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汉口市美术展览会纪略

王钢

中国近代美术展览会是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而引入中国的。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国人逐渐意识到博览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与重要价值，把举办博览会视为发展经济、壮大国力、增强与他国竞争的手段。在实利主义思潮盛行的清末，美术被视为“工业之母”。由于对美术实用功能的宣传，也由于当时“实业救国”思想的盛行，促成了中国美术展览会的萌发。

武汉地区美术作品的展示以“展览会” 的形式出现，肇始于1909年10月至11月湖广总督陈夔龙等举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该会旨在“奖励生产、助其进步”，是近代中国官方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地方性商品博览会。展品分为五部四馆以及七个特别展览室，其中美术部包括各种细工物、雕 刻品、刺绣、绘画、造花之类。在劝业会上，美术品不再单纯作为愉悦性情的文化产品，而是被视为可以改良工商品工艺、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一项技艺，体现出在“实业救国” 主张下的工业化与艺术相结合的时代需求。武汉劝业会上的美术部虽是为刺激工商、振兴实业而设，但其美术展示堪称近代武汉美术展览的早期形式，它使武汉民众获得欣赏艺术品的机会，是武汉美术走向大众、走向社会的开端。

汉口市美展筹办经过

民国肇建，随着西方美术的传播、社会美育的推广，国内美术展览迈上新的台阶，其形式与内容越来越丰富与多元化，展览的运作模式也逐步规范与专业化，不仅有学校的绘画成绩展和学生习作展览，个人画展、联合展览、社团展览及全国性的大型展览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1年，私立武昌美术学校组织首届学生成绩展览会，使“武汉各界渐知艺事为学术之一端”，之后又每学期举办展览会，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展览会在武汉开始形成。

历经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美术呈现新的发展格局。武汉地区出现一些以“美术补助实业技术及社会教育所不及”的美术社团，其中“梅社”“武美艺术研究会”“艺甄社”等代表性社团定期举办美术展览会，在国内颇具影响。此外，武汉政府与社会各界参与主办各种美术展览会，地方名家个展、地方性交流展也十分活跃，武汉美术展览活动逐渐兴盛起来。这些美术展览会的出现，使艺术得以深入武汉大众的精神生活之中。

在近代武汉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会中，最具影响与规模的当属1935年汉口市美术展览会。这次展览由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发起并主办，当时媒体特别强调：中国“虽不乏规模宏大之盛会（指美展），然皆文教机关所主持，或为艺教界所举办，由地方党部主办集合国内艺家以成之者，未之前闻。有之，则自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五日开幕之汉口市美术展览大会始”。汉口市党部之所以发起这次展览，是鉴于当时“汉市社会组织复杂，民众习于低级娱乐，文化根基未加培植”，为了推动民族艺术，改善市民精神生活，“并谋提倡工艺美术，以为发展民族工业，建立国民经济之初步”，因而组织汉口市美术展览会。

为了办好美术展览会，汉口市党部设立筹备委员会，推举湖北画家胡国亭为主席委员（会长）主持会务，画家唐义精、王亚明、狄乃津、卢榕林、张翼、邹碧痕、江述之、石榴园、舒少南、唐一禾等任委员，聘请张学良、何成濬、张群、钱大钧、徐源泉、叶蓬、吴国桢、陈时、艾毓英等政府要员及社会名流出任大会名誉会长，并于1935年3月27日召开首次筹备会议，与会者有汉口市政府、公安局、商会、民众教育馆、商品检验局、武汉日报社等机关团体代表，以及唐义精、唐一禾、钱葆昂、裴介一、蒋兰圃等人。会议决议分总务（负责文书收发、会计、庶务、宣传等）、征集（负责展品之征集及保管）、布置（负责会场布置及维持会场秩序）三组来筹办。在汉口当局、武汉美术界和社会人士的合力推动下，凡美展经费之筹措，会场之商借，宣传之扩大，展品之征集，以及布置之设计，均有序推进与落实。

展品是展览的核心，是决定一个展览能否成功的关键。筹委会视展品征集为要务，审慎对待，以“富有民族意识、表现创造精神”为展品征集标准，征集类别分绘画（图画、西画）、书法、雕刻（平面或立体之竹、木、金、石、骨等雕刻）、塑造（泥塑、石膏模型）、摄影、图案、古物（古代金、石、书、画）、美术工艺（刺绣、编织、陶瓷、造花、玩具、印刷品）等。为了促进工商业及“提供国货工艺品、注重美育”起见，国货商标、广告画、学校成绩（书、画、劳作）也在征集之列。

