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域下城市精神的演化研究 ———以武汉精神为例

王光艳

城市精神之所以具有独特性，根本原因在于其形成过程具有独特性，要真正认识城市精神还必须从其发展历史过程来探究。武汉是历史文化名城，有3500年的建城史。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萌芽与蓄积”“赓续与锻造”“改造与建设”“融汇与日新”等阶段，城市精神逐渐演化形成并最终表述定型。表述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取得了最大的认同公约数，成为了武汉的精神坐标。

一、萌芽与蓄积: 武汉精神的历史涵育

武汉城市精神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武汉城市发展的历史溯源于商代，但真正开始具有影响则在唐代以后。”从6000年前的先民拓殖到晚清帝制的终结，随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武汉地区从零起步，艰难发展，从蛮荒大泽到零星部落，从郡县治所到三镇鼎立，城市逐渐聚合成型，城市精神萌芽生长并实现内涵蓄积。

(一) 先民拓殖实现了地域精神的萌芽破土

武汉是较早具有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东湖放鹰台遗址出土的含有稻壳的红烧土、石斧、石锛以及鱼叉等表明，在距今6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红烧土意味着先民们已经学会了用火，石斧、石锛和鱼叉则表明先民们已经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正是靠着这些简单的工具，先民们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争得一线生机并顽强生存。

从原始部落生活到建造城池抵御外敌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4300 年前，先民们在黄陂张西湾修筑了一座小城，含城垣在内面积98000平方米，加上环壕也不到12万平方米，城垣内面积更小。尽管面积狭小，但它是武汉迄今发现最早的城址。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建造城池之难可以想象。距今约 3500 年前，商朝方国宫城盘龙城出现。盘龙城遗址内城总面积约75400 平方米，城址南北长290 米，东西宽260 米，周长1100 米，包括宫殿区、居民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几部分。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较大、出土遗存较为丰富的城邑遗址，目前认为是武汉地区城市文明的源头。郭元咀遗址距今约 3300 年，年代上与盘龙城遗址相衔接。从张西湾到盘龙城，再到郭元咀，商代城邦发育轨迹日益清晰，先民拓殖造城的历史久远但精神流传。

先民拓殖时期，武汉作为城市尚未出现。不过，先民们不畏自然、奋力抗争，挑战自我、顽强生息的精神代代相传，成为武汉精神的早期渊源。

(二) 楚人开拓实现了荆楚精神的首次集成

从历史演变来看，荆楚文化对武汉城市精神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3600多年前，楚人被商朝军队驱逐，被迫离开中原，向南迁徙，定居荆山一带。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周王室衰落之时，楚国向外扩张，开始挑战中原王朝，逐渐成为春秋霸主。庄王之后，楚国党争严重，人才大量流失，国内动乱不断，霸业渐行渐远，终被秦所灭。

楚国八百年的历史成就了内涵丰富的荆楚人文精神。荆楚人文精神大体包括筚路蓝缕、追新逐奇、兼收并蓄、崇武爱国、和谐诚信五种精神，分别代表了进取、创新、开放、爱国、守信五个维度，集中体现了楚人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维系、影响、推动荆楚社会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武汉精神的形成。这五种精神不仅是荆楚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荆楚文化核心区的武汉在发展过程中，深受荆楚人文精神的影响。

（三) 朝代更迭实现了时代精神的内涵扩充

武汉地方建制始于西汉，为江夏郡沙羡县地。东汉末年，在今汉阳建有却月城，黄祖为江夏太守，郡治就设在却月城，却月城为武汉市区内已知的最早城堡。公元223年，吴王孙权在江夏山( 今武昌蛇山) 修筑土石城，隔长江遥望汉水，史称夏口城。孙权还在夏口城内的黄鹄矶上修筑瞭望塔，后来名震天下的黄鹤楼就此肇始。南朝时，夏口扩建为郢州，成为郢州的治所。隋置江夏县和汉阳县，分别以今武昌、汉阳为治所。唐时，江夏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两宋时，南宋抗金将领岳飞驻防鄂州8年，兴师北伐。1281年，武昌成为元朝湖广行省的省治，这是武汉第一次成为省级行政单位的治所。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从龟山以北汇入长 江。嘉靖年间，汉水新河道北岸形成汉口镇。明末清初，汉口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名列天下“四 大名镇”之一，是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1858年6月26 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汉口为增开的通商口岸。英国最先在汉口强设租界，划定租界范围。随后，德国、俄国、法国、日本、比利时等国以各种借口，强迫清政府允许他们在汉口建立租。

