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汉口英租界两个问题的考证

李红卫

1927年收回汉口英租界的重大历史意义毫无争议，但学界关于收回租界的决定性因素却有不同观点，即中国共产党领导论、武汉国民政府重要作用论、群众自发行动论 及综合作用论。汉口英租界的收回与民众冲击有关，为了弄清前述问题，有必要对以下两个重要问题进行考证：一是一三惨案后民众进入租界的情况；二是这一行动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

一、民众进入租界的情况

“关于1月4日发生的事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后发现，不仅是1月4日，1月3日和1月5日发生的情况亦有多个版本。

关于1月3日的情况。当时在汉口的两名苏联人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以下简称阿基莫娃）、A.B. 巴库林（以下简称巴库林）写的见闻录均未提及1月3日晚民众进入英租界的情况，只是说冲突平息、群众散去后，仍有少量的集会和演讲。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当晚已决定不过英租界的新年提灯游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游行队伍还是进入了英租界。起初中方警察局负责人试图劝说游行队伍退出租界但未成功，于是中方建议英方允许游行队伍通过租界。英方作了让步，在双方人员的护送下，游行队伍得以平安通过。另据1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下称国民党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议事录记载，鉴于当日群众与英方水兵的严重冲突，总工会领导人建议原定当晚通过英租界的提灯游行不过英租界。阿基莫娃所著见闻录中亦曾提及：1月3日晚，“原定在离英租界不远的江面上举行提灯大游行”。再者，国民通讯社对一三惨案所作报道亦有相关内容：“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一群游行的队伍，可能是由于疏忽偏离了行进的路线进入了英租界，队伍被阻挡。由于队伍后面有大量的人使后退不可能，队伍被允许穿过一条街道后回到中国辖区，没有冲突发生。”所以，综合并比较各方信息，英方档案提及的当晚有游行群众进入英租界的说法是可信的。

关于1月4日的情况。阿基莫娃和巴库林的见闻录均显示，民众是在1月4日占领了英租界。阿基莫娃写道：“晚上，群众拆除了沙袋、铁丝网，斗志昂扬地拥进了租界。在租界边上值勤的中国军队当日未加干预。”巴库林的记述是：“到十二点时，中英接壤处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示威群众。下午三点，他们 推开守卫在租界入口处的中国士兵，自行拆除所有电网，搬走沙包……尽管中国当局竭力约束民众，但是到了深夜局势已经明朗化：民众拆除电网沙包，砸碎江岸铁链，占领了租界。”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张国焘在其所著《我的回忆》一书中，亦有对4日民众冲入租界的描述：3 日晚，“当时，我们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事件，特分别通知各民众团体，以后宣传活动，暂时不可进入租界。不料四日上午九时左右，我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报告，谓工会的宣传队已有几队人冲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从各路口涌到租界去。我即以电话询问李立三，他和其他工会负责人对此还全不知情，他说 总工会的负责人将立刻赶到租界去，阻止任何意外的发生……我放下电话，立即驱车赴英租界。此时街道上已挤满了人群，正向英领事馆行进……等我赶到英领事馆门前时，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已经不少了…… 不一会儿，李立三等人也赶来了。他们告诉我……已分别通知各工会负责人，劝告市民退出租界”。

英国外交部档案贝尔、葛福的报告均显示，4日不仅有民众进入了租界，民众还对租界进行了冲击。其中，贝尔的记述是：“12时30分，我发现太平街、洞庭街一端尽头的路障，也被中国苦力给毁坏了。”葛福的记述是：“现在是中午，刚才有一大群暴民冲进了租界，当他们经过时，毁坏了路障。”他们的记述与阿基莫娃、巴库林的记述相吻合。此外，葛福的报告提及：“下午形势变得更严重了，一大群人在巡捕房外举行有敌意的示威。”贝尔亦有相类的报告：“2时，到租界里看热闹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人好像正向工部局大楼走去。半小时后，我接到工部局马歇尔先生的消息，外面的人群已乱起来，且掷起了石头。”贝尔被“非常多且情绪非常激昂”的民众吓坏了，便通过传便条和打电话的方式，建议葛福“立即派海军登陆”。葛福没有同意，他认为“那时派海军是不可取的，因为他们只会导致大量伤亡”。

愤怒的武汉群众冲击汉口英租界

1月5日国民党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议事录显示：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会上提出“英租界欧战纪念碑被毁案”，即“昨日下午群众将英租界欧战纪念碑钢链拆去，并大贴标语。现提议命令陈党代表即将纪念碑上标语撕去，以免起无谓之恶感”。这与巴库林见闻录中“欧战纪念碑被拆除了”的记述相呼应。

综上所述，4日确实有民众冲入租界，令英国人十分恐惧。为什么4日会有那么多的民众轻易进入租界？3日晚，外交部长陈友仁向葛福提出严重交涉，并建议英方撤退水兵及义勇队。起初葛福未允，借口是需要向公使请示。后见形势危急便答应了。葛福把中方这一建议告诉海军上将卡梅伦，他经过认真考虑，说“可以把军队安顿在船上”，“但这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安排，在这期间，他们将被限制在中国人的视线之外”。根据双方约定，“中国警察担任以海关大楼为界的租界边界的防护任务”，英方“负责的是租界内的防卫”。中方确实派遣了一些警察，“但事实证明他们全无用处”。由于形势日益严峻，葛福“反复地要求中国当局派遣军队，但是他们直到晚上8点才来”。一方面中方警察未能发挥应有的防卫作用，另一方面中英军队的“换防”竟持续一整天，这就给民众冲击租界提供了可能。

