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省通衢的近代汉口

刁莉 樊筠茹

汉口，原名夏口，与武昌、汉阳一衣带水，统称为武汉三镇，由于明代曾在此设立汉口镇巡检司，人们习惯上简称汉口或者汉镇。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正式改夏口县为武汉市，三镇统一成为国民政府在大革命时期的直辖市——武汉市。

然而，历史上汉口与武昌、汉阳的发展路径大不相同，后两者自隋唐时起为省垣、州府等行政机关的所在地，政治与兵略意义远高于汉口。当时的汉口仅为汉阳行政层级之下的一县，繁华程度远不能与武昌、汉阳相比。这是因为汉口本身的发端时间晚于武昌与汉阳。

汉口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其自身内部的商业市场。明末时已有记载，称汉口镇市场与武昌的金沙洲市场“并饶货，甲于楚”。清初，由于汉口地处长江中游，正当汉水入江之口，又因入清后四川、洞庭湖平原、陕南山区和鄂北丘陵被大力开发，以汉口为中心连接长江中上游、经洞庭湖至湖南的航线以及汉水航线空前活跃了起来。汉口自此成为巴蜀、关陕、华中与东南的贸易枢纽，号为九省通衢，成为与朱仙镇、佛山镇、景德镇齐名的中国四大巨镇之一。时人称“该地当天下之中，贸迁交易，互通有无，故四方商贾，辐辏于斯”。乾隆年间已将三镇并称为“武汉”，称汉口“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典铺数千万，九州诸大各镇皆让焉”。

这个时期的汉口，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市镇，其经济活动范围局限在国内，是中国大陆上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但是与国外并无经济往来。它是一个“未被人所知的著名的商业中心”，直到汉口开埠才向世界展现出了其蕴含的巨大经济意义。

水野幸吉认为，“近世文明之潮流，一方由政治上由兵略上之必要，使存在旧都市就衰；他方由经济上之必要，又可驱山村水郭，而使之成新都市”。武汉三镇的发展趋势，大致就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分为两类，武昌和汉阳属于前者，汉口属于后者。

清咸丰十一年（1861），根据中英《天津条约》有关条款，英国驻上海领事署宣布汉口、九江辟为商埠，设置领事。继英国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在汉设租界、建栈房、设洋行。先后17国在汉口通商，设领事馆九处，建英、俄、法、日、德租界五处。自此，汉口从封建镇邑进入近代商业都会的发展时期。

武汉这座城市的现代化自1861年始。开埠后，汉口迅速凭借自身区位优势成为汉申津穗四大港口之一。1903年，汉口外籍船只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净值已超过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仅次于上海，显示出从一个单纯的贩运经济中心向近代生产贸易综合性城市转型的特征。

水野幸吉在其著作《汉口》中将汉口称为“东方芝加哥”，这与英国人所著的《海关十年报告》中对汉口的称呼不谋而合。芝加哥在17世纪还仅是一个小商埠，正如明清时期的汉口，虽处于汉水之口，有其地理优势，但是贸易范围较小。芝加哥在19世纪开凿运河，修建铁路，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美国中部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这种发展路线与汉口不谋而合。将汉口比喻为“东方芝加哥”，是取地理位置、发展特点上的共同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不同，汉口尽管占据着汉水之口的优势，其仍然处于中国的中部。受到地理位置的天然阻碍，汉口在对外航运、资金融通、港口建设等各方面都要落后于沿海城市，如果说上海是列强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前哨，那么汉口就是这中间的“二传手”。简单来说，在列强对中国的贸易关系中，汉口所扮演的角色更多偏向间接贸易而非直接贸易。

开埠以来，汉口直接对外贸易总额常年维持在第三或第四位，且占比较小。上海承接了晚清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并代替了广州成为中国新的贸易中心。而汉口的间接贸易额相较于直接贸易额更为可观，其占比在四大港口中仅次于上海，市场份额上相去并不十分悬殊。这验证了汉口独特的内陆沿江港口城市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二传手”的地位，成为上海进口洋货运销长江上游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土货运销上海的最大转口贸易中心，承接下游，辐射上游。

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不仅影响到汉口在货物运输中所处的环节，也影响着汉口外国资本的注入和工业技术的传播。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端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较高，各行业大多是由外资首先创立并进行市场开拓，然后民族资本根据其示范再行注入，并与其抢夺市场。因此，中国最开始发端的城市无外乎沿海沿江的开埠城市。然而在开埠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口的工业发展在四大港口中并不十分乐观。从晚清发展到民国，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工业水平实际上处于汉口之上。其中上海由于开埠最早，工厂数和工人数都远远超过了另外三个城市，是当时中国名副其实的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汉口作为沿江的内陆城市，虽然同样较早跨入近代化，但是其工业发展水平相比于贸易水平，存在着一定差距。这是汉口的开埠时间以及地理位置导致的发展缺陷，近代汉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无不和商业密切相关，这使得汉口城市现代化建设也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仅次于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却又比上海的发展更加接地气、更加平民化。

汉口的开埠是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结果，这种开放是被动的，却也带给了汉口新的生机与活力。租界的出现给予了古老的汉口市镇以现代城市管理的范本，各式的商业发展带动了九省通衢的地位，“码头文化”和平民的“过早”代表着这座城市独特而喧闹的开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唐代诗人李白曾以“江城”来赞誉武汉。汉口作为武汉三镇中最为年轻的市镇，位于长江、汉水、府河、滠水之间，曾是地势低洼、湖沼密布、河道纵横的洲渚之地。随着堤坝的建立，汉水的商贸优势逐渐被发掘出来，短短两朝之内就成为“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的商业重镇。开埠后，汉口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开始了近代转型，凭借其深厚的商业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内河航运优势，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商品贸易中心。

（原载《群言》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