1935年，汉口市美术展览会开幕典礼留影

为了广泛征求展品，征集组先致函国内各艺术家、收藏家及各机关、团体、学校等，联系作品征收事宜；又派王亚明、石榴园、杨建云等分赴国内省市直接搜集，并在各地聘请征集委员就地收集。多方努力之下，“所有展品不仅征自汉地，京沪平湘等处均有展品参加。展品种类除当代名家之金石、书画、雕塑图案外，更有革命先烈之像片手迹，以及历代之古物。杰作珍品，搜罗无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2万多件作品征集到手，即交由筹委会委员及张肇铭、陈影梅、易海翁、王霞宙等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审核。该会以作品具有民族意识、创造精神及艺术价值为审查标准，严格把关，精挑细选，最终入选展品不及征集数量的三分之一，但会场已不敷容纳。

展览会会场两层，分别位于新市场（今民众乐园）二、三楼。布置组对美展的装饰与陈列如会旗、牌楼、门标、纪念章等精心设计，以使其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底蕴与艺术的魅力。会场共设陈列室74间，上层为油画、粉画、素描、木刻、图案、摄影、印刷、工艺美术、绣织、雕塑、国货商标、学校成绩等部，下层为现代书画、古代书画、古物、金石碑碣等部。下层另开两间特种陈列室，专门展陈孙中山的照片、墨迹及革命先烈的遗像遗作。整个会场布置历时三天，展品分门别类，井井有条，其中以国画和书法居多，油画次之，最次为图案画与摄影。

美展开展及其社会影响

经过近三个月精心筹备，汉口市美术展览会于6月5日正式开展。开幕典礼在新市场总理纪念堂举行，1000多名各界嘉宾参加。会长胡国亭、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的代表吴瀛、汉口市市长吴国桢等人致辞。至6月18日闭幕，每日购券及团体免券参观者达五六千人，不仅武汉社会各界踊跃观展，湖南华中艺校、长沙衡粹女校师生亦远道来观，为期两周共计六万余人观展，佳评如潮，堪称盛况空前。虽然观展人数众多，但由于管理有方，美展秩序良好。会场划定参观路线，招待员随时为观众解答问题，如遇观众想购买展品，则将其引导至办事处洽谈。这些细致而专业的服务给观众留下良好的印象，更引发他们对美展的兴趣。

1935年，观众参观汉口市美术展览会

当时《武汉日报》发表社论，称“此次美展会规模之大，实独汉市前未曾有，即在全国亦属罕见”。政界要人如林森、孔祥熙、何应钦、张群、孙科、阎锡山、徐永昌等纷纷题词“观摩精进”“民族之光”“艺术之光”“发扬国光”“发扬国华”“艺苑精英”“江汉炳灵”等，对汉口美展赞誉有加。由于展品来自全国各地，数量达7000余件之多，而且高手如云，佳作荟萃，画风多样，中西合璧，冠以“汉口”之名的汉口市美术展览会实则相当于一次全国性画展。如画家龚孟贤所言：“平津京沪各大名家的杰作陈列一堂，作一大规模之艺术运动，我敢说武汉美展是全中国的艺术精品。”可惜限于场地，展品只能更换陈列。众多参展作品中，以古人手迹尤显珍贵，有“文徵明行草条幅、林则徐之对，俞樾之隶书，赵伪叔之北魏，金农之汉隶，翁同龢之行书对，曾国藩之对联，曾纪泽之行草中堂，何暖叟之小对”等，均功深力到；黄兴所书立轴，笔法骨力内蕴，雍然大度，并由谭延闿题跋，堪称精品力作。又有张岳军珍藏的五代仕女壁画两帧，光泽如新，也为美展增色不少。

民国年间国内美术界人才济济，适逢此次美展盛会，各地书画家反响热烈，诸多名家如吴昌硕、何香凝、王一亭、经亨颐、徐悲鸿、张善孖、齐白石、潘玉良、张大千、陈树人、颜文樑、贺天健、贺履之等均有大作参展，不仅让观众大饱眼福，更使本次画展耀眼生辉。吴昌硕笔下《红梅》， 线条圆浑厚重, 气势捭阖纵放；徐悲鸿所画走兽，有狂流一泻千里、不可遏止之势；齐白石的《紫藤》笔墨凝重浑厚，色彩浓郁鲜艳；张大千笔下《人物》精丽绝伦，工致生动；张善孖的《猛虎》精妙沉雄，尤著神韵；王祺书画俱佳，《山横北郭》淡远有致，书法亦俊逸入骨；李步权的指书，墨气层中含有空灵；程守白笔下蝇头行楷，细若发丝；萧谦中的《青山绿水》无尘俗气；王一亭的《乘风破浪》意境孤标，不同凡响；王梦白所画《翎毛》，古意横溢，活泼生动；何香凝挥毫运思，《花卉》妙到秋毫；贺履之《西池垂实》，古树苍老劲拔，古拙可喜；梁鼎铭画作《卧薪尝胆》富于民族意识，打动人心……

