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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抗战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组建中国共两党的政治博弈

录入时间: 2023-06-15      浏览:79

马建强  公坤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诞生于武汉抗战之初,是国民政府主管军队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的最高机构,其第三厅是专门的军事宣传机关。第三厅的建立立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环境,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点,既体现了各界文化精英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日作战的决心与诉求,又见证着国共双方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合作与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第三厅在武汉期间的人事组织情况是国共合作与斗争的具体化表征,蕴含着两党在长期党政建设中形成的不同逻辑脉络,同时也反映出反侵略战争中国共关系的新走向。以第三厅为切入点探讨武汉抗战时期党派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国统区抗战文艺活动的重要课题,也是深刻把握两党对于抗日“统一战线”不同理解的关键所在。

现有研究多侧重对第三厅的整体性概述、突出重要人物的作用等方面,较少将第三厅这一国民党的政府机构放置其建制沿革中,探讨它本身蕴含的政治逻辑,以此分析国共围绕第三厅工作展开斗争的深层原因。从本质上讲,第三厅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武汉抗战时期两党政治博弈的“前沿阵地”,对第三厅各级干部人员的安排与调整,体现着两党政治逻辑的差异,也是国共双方就“联合抗战”之形式不同理解的体现。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政治理念的差异既深刻影响着国共合作的发展,也不断改变两党的政治命运走向。从这个角度而言,对第三厅的研究尚需进一步精细化处理。

一、建制沿革视角下的第三厅: 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政治逻辑的形成

第三厅成立于193841日,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文化机构,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在联合抗日的共同目标下具体合作共事的唯一政权组织,双方围绕第三厅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是这一时期国共政治博弈的焦点所在。第三厅形成于蒋介石依靠军事委员会形塑个人军事独裁体系的历史脉络中,也孕育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政治逻辑的形成过程中,因此,梳理第三厅及其上级机构的建制沿革,有利于充分理解该机构是如何体现国民党的领袖意志、国家意志,从而把握国共双方斗争的根本原因。

(一) 军事委员会的变迁及蒋介石个人独裁体系的形成

军事委员会发轫于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设于大本营之下,接受大元帅领导。从1923年国民党改组到北伐战争结束,军委会无论在行政隶属还是其本身性质上,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北伐的推进,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与军委会逐渐脱离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控制,作为两大军事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蒋介石在扩充司令部权力的同时,始终牢牢控制军委会,进而在与国民党中央的博弈中提出更高的政治诉求。

从北伐初期担任总司令,一直到国民党三大后独占中政会主席、国府主席、行政院长、总司令及编遣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通过军事力量不断渗透到党政机关中来,个人独裁的色彩愈加浓厚。直到抗日战争之前,无论身居何职,蒋介石坚持兼任军委会委员长。军委会始终是蒋氏个人集权的基石,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统御全军的法理性质。起初蒋介石以军队之名整合党政的实践并不顺利,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将军权重新纳入行政系统。如此规定虽使得蒋介石个人集权的诉求接连受挫,但因此形成的集体领导制又难以适应巨大的外敌入侵压力。九一八事变给蒋介石介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9323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正是蒋介石凭借军事委员会构建独裁体系的重要实践。大会通过《关于军事委员会案》,以军委会作为战时临时机构,仍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根据《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的规定: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各类军令事项悉由委员长负责执行。虽然军委会下设委员及常务委员若干名,但因蒋介石的参与,其本质仍是委员长独裁制。四届二中全会在实质上推翻了一中全会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种种限制。此后蒋介石一改以往在政府组织中身兼数职的做法,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致“委员长”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蒋介石的专属称谓。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认为仅以军委会这个隶属于政府的专职军事指挥机关难以应对复杂的抗战形势,于是在1937812日的中政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上提出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专门负责抗战事宜。随后中政会大部分职权并入国防最高会议,该组织摇身一变成为几乎不受任何机关监督和制衡的中央最高权力机关,统揽党政军三大系统。国防最高会议的创设来源于中常会,因此其具有法理保证。此时国民党政府的权力运作实际形成了国防最高会议和军委会的双重机制,前者“接管中央党、政、军决策权力,主要承担宏观层次的决策”,后者“一方面落实和实施前者的宏观决策,同时,直接负责指挥党、政、军三大权力系统的运作”,国民党政府的运作方式转入“军事化形态”。