武汉城市精神在社会更替中，吸收着丰富的营养: 三国时期，中国古典英雄主义精神奠基，风云际会中，砥砺功名、建功立业的历史图景为城市精神写入了英雄的传奇。两宋时期，岳飞运筹帷幄间，厉兵秣马、兴师北伐的赤诚史诗为城市精神留下了爱国的篇章。元明时期，汉水改道沿龟山北汇入长江，汉口析出时，商业兴起、货畅天下的商海搏击为城市精神注入了商业的基因。满清一代，西方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睁眼看世界，西风东渐、列强纷至的王朝落日为武汉城市精神带来了开放的先声。

时序更迭，武汉裹挟于时代大潮，然而依旧保持自身特色，并依托禀赋兼容百家而成长壮大。 在城市发展的同时，武汉精神的内涵也得以扩充。

二、赓续与锻造:武汉精神的革命滋养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国家繁荣与富强、人民幸福与安康，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苦苦探求发展之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过程中，武汉数次站在时代之巅，经受洗礼，锤炼品性，将革命基因深深植根于城市精神之中。

（一) 旧民主主义革命播下民主种子

从1840年起至1919年，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本国剥削者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这段时间的斗争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此阶段，无论是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为武汉带来了革命洗礼。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曾占领武昌，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撼动了清政府统治根基，冲击了儒家的正统权威，削弱了外国侵略势力，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在汉兴办洋务，办实业、兴教育、练新军、建市政，使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大本营。武汉打开了眼界，改变了风气，发展出了早期工业、现代教育和民族资本主义。武昌起义中，起义军打响了推翻清廷的第 一枪，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武昌起义是中国和亚洲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武汉成为首义之区，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综观历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将民主种子植入武汉，启蒙了武汉市民也为武汉精神增添了民主共和成分。

(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赋予民主内核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登上历史舞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武汉先行一步。1915年 5月，中华大学校刊《光华学报》创刊，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兴起。运动从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到宣传和实践空想社会主义再到传播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思想的空前解放，传播了民主与科学，助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武汉是最早建有共产主义小组的地区之一，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就有2位来自武汉——董必武和陈潭秋。

1926 年底，三镇光复。国共两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从外地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国共两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和国民政府临时首都，大革命中心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中游。1927年4月16日，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市政府管辖汉口、武昌两市区和汉阳县城区，三镇合一的武汉市直属于国民政府。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的策源地在武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发动秋收起义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各地中共组织领导武装起义数百次，席卷10多个省，遍及大半个中国，参加起义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有数百万人。秋收起义后，党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 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英勇抗击，连战皆捷，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斗志。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1949年5月16日，武汉三镇解放；5月24日，合武昌市、汉口市和汉阳县城为武汉市，由中央直辖。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崭新的篇章从此揭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火硝烟中，武汉由三镇鼎立逐渐融合为一，城市在形成，城市精神也在形成中，民主的内核深入人心。

三、改造与建设: 武汉精神的深层重构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29年中，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翻身做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开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一) 社会主义改造成就了武汉精神的“姓社”本质

