）

武汉地区很多碑版石刻遗存反映了人文交流。武汉地区自古人文荟萃，春申君、李北海、李白、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熊廷弼、毕沅、阮元、宋湘、张裕钊、杨守敬、梁鼎芬、郑孝胥、罗振玉、沈曾植、陈衍、陈三立等等，都曾经在武汉生活过，留下了不少遗迹。如“放鹰台摩崖”“郎官湖界石”，反映了唐代大诗人李白与武昌、汉阳的关系。

 

汉阳琴台，相传俞伯牙和钟子期在这里由于音乐而结为至交，留下了“知音”的千古佳话。后人来此凭吊，写下许多诗赋，至今还镌刻在楹联照壁上。其中“印心石屋”照壁，是清代道光皇帝给大臣陶澍在湖北为官时的亲笔题字，翻刻在古琴台照壁上。宋湘的《伯牙琴台题壁碑》内容为：“噫嘻乎，伯牙之琴，何以忽在高山之高，忽在流水之深，此曲不传愁人心。噫嘻乎，子期知音，何以知在高山之高，知在流水之深，古无文字直到今。是耶非耶，相逢在此。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吾去矣。”文章与书法都潇洒至极。该文题于宋湘在武昌担任湖北督粮道台时，此时宋已届古稀之年，相传是其束竹叶为笔所写，有八大块巨匾，笔走龙蛇，气势磅礴，洒脱古拙，夭矫不群。宋湘书后不久就去世了，为了不让这件珍贵的作品遗失，不久之后，由当地的朋友专门勒石成碑，至今还可以在琴台看到这件文书俱奇的作品。

而在半个甲子之年过后，晚清著名的书法家杨守敬书丹完成了关于琴台的三个石刻——《琴台之铭并序》《伯牙事考》《重修汉阳琴台记》。原来，琴台在历史上屡建屡毁，最近一次修建，是在清嘉庆初年，由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主持重建，并请汪中撰写了《琴台之铭并序》《伯牙事考》二文，此后的清光绪十年（1884 年），时任湖北布政使的黄彭年撰写了《重修汉阳琴台记》，最后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由杨守敬书丹完成三个碑版石刻的制作。几代墨客，共襄文事，琴台之谊，可以永年。

而著名的“问津书院石匾”，多处保留“讲经台”“晒书山”“坐石”“墨池”等等，则反映了武汉地区人文教育的历史文化遗迹。

       （五）

武汉地区更多的碑版石刻遗存是民间普通生活的见证。数量最多的是涉及宗教题材的碑版石刻遗存，如佛教的“御赐无念禅师诗文摩崖和无念禅师画像摩崖”“心是无量佛碑”“龙华寺碑”“宝通寺碑”“卓刀泉寺碑”“无影塔（福兴寺塔）刻石”“三时塔刻石”，如道教的“长春观碑”，如伊斯兰教的“马斯巴巴——马铨墓及碑记”“武昌清真寺碑”等等。除此之外，近现代以来，受外国传教士影响的“汉阳道安善堂碑”“梅神父纪念医院碑”等等，也多有遗存。数量居多的类似碑版石刻反映了武汉地区历代民间普通群众的精神生活。

还有一部分，则反映了武汉地区的社会生活，如“石榴花塔碑”，反映了宋代汉阳府地区的司法情况；“义犬纪念碑”，那是当年在汉口租界，一户外国人家的狗咬伤了人被市民打死，狗的主人硬是逼迫打死狗的市民为狗办丧事、立碑刻字才罢休，这是落后的中国遭人欺侮的铁证，记录了武汉地区曾经不堪回首的租界生活。

                （六）

武汉地区遗存的碑版石刻中鲜有名家名作。现存碑版石刻多为地方官吏所留，自赵淳起，后有熊廷弼、龙仁夫、李拔、王之春、陶澍、宋湘、张之洞、杨守敬、谭延闿等人，除谭延闿、杨守敬等极少数人以外，并未以书名著称于世，这符合“字因人贵”这种自古以来的客观现象，也反映出地方官吏对文人生活的向往和个人综合素养的追求。书法历史影响后世的人物如李北海、苏轼、黄庭坚、米芾、伊秉绶、何绍基、张裕钊、黄牧甫、郑孝胥等，均有在武汉地区生活、游学的经历，但是却难见其笔墨遗存。一方面是武汉地区因水域多次改道，历史上又多频繁修建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武汉地处南北东西要塞，自古即是兵家争夺之地，古迹遗址多有损毁，或有名人遗存，但已不复重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武汉地区最为著名的铭刻非《怡亭铭》莫属，是唐代名人李阳冰、李莒、裴虬等于唐永泰元年（765 年）怀古游玩时留下的铭刻。该石刻长1.2 米，宽0.5 米，由篆、隶两种书体组成。篆序6 行，每行4 字，每字径约12 厘米，共22 字，系李阳冰篆。隶铭8 行10 句，每字径约5 厘米，共56 字。内容如下：“怡亭裴郾卜而亭之，李阳冰名而篆之，裴虬美而铭之曰：峥嵘怡亭，磐礴江汀；势压西塞，气涵东溟；风云自生，日月所经；众木成幄，群山作屏。愿余逃世，于此忘形。永泰元乙已夏五月十一日陇西李莒。”石刻成横批状。横批下刻有清代金石家巴慰祖题名隶书：“歙巴慰祖，着舟于此，遍览旧迹，得元次山题名于郎亭山下岛中，水落始见，留连十有七日，手拓诸摩崖而去，同游苏门陶石，即时则乾隆五十一年之孟春也。”计62 字。该石刻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阳冰篆书所幸存在世的唯一原刻，具有很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据《湖北旧闻录》记载，武汉地区比较有名的碑版石刻还有（唐）元结《洼尊铭》《抔湖铭》《退谷铭》、裴虬《怡亭铭》，（宋）苏轼《菩萨泉铭》和（明）李东阳《芦泉铭》等等，但遗憾的是，这些都只是文字记载，已经见不到实物了。

武汉城市历史悠久，纵贯南北，横连东西，自古就是文人骚客向往之地。随着人们文化交往活动的不断发展，南北文化在此充分融合，书法艺术概莫如此。从发现的这些摩崖碑版石刻来看，多有雄浑、宽博一类，取法泰山石刻，北朝碑版，颜体榜书。如“汉阳兵工厂”“问津书院石匾”“半园”等，属于典型的碑派书法；亦见俊逸跌宕、秀丽遒美一类风格，其典型者如“保寿硚”石刻，宋人风度跃于笔端。

自晚清以来，武汉地域的书法风格受碑学泽被，篆、隶、魏碑为主的书法风格占据主要地位，同时期，也涌现出一批研究碑版金石大家，例如杨守敬、端方、叶志诜、陆久和等学者，特别是在湖广地区形成颜字传承脉络，对地域书法影响深远。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9年第5期。沈必晟：湖北省书协主席团委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毛先唯：湖北省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