(二) “融党于政”: 国民党政治工作复兴与军委会政治部的重建

复杂的政治生态往往使得各层组织交叠错落,任何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都难以遵循其初始的政治逻辑。国民党当局对于政工与党务系统的调整,从根本上说是蒋介石“通过复兴社将军队政工与党务两个系统控制后进行的内部整合”,在政训制度之中,军队的政治工作以“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为核心,集宣传、组织、政训和情报于一身,兼具“政工、党工、特工”三重性质。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的政工制度以“政训处”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独立于部队指挥体系之外的系统。从具体运作方式来看,军委会政训处几乎是跟随委员长行营移动,主要任务是政治训练、监视军队和民众组训( 作战宣传与爱国宣传) ,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此时国民党当局虽然时常调整政工系统,努力发展党务,但总体来讲,政训处的兴废均与“领袖”个人抉择、战争环境变化紧密相关,难以形成完整的体系。30年代之后,复兴社介入政治工作,国民党的政工体系甚至成为蒋介石进行派系斗争和军事独裁的工具。

1937年10月,蒋介石开始有计划地将调整“政训处之组织”提上日程,直到19381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基本完成,原负责民众训练的第六部和政训处合并为政治部,政治部下设“总务厅,秘书处,第一、第二、第三厅,指导委员及设计、技术两委员会”,第一厅负责“陆海空军之政治训练”,第二厅负责“国民军事训练”,第三厅负责“战地服务及民众之组织与宣传”。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领袖运用机关比运用人员更为重要”,召集“黄埔干部集中政治部”,以此为依托扩展政工系统,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获得了组织与制度的保障。在政治部内部,陈诚担任部长,但其身兼数职,无暇顾及政治部具体事宜,因此政治工作依然由一厅、二厅等复兴社势力操持。

自北伐战争起,蒋介石始终依靠军事委员会将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其具备了与党、政力量分庭抗礼的基本条件。日军侵华之际,蒋介石又能够通过军权,渗透到政府与党部之中,最终完成战时权力体制的整合,进而实现“军令统一”“政令统一”的基本局面。作为蒋介石长期控制的军事部门,军委会既有动员和领导军民参与抗战的职责使命,又承担着控制党政权力、维护蒋介石个人集权的特殊任务。

二、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 统一战线合作抗战的路线斗争与博弈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代表团在结合共产国际七大基本精神及国内抗战形势的基础上率先提出的,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阐发和倡导,为全党所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所贯彻的基本路线。

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是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就清醒地认识到: “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重申,要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抗战方略。

反观国民党,蒋介石既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又要试图从组织上挽救危机中的国民党本身。长期以来,国民党内多数成员认为“统一战线”只是共产党联合更多党派、左翼分子对付自己的一种策略,因而严加防范; 抗战初期两党虽然实现合作,但蒋介石在不同场合都表露过对共产党的合作意愿及宣传手段的排斥与不信任。这些对中共的成见与误解,都成为两党日后产生冲突的远因。与此同时,蒋介石在个人集权的同时确立了“军令统一、政令统一”、“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逻辑,势必与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其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产生摩擦。第三厅容纳了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各类社会团体,政治生态更为复杂,作为国民党颇为重视的文化机构、作为国共合作的“前沿阵地”,两党在部署工作时,所面临的不仅是如何动员与组织群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共的“统一战线”理念如何与国民党的政治逻辑相适应的问题。这种貌合神离的联盟状态在涉及到组织合作时必然呈现种种不兼容性,因此两党对于合作的组织形式的分歧,成为政治部第三厅中两党博弈的深层原因。