1949年5月16日，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胜利炮声中，武汉解放。武汉开始了划时代的社会巨变。解放前，武汉农村凋蔽，城市萧条，物价飞涨，匪特猖獗，民不聊生。解放后，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团结起来，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新民主主义建设如火如荼。在农村，开展剿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真正翻身作主人。在城市，整顿金融秩序， 结束了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调整私营工商业，推动工商业转暖回升。在全社会，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新婚姻制度，取缔黄赌毒，净化社会环境，改善社会风气。通过镇压反革命、“三反”和“五反”、抗美援朝等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1954年5月24日至6月1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指出，武汉今后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是国家重点工业建设。在“一五”期间，国家确定了 156 个苏联援助的重点建设项目，其中，武钢、武重、武锅、武船、武汉肉联、青山热电厂和武汉长江大桥等一批大型重点项目落户武汉，社会主义改造也稳步进行。1956年，到1月18日止，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 合营，这标志着武汉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与此同时，“在 1956年元月16、17、18日三天内，共组织了612个合作社，发展了39159名社员，至此，合作社总人数已占全市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9. 12%，提前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标志着武汉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社会主义改造赋予武汉精神以全新内涵，人民民主、公有制、集体主义等“姓社”元素深刻改造着市民思想，规范着市民行为，更新着城市面貌。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彰显了武汉精神的求是品格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领导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此，党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武汉市在城市人民公社试点过程中比较慎重，这与武汉是 5 个大城市之一、毛泽东和中央明确表示过“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有关。尽管如此，武汉还是顺应形势，办过 9个城市人民公社，开展生产协作、发展集体福利事业、大办文教卫生事业等活动，并在1960年4月到9月间达到高潮。在建设人民公社过程中，贪污浪费严重、非法活动众多、财政负担过重、日常管理很难等问题日益凸显，武汉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整改措施，“但它仍然造成了城市的极大混乱和人、财、物的巨大浪费”。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武汉市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工作作风，创造性地深入贯彻中央确定的八字方针，陆续停办城市人民公社。经过4年的建设和调整，到1962 年年底，武汉地区以钢铁、机械为中心的重工业已经奠定了初步基础，轻工业、化工、纺织等工业也已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以武汉为枢纽的交通、运输建设日益发展，物质生产能力比 1957 年已有很大的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

市第四次党代会结束后，武汉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 运动前后历时3年多。由于市委吸取了以往开展运动的经验教训，把政治运动与经济工作分开进行，因此，武汉的社教运动从总体上看对经济工作的干扰不大，全市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突出成就。1962 年10月中央和国务院确定天津、武汉等 6 大城市经济计划单列。武汉市委抓住 这个有利机遇，认真贯彻“八字”方针，将调整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巩固、充实、提高为主。经过三 年调整，到1965年底，武汉各项调整任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市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建成 了武汉拖拉机厂、武汉柴油机厂、中南汽车制造厂等一批国民经济急需的重工业。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教育、科技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63 年，武汉市还对 职工工资进行了调整，平均工资提高 6.2%。城市公用事业、商业有一定的发展，自来水日供水能力 增加 17.5 万吨，用水普及率 1965 年达到 91.2%。武汉的经济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重新出现欣欣向 荣的景象。 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充满艰辛和诸多不确定因素，武汉充分显示出“求是”的品格，实 事求是地解决矛盾和困难，促进城市稳步发展。

(三)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供了武汉精神的反思教训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1967年武汉出现了全面夺权、全面内乱的局面，各级党政机关和一切经济管理部门陷入瘫痪，第三个五年计划( 草案) 还没有审定就被搁置。1967年、1968年两年的计划无人下达。1967年和 1968年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 16.3%和 29.2%，货物吞吐能力明显萎缩，各主要工农业产品急剧减少，财政实力显著下降，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69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要求武汉“狠抓革命，猛促生产”。6月 20 日武汉制定下达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 草案) 。1970年武汉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精神编制了《武汉市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要点》，并在全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经过努力，武汉经济止降回升， 1970年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群众无不兴高采烈。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武汉适时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武汉市委一面抓紧收审造反派的主要头头，一面发出通知杜绝少数人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抗拒运动的事件发生。遗憾的是，由于省市某些领导认识上的分歧，客观上对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产生了一些障碍。所幸的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武汉拨乱反正工作稳步推进。1978年6月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武汉提供了一次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机会。在学界，武汉大学陶德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参加“理论与实践问 题哲学讨论会”，在会上做主题为《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的发言，陶德麟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1) 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 (2) 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它的正确性; (3) 回答几个诘难。这些问题对于澄清谬误，解放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非常深刻，社会和学界对其反思，凝聚了共识，促进了发展，也为城市精神的发展注入了批判的力量。