关于1月5日的情况。张国焘的回忆录没有提及。巴库林见闻录的记述是：“预定的大规模示威没有举行：不知是因为下雨，还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组织。”阿基莫娃见闻录的讲述是：“到1月5日早晨，我才和别的同志一道去看夺回的租界。英国哨兵已撤除，在十字路口站岗的是工人纠察队。”5日下午有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阿基莫娃的见闻录没有给出答案。费成康所著《中国租界史》对这一问题的描述是：反英大会后，有游行示威，但群众未能进入英租界，因为“进驻租界的中国军警遂紧急戒严，断绝界内交通，仅让游行队伍经指定的街道以达旧日的俄租界”。5日的情况究竟如何？原定的游行有没有进行？游行时队伍有没有进入租界？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有关5日下午情况的记载是：各团体“午后一时即陆续集于济生路，共二十余万人。二时开会，公推汉口市党部代表李国煊为主席，总工会代表李立三为总指挥……三时余出发，经过英租界，由军警及工会纠察队分别维持，秩序井然。五时许由租界折回友益街而散”。为什么游行“秩序井然”？据该档案，当日2时左右，在英租界巡捕房前发生了民众与华捕小的冲突。“当局以游行市民行将经过租界，恐再发生事故，特令军警及纠察队于英租界二道街、太平街各街口分别堵截”，无论何人，皆不得进入，“仅留一码头及河街一带为群众通过之地”。

李立三在1930年完成的《党史报告》对此的描述是：“到五号就开群众大会。四号晚上我们讨论是否进租界，争论很久以后决定进租界，我去主持大会。在五号群众会上，我连接三个条子，都说不能进租界。所以我就动摇了，宣布游行路线时是不进租界的。但是群众完全不理，自己就直接向租界冲，把巡捕都打跑了，租界马上成了恐怖区域。” 李立三1940年写的自述与前述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更为详细，一是指明了那三张条子是张国焘写的；二是讲清了采取的防范措施，即“指定绕过英租界的游行路线”，纠察队“奉命到中方管辖区与英租界的界边堵住租界所有入口处”；三是指出了队伍进入租界的地点，“经过一个小巷进到英租界”。

综上所述，张国焘的回忆录确实未提5日的情况，但不能据此就推论说5日的游行没有进行。阿基莫娃1月5日去英租界的时间是早上，而集会和游行发生在下午，所以不能根据她早上看到的情况就得出下午没有进行游行的结论。巴库林的相关描述，不仅有记述还有分析，有一定的可信度，但他毕竟不是当事人，不是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所以其陈述的情况不能被完全采信。5日有否群众集会及游行，李立三回忆录的可信度较高，一方面，他是活动的总指挥，另一方面，他的回忆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提供的信息有一定的契合度。所以，5日下午的集会和游行是发生了的。

游行队伍有没有进入租界？李立三的回忆是进入了，且指明了进入的意外性及地点。费成康著作及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材料则持未进入的观点，且指出了未进入的原因。这两种观点都有依据，均符合一定的逻辑。笔者曾另辟蹊径，认真查阅贝尔和葛福的报告，但二人报告均对下午游行一事只字未提。不过，笔者却有两个意外收获，一是示威游行开始前即有民众进入了英租界，二是弄清了英方决定交出租界市政管理权的时间。

葛福的报告指出：第二天（5日）早晨，“大多数军队已撤离，愤怒的人群仍在巡捕房外”。到5日下午2时左右，便发生了前已提及的民众与华捕的冲突。关于这一事件，5日下午稍晚召开的国民党联席 会议第十次会议还将其作为一项议题，即“英捕房被打事件”，会议经调查作出的结论是“曾略有冲突，有轻伤，并无打死之事”。中英双方均有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故其可信度较高。贝尔的报告提及，“上午七点左右，马歇尔先生从他的住处打电话给我，说河街又被一群暴民控制”；后来，“他已不能离开他 的住所，因为有一大群人很显然在等他出去”；下午1时左右，贝尔一行离开工部局时，“外面的人群已形成很大规模，且极其吵闹”。