国共实现合作之后,中共利用这一契机整顿军队、发展组织、扩大宣传,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进行抗战部署。此时国民党“各省党务无法进行”,而“共党反能趁机活动”,这一现象无疑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觉,所以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在政治上对共产党的防范心理,依旧起着主导作用”,即使是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之后,蒋介石仍将“对共党之预防”作为处理两党关系的准则,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对两党关系的处理又不可过于激进: 日方宣称“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目的在于“利用本党( 国民党) 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蒋介石认为“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特别是在1937年底,蒋介石对共产党之态度,常常游走于“对共党之预防”与“对共党应放宽”的艰难抉择之中。总体而言,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与博弈相较此前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其博弈方式也逐渐由军备与战略转向政治权力。

蒋介石在依靠军委会驾驭党政权力、动用复兴社重建政工与党务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迥异于共产党的政治逻辑和治军理念。正如邓野将“政党与武力的高度统一”作为民国政治的“全部真谛”,国防最高会议与军委会相互连接,使得国民政府呈现较浓的军事化色彩,因此在蒋介石看来“治政即治军,军事为政治基点,军队生活为一切生活之典型规范,故无论上下大小,人人应以兵士自居,以战争即生活,生活即战争之道治政,则国乃能救”; 其次,政工系统的恢复将最高权力机关的意志不断具体化,使得“军令统一、政令统一”,“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成为政工与党务的准绳,政治工作已然成为军队的内部事务。这样一套政治逻辑不断影响着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各项决策,以及对于各层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及人事安排。政治部第三厅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理念与思维逻辑中产生的文化宣传机构。

三、武汉抗战时期第三厅组织的完善与发展: 中共在第三厅中建设统一战线

淞沪会战后,上海成为孤岛,一系列全国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武汉恢复、建立,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汇集于此,武汉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抗战初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不充实、不完善、不巩固的统一战线”,中共代表团集体研究决定,利用第三厅这一“政权机构体现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把它建设成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来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因此,周恩来同郭沫若、阳翰笙及长江局代表团就第三厅的组织机构、人员安排、宣传方针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对文艺界精英、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进行了充分的动员。

(一) “控制与反控制”斗争: 国民党当局对第三厅的组织安排

第三厅是武汉抗战时期直接负责组织群众与扩大宣传的机构,蒋介石此时对于群众工作同样颇为重视。在对政治部高层领导的人选上,陈诚认为,“任人贵专,专则得行其志,而无掣肘之弊……与其用四面圆通投机取巧者,不如用有良心有血性者; 凡有良心有血性有坚定志趣之人,即仇者亦当破格用之”,因此在政治上,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也做出了“联合”的姿态。

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并主管文化宣传方面的具体工作,是做了周密考量的。一方面,起用中共高级领导足以显示出其合作抗战的“诚意”; 另一方面,北伐时期周恩来就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共关系破裂前夕,蒋介石曾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位拉拢周恩来,遭到拒绝。在国共对峙的十年间,周恩来从事中共组织活动,在政工方面确有过人之处,不可否认此时蒋介石仍然蓄意将其作为“统战”的核心人员。

起初周恩来认为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摩擦,对于政治部和行政院等一系列官职一并谢绝。但中共中央致电: “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几经周旋之后,周恩来出任副部长。

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应允共产党人“放手去做”,对政治部进行政策收紧是蒋介石维护个人集权和着手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他看来,政治部第三厅的设立不仅要收揽民心、粉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同时又要保证为其所用、受其节制。

在部长方面,蒋介石很早便推出自己的心腹爱将陈诚,并由其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抗战时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陈诚早年曾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师长严重军中的团长,严重是国民党左派,与邓演达等第三党人交好,因此陈诚得以与第三党人建立密切联系。30 年代初中日摩擦升温后,陈诚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同时又与各社会团体、各党派保持一定程度的互动,能以开明的姿态出现,于是蒋介石委任陈做部长,一方面将其视作政治部中的耳目,另一方面通过其特殊身份加强与第三党( 抗日战争时期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 的联系。

在拉拢周恩来的同时,国民党方面希望有一个在思想界、文化界具有很高声望的人出任第三厅的厅长,具体负责宣传与群众动员,在这一点上,陈诚力推郭沫若。起初郭沫若对于厅长一职严词拒绝,他考虑到“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郭沫若的考量不无道理,陈诚任部长,独揽大权,一厅、二厅负责政训和军训,厅长贺衷寒和康泽均为复兴社骨干成员,又是做特工起家,共产党所面临的政治生态极差,很难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中共中央与长江局代表团从大局出发,不仅决定要参与到政治部当中,并且要以此为依托大力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定郭沫若的学识和影响力,而郭沫若此时尚未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中央希望其能担此重任。郭沫若遂应允进入国民党的组织机构中来。