四、融汇与日新: 武汉精神的蓄积定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那时起，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此阶段，武汉精神逐渐蓄积定型。

(一) 改革开放激活了武汉精神敢为人先

1979年底，103位无业人员持证摆摊汉正街，他们怯怯的叫卖声，拉开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帷幕，也标志着个体私营经济重回中国经济舞台。他们起家的本钱大多只有一、二百元，所卖经营商品也多是国营商店不屑于碰的小商品。可是，这些小商品正是广大农民所急需的，因此，汉正街“敢为人先”的差异化经营在城乡之间架起了一座供销相适的桥梁。

1983，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李崇淮提出“两通起飞”构想，引起武汉市乃至国务院高度重视。1984年5月，武汉获批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省会城市。6月，武汉一次性拿出24万平方米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并宣布: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一律欢迎来武汉做生意。”8月，武汉率先在全国大中城市放开蔬菜价格市场。11月，德国人威尔纳·格里希( Werner Gerich) 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 武汉极为重视科教发展，早在 1987 年 12 月，就在国内率先提出“科教立市”，并“初步形成国家在汉 ‘大院大所大厂’、市属科研机构与厂办科研所( 包括企业技术部门) 以及民办科研机构等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科技体系基本框架”。1980年代初，武汉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兼并机制理论。1988年5月27日，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在汉口前进一路正式开业，这是国内第一个产权交易市场。一系列改革举措在武汉落地生根，一批地方品牌脱颖而出，荷花洗衣机、红山花电扇、莺歌电视、鹦鹉磁带、二厂汽水、扬子江呢绒服装、一枝花洗洁用品、蓝波希岛空调、长江音响、茂记名鞋等全国知名品牌从武汉走出。

1991年5月，武汉开发区破土兴建，“中国车都”由此起航。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武汉地区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办民营高科技企业。1992 年11月20日，“鄂武商”在深交所挂牌。 随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汉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百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六渡桥百货公司相继上市。在当时，一个城市拥有五家上市公司，全国罕见。随后几十年间，武汉开放步伐越来越快，世界知名企业越来越看好武汉，家乐福、麦德龙、沃尔玛、宜家、永旺等外资商业巨头，相继入汉; 长飞、烽火、人福等高新技术企业，飞向全球。

1992年，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沿江开放城市。从1984年到1997年，武汉全市共签订利用外资项目3353个，实际利用外资额49.29亿美元; 1998 年实际利用外资额10.56亿美元。截至1998年底，来汉投资合作的国家和地区 50 多个，“三资”企业累计开业投产1755家。对外贸易发展迅速， 1991年至 1997 年进出口总额77.3亿美元，1998年市属外贸进出口总额18亿美元。武汉经济正在向国际化迈进。

进入21世纪，市委市政府先后做出了科教兴市、创新武汉、工业强市等战略决策，紧紧抓住发 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001年，东湖开发区在前期 15 年艰辛探索和科创积累基础上，建立了首个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中国光谷诞生。2004 年，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开通运营。2007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12月28日，“万里长江第一隧”武汉长江公路隧道通车试运行，标志着 长江过江交通迎来了“江上架桥、水面行船、江底通隧”的“三维”时代。

从开放小商品市场到逐浪商品大潮，从建设开发区到力促企业上市，从引进外资到全面开放， 武汉精神中“敢为人先”的基因被充分激活，武汉也一次又一次站在时代之巅。

( 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砥砺了武汉精神追求卓越

2011年12月，中共武汉市委十二届代表大会召开，表述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首次被写入党代会报告，大会确立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次年初步形成了国家中心城市的顶层设计规划。2012 年，武汉出台“黄金十条”，提出“允许留岗创业”“鼓励知识转化”“资助技术创新” “降低创业门槛”“降低创新风险”“落实股权激励”“奖励天使投资”“孵化器用地优惠”“改革职称评定”等十条黄金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全国率先提出高校成果转化收益“三七开”，即“转化收益 中至少70%归成果完成人或团队所有”。允许教师离岗创业，原聘岗位保留3 至8 年;大学生可以休学创业，创业时间可计入学分。“黄金十条”突破了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和科研成果国有产权的限制，极大地激发了创业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016 年12月经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武汉被赋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新使命。2017 年 4 月 1 日，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正式挂牌。同年 7 月，武汉在全国率先启动审批服务“三办”( 即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简称“三办”) 改革，公布了全市第一批审批服务“三办”事项 9653 项，相关办事指南也同步公开。