1月3日下午的剧烈冲突、当晚民众在租界的提灯游行，4日全天及5日上午民众对英租界的冲击，令英国人恐惧不已。贝尔的报告指出：5日上午，工部局的官员、巡警“都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命处境 非常危险”，所以提议所有人都离开工部局。贝尔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葛福，葛福表示同意。12时，陈友仁派他的秘书吴之椿来工部局议定了此事。大约下午1时，贝尔及工部局其他官员由两名中国高级军官陪同乘坐军方提供的车子离开了租界。葛福在其报告中指出：“自从那以后租界就处在中国军队和纠察队员的掌管之下。”5日下午召开的国民党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陈友仁提出了“管理英租界案”，即“英国妇女小孩儿，今晚8时上船离汉，并欲将管理权交我们，我们应有准备”。会议决定成立临时管理委 员会，主持英租界内的公安、市政事宜。既然在下午民众集会及游行之前，英方已决定将租界市政管理权交给中方，那么民众游行时是否进入了租界，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综上所述，1月3日、4日、5日均有民众进入了租界。3日晚民众在租界的游行是和平示威，但亦给英国人造成了威慑。4日和5日民众对租界的冲击较大，英国人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4日英国人把租界治安管理权交给了国民政府，5日中午前他们又决定放弃租界市政管理权。

二、民众进入租界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汉口事件发生后，一直有一种声音说这是国民政府的预谋，“以强力夺回租界为目的，一似数华人之被刺戳，二人之负重伤，亦为计划之一部分”。葛福得出预谋论的依据是，3日惨案发生当晚他与陈友仁紧急会面，陈给他的印象是“最巴不得我们开枪而自讨苦吃”。长江分舰队司令卡梅伦少将的感受与葛福相类，即“这不是一场寻常的苦力骚动 , 我即下令不准开枪”。这是惨案发生之初英国人的感受及判断。后来，英国人迫于形势将租界管理权交给了国民政府。这时葛福的感受及判断略有变化，即“我完全相信这一连串的事件是南方政府默认的，如果不是有组织的话，他们的目的是迫使我们请求他们的武力援助来处理这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局势”，但仍然认为国民政府有自己的打算，对此次事件应负重要责任。中英冲突之时，国民党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正在召开。由于事发突然且紧急，会议不得不临时加入这一议题。最终议定的四项处理意见表明，惨案发生之初，政府的态度及措施是安抚民众，隔离民众与英国水兵，控制事态，维持秩序。4日晨国民政府发布的临时公告和4日晚政府官员会见群众代表阐明政府处理意见并发表的演讲均强调民众要离开租界，遵守纪律，维护秩序。3日晚民众在英租界提灯游行时，政府警察局负责人曾力劝民众退出租界，劝说未果后又积极做英方工作，力促英方同意游行队伍和平通过租界。4日确有民众闯入了租界，这说明军警保卫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因为按照双方约定，由中国军警负责租界外围的防卫工作，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民众进入租界是军警的授意。5日下午当局为防止游行队伍进入英租界，及早就布置人员守住通往租界的各入口。所以，自始至终国民政府扮演的角色均是“消防员”，而非“火上浇油者”。另外，收回租界也并非国民政府的既定计划。随着形势的恶化，英方先是邀请政府派军警入界维持秩序，交出了租界治安管理权。后工部局官员因恐惧自行放弃职权，国民政府不得不组建临时管理委员会。这才造成了租界为国民政府管理和收回的既成事实。

接下来考证民众进入租界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3日晚民众提灯游行是总工会组织的。下午惨案发生后，为避免进一步的冲突，总工会领导人及时调整了原定计划，即游行不通过英租界。至于为什么当晚仍有部分游行民众进入了英租界，国民通讯社报道所作的推测是由于疏忽偏离了原定路线，属于误入。笔者尝试提出另外一种解释：一方面，革命军攻占武昌后武汉地区工会组织发展很快，至 1926年底，工会组织数目300多个，工会会员达30万人，但总工会对各分工会的掌控力有限 ；另一方面，原定晚上8时左右举行的提灯游行，下午4时左右才作出调整路线的决定，而当时的通信手段又较为落后，所以有可能是部分工会及民众未收到新的决定。从张国焘记述的4日的情况看，一是作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的他持反对民众进入租界的态度；二是工会宣传队进入租界，李立三等工会负责人“全不知情”。所以，4日民众进入租界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从李立三记述的4日晚及5日的情况看， 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下午游行示威时是否带领群众进入租界有争论、有反复，但最终还是决定不进入。游行开始前，总指挥李立三采取了多种措施以防止群众进入英租界，但百密一疏，还是有人经一小巷进了租界。所以，5日游行群众进入租界的行为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周密计划和主动领导。

关于引发一三惨案的群众集会，巴库林的观点是：“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领导机关，都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一次集会。”关于1月4日民众冲击英租界，巴库林亦持同样观点：“尽管有人竭力倒填日期， 把占领租界的责任归咎于国民政府，但是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者是国民政府官方，都没有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只有工会和纠察队才比较积极地第一天就参加了这次事件，不过他们也是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才参加进去的，并没有预作准备。”巴库林还曾指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没有发表过关于收回租界的号召书。”阿基莫娃的见闻录亦曾提及：“夺占租界之初，曾引起政府要员的不安，因为当局并未提出过类似要求。”

所以，群众进入和冲击英租界，既非国民党的授意和领导，也非中国共产党的授意和领导，完全是群众的自发行为。至于在那个时点收回英租界，亦非国民政府的原有计划。即使国民政府欲收回租界，拟采取的方式亦为和平谈判。所以，预谋论即一三惨案、民众冲击和武力收回英租界是国民政府一手策划的是没有充分依据的误判。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