但此时中共方面还需应对蒋介石的进一步施压。陈诚第三次会晤长江局代表团时,宣布刘健群任第三厅副厅长,此举令周、郭等人极为不满。刘健群本为何应钦机要秘书,后转投南京政府,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尤其擅长情报与组织工作。刘是力行社中唯一的非黄埔系骨干,曾在复兴社内部推行法西斯主义,提出“蓝衣社”的构想。在蒋介石着手恢复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其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出色的政工能力令蒋介石颇为满意。第三厅日后将要吸纳众多文化界精英,并与群众产生直接联系,蒋介石无疑忌惮共产党的组织宣传能力,担心第三厅在周、郭等人的领导下,游离于政治部的控制之外,因此派驻以政治工作见长的刘健群也就在情理之中。

不仅如此,193826日,在没有被告知实情的前提下,郭沫若协同阳翰笙“受邀”参加了政治部第一次部务会议,陈诚、黄琪翔、康泽、贺衷寒等人强迫郭、阳接受刘健群,并围绕“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商讨《政治部宣传大纲》的制定。此次部务会议的内容与共产党合作之初衷背道而驰,郭沫若认为对方毫无诚意,会后出走长沙,第三厅工作当即作罢。

武汉抗战形势愈发紧迫,国共双方决定采取折衷的方式解决争端: 蒋介石撤换刘健群,但也否决了郭沫若引荐的潘汉年等共产党人,转而改派学术界人士范扬和范寿康作为郭沫若的副手。范寿康早期曾随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共赴日本留学,20世纪20年代初,由医学转攻教育与哲学,并在此期间钻研、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与郭沫若等早期左翼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郭沫若对这一安排并无异议。同时范寿康等始终以无党派学者自居,又不使国民党人过度警惕。于是副厅长人选尘埃落定。

通过国共合作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面抗战的主旋律和出发点,但从军委会的职能及国民党政工系统的恢复、发展来看,加强领袖的个人集权、维护国民党当局对战事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是影响蒋介石进行人事部署的重要因素。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虽以开明的姿态接纳共产党人到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但“一直不愿以平等的地位来同共产党合作”,这样的不平等在第三厅中显而易见: 中共文化界知识分子可以在第三厅中任职,但文艺宣传活动则处处受到来自政治部及第一、二厅的限制和阻挠。

第三厅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其发展演变自然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走向密切相关。从国共两党在第三厅人事安排的分歧中不难看出,第二次国共合作并没有做到相互信任、精诚合作,甚至始终未能就共同纲领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在妥协中实现联合,但对对方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防范,都将坚持自身的独立性作为工作的重要保证。因此双方在人事安排方面的对抗,无疑是两党对于第三厅控制权的争夺,更具体来讲,是两党关于“统一战线”实现形式的博弈。

(二) 第三厅人员配置的基本定型

第三厅领导基本确定后,周恩来授意阳翰笙与郭沫若一道谋划机构组织及人员配置。几经商讨,第三厅下设办公室及第五、六、七三处。阳翰笙任办公室主任秘书,主管行政并协助厅长处理日常工作; 第五处负责一般宣传、第六处负责艺术宣传、第七处负责对外宣传和对敌宣传; 每处设三科,负责具体工作。周恩来希望把第三厅建设成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文化机构,因此在机构组织商定完备后,会同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对各处、科负责人人选进行了周密安排。

组织工作并非是顺利的。按照周恩来指示,第五处当由救国会成员负责,于是阳翰笙与邹韬奋联系,但却遭到婉拒。他的考量与中共最初的顾虑颇为相似,认为国民党一贯推行片面抗战的路线,不可能给予第三厅多少独立工作的空间,认为“到第三厅里面去恐怕干不出什么名堂来”。阳翰笙担心邹韬奋会影响到沈钧儒的决策,因此影响全局,便抢先一步求助挚友金仲华,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统一战线的原则和立场,经过两人共同努力,才说服沈钧儒,争取到了胡愈之和张志让等人。