“十三五”计划期间，武汉市委和全体武汉人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湖北、武汉的殷切嘱托，坚定前行，奋勇拼搏，高质量发展，取得成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经过五年发展，武汉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位居全国城市的前列，八个区( 开发区) 经济总量过千亿; 五大产业基地建设全面推进; 四个产业入选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型产业集群，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25%。光芯屏端网、汽车制造及服务、生命健康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在汉投资世界五百强企业超过300家，成功举办世界集邮展览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现代化大都市的风貌开始显现。

2020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武汉市 委关于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勾画了035武汉市发展的宏伟蓝图。如今，武汉市顺利开启十 四五规划的实施，围绕目标定位，加快打造“五个中心”，努力建设现代化大武汉。2021年12月27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号召“牢记嘱托，担当使命，奋力打造新时代英 雄城市，全面开启武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从发展定位到城市治理，从厚积深耕到砥砺再奋，从工商大市到英雄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赋予了武汉精神以追求卓越的内在需求和内生动力。

(三) 疫情防控阻击战增添了武汉精神的英雄元素

2020年极不平凡。新冠疫情突发，武汉是全国疫情防控的主战场和主阵地。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为全国乃至全球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探索了成功经验。在全球抗疫背景下，武汉保卫战见证了中国成就，展示了中国力量，体现了中国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疫情期间，武汉 2.4万名医务工作者第一时间与病毒短兵相接，2500多名医护人员不幸感染， 有的甚至以身殉职。5.5万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2880 余个临时党支部坚守社区阵地，132个方舱医院临时党支部成立，交出了一份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封闭一座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勇敢的防控措施。封一座城，护一国人，武汉向全世界展现出最大的社会责任感。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这场同严重的疫情殊死较量中，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大武汉在危难时刻爆发出的不屈力量，成为中国抗疫斗争的精神坐标。

“城市精神，是城市价值观之精髓，城市文化之魂，它源于城市的传统、个性和现实生活，又深刻影响着城市治理、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抗疫斗争和疫后重振阶段，武汉精神再一次经受住了血与火的锻造。作为封控时间最长、重启时间最晚、疫情影响最大的城市，在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断崖式下跌 40. 5%的情况下，坚持稳中求进，做好“六稳六保”，搏杀二季度，单季基本打平，冲 刺三季度，强势转正，决战四季度，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城市的前十，武汉的疫后重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无论是艰难抗疫还是疫后重振阶段，武汉都堪称“英雄城市”。英雄，是新时代大武汉最富特色的标签，也是大武汉最具活力的表征。与其说英雄是总书记对武汉的褒奖，不如说，英雄是对武汉城市精神的提升和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中，再次扩增了新时代英雄的内涵，“时势造英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每个平凡人都可以成为英雄”等马克思 主义英雄观被充分注入，极大地丰富了武汉精神的时代内涵。 城市精神兼具恒定性和包容性。“一座城市的前行需要自己的精神旗帜”，武汉精神是武汉人民在长期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武汉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 范，是武汉人民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的综合反映和本质特征，是维系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具有相对恒定性。

武汉精神融合了不同历史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吸收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红色基因，特别是诞生于武汉的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等营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核闪耀着时代光芒，展现出巨大的包容性。正因为城市精神恒定性和包容性兼具，因此，在面向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城市精神表述上的相对恒定，也要确保城 市精神内涵上的丰富创新，使之成为与时俱进、引领发展的城市精神坐标。

来源：《文化软实力研究》，2022年2月 第1期第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