至于武汉本地美术界，也不遑多让。虽然“过去武汉的艺术空气，似乎太沉闷一点，到处见不着艺术的表现，嗅不着艺术的气味”，但武汉书画家对此次美展倾注了极大热情，纷纷携作参展，共襄盛举，武汉美术界一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王霞宙与龚孟贤合写了《武汉中西画家之总评》，发表在1935年6月14日《武汉日报》上，对参展的武汉国画家作品逐一评点：张肇铭之《红叶》笔超墨妙；欧志先之《山水》苍朴雄浑；邹碧痕之《花卉》气极清润；钟道泉之《花鸟》大气磅礴；石榴园之《山水》似戴醇士；闻钧天之《墨荷》清超雅健；曹立庵之《山水》功力颇深；胡国亭之《刀俎之下》寓意警辟；易海翁之《红梅》超逸不群；赵合俦墨具六彩；方康直笔力挺劲；熊明谦画兼欧风；曹月初意在白阳；沈晓仓之《溪山色》以平稳见长；杨襄云《大笔芦雁》有图案风致；程光哲笔下《墨梅》疏朗；石逢云《菖蒲》劲拔；侯中谷之《梅》铁骨冰姿；林公博之《鹌鹑》、谢复华之《仙蝶》、陈茨庵之《牡丹》、许翔皆之《雨景》、周骥云之《山水》、黎恺岚之《水果》、田恒之《松》等均属难能可贵之作。又评论武汉油画家的参展画作，称赞蒋兰圃所作《农家》色调鲜明，意境深远；许太谷《河岸午后》富东方情调；唐一禾人物素描技艺精进；刘文杰的画像描写细致，色调明快；陆子温的油画色调沉重，似塞尚风格；郑云庵油画以修洁见长；裴介一画中热情流露；丁道炳之《静物》表现充分；许亚多之《工厂外》以及张曼西之《修理车头》深得时代气息等。

为纪念这次盛会，展览会总务组特编印会刊两期及特刊一册，以志留念。尤其是特刊详述此次大会的筹办经过及组织规程，并挑选百余幅精美展品图片刊出。又收录美术论文10篇，理论阐述艺术的作用及美展的价值，诸如张岳军的《从中国美术之地位与作用说到本位作风》、胡国亭的《自咎与自励》与《改革艺术教育之商榷》、龚孟贤的《从汉市美展说到艺术家应有的努力》、郭子雨的《汉市美展与民族意识》与《艺术运动》，王霞宙的《近年来中国画在欧洲之盛况》、滕白也的《中国雕塑概要》、钱葆昂的《治印的我见》和陈影梅的《商业美术》。并刊发《汉市美展会宣言》及《汉口市美术展览大会标语》。本埠报纸也争相出版特刊或画报，为之广作宣传。譬如6月14日《武汉日报》增出《汉口市美术展览大会特刊》一大张，刊载《汉口美展特有的精神与今后应有的努力》《现代中国木刻运动概观》《武汉的两画家》等文章。

当时，有些人对大办美展持有异议，认为正值万方多难、民生凋敝之时，汉口当局耗费这多人力财力办展有无必要？《武汉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汉市美展开幕献词”的社论，从“充实人类生活”、“启迪创造精神”、“培养高尚德性”、“发扬民族意识”等方面来阐明此次美展的意义，褒扬“汉市当局不辞劳瘁，举办美展，树全国之风声，卓识宏献，诚足多也！”无庸置疑，就参展画家的范围、作品的数量及观展的人数而言，这次美术展览会规模之大，在湖北历史上前所未有，足以体现武汉美术界的实力。

这样一次盛大的展览会，也堪称当时中国美术界一件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的事情。汉口市美术展览会旨在运用美术之功能，提倡民族艺术与民族意识，对于推动武汉乃至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对于“激发民族意识，加强国民向上心与团结力”，均起到积极的作用与影响。正如时人评价此次展览：“他树立了民族艺术的模型，它不但给予武汉市民以无上的食料，而且在复兴民族的阶段中与新生活运动同样的重要。今日之武汉，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占了极重要的地位。美术方面，自不容落后。此次汉市美展之努力，亦正为此耳。他不仅为了武汉的大众，而是为了整个的民族复兴，他企图着在武汉这一中心区域，将艺术芳香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随同着政治和经济力量传播到中华民国边疆的尽头。”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