其次是孩子剧团。剧团初到武汉之时,王明、周恩来、叶挺、郭沫若代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此时国民党十分排斥孩子剧团与共产党的密切联系,授意政治部将其解散,其中张厉生建议将其安插在各个小学,康泽则主张将其视为民众团体,归入第二厅。郭沫若十分重视对孩子剧团的安置问题,甚至看作是“比第三厅的组织还要迫切”的事情。因此,在与周恩来共同争取之下,突破层层阻挠,才迫使陈诚同意该剧团并入第三厅第六处第一科。

从干部配置可以看出,以周恩来、郭沫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并且团结社会各种力量进行抗战动员与宣传,在其领导下,第三厅成为真正意义上“国共两党及与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人士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同时应注意到,在第三厅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领导人牢牢把握的一条主线,其核心理念在于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将目标集中于全面抗战这一重大议题之中。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中共始终坚持“既独立又斗争”的基本策略,第三厅虽然是国民政府的文化机构,但为了保证宣传工作有效进行,其在具体的人事组织问题上与国民党展开激烈的博弈,最终使得第三厅不仅容纳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直属的骨干人员,还团结了包括范寿康、徐寿轩、胡愈之以及洪深等左翼爱国人士在其中。

1938年41日,第三厅正式成立。国民党一方不得不承认,第三厅确实“团结了社会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团结了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组成了坚强的阵容”。

( 三) 周恩来在第三厅的党组织建设

对于中共来说,第三厅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始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其包含对日方针政策、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和与国民党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周恩来告诫第三厅干部,“国民党反动派的既定方针是不变的,就是限制共产党和左派的活动……我们到三厅去,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去坚决斗争,而且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很高的策略思想,不要那么天真,不要那么盲目乐观,工作是不会一帆风顺的,但也不要悲观。你们三厅的人要团结起来,要放手工作。”

第三厅不仅是进行抗战宣传的文化机构,它更是国民政府军事机关的下属单位,工作环境十分复杂,因此仅仅依靠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人士的自我警惕和团结协作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坚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并在与国民党的博弈中牢牢把握对第三厅的领导权,中共中央与周恩来决定在第三厅中分别成立领导干部党小组与基层特别支部。处一级成立秘密党小组,直接对周恩来负责,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田汉和杜国庠,吴奚如为联络员; 处以下的党员成立特别党支部,冯乃超任支部书记负责与长江局的联系,张光年任宣传委员,刘季平任组织委员,特支下设三个党小组,分别在第五、六、七处秘密开展党的工作。鉴于国共双方“党外合作”的实现形式,整个系统中仅特别支部冯乃超、刘季平和张光年以公开身份处理组织事务,负责与国民党的对接,特支与秘密党小组双线并行,彼此不发生联系。

除此之外,第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和战地文化服务处等都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或党小组,接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这样特殊的组织形式既保证了第三厅内部的一致,又保护了郭沫若、杜国庠等中共秘密党员在公开场合的民主进步人士身份; 在应对国共合作的复杂政治生态及紧迫的对日宣传工作时,也能够及时得到来自中共中央及长江局的精准指导。第三厅虽是国民政府下设机关,但在周恩来的部署下,其已经从蒋介石的“改组政府”,转变为中共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机构。国共双方也在相互博弈与妥协的过程中,实现了团结合作的局面。

余论

第三厅成立之后积极推动宣传工作,在武汉三镇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但正如上文所述,合作抗战,以配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非国民党当局的唯一考量,在阳翰笙看来,“国共合作,他( 蒋介石) 只是做一点表面文章,实际上他在地方上贯彻的依然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政,对共产党到处搞摩擦。”国共双方对于合作抗战的认知与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周恩来等人领导的抗敌宣传工作“都是在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和破坏的斗争中进行的; 也几乎每一件事的成功都招致蒋顽党徒们的忌恨、抢夺和迫害”。

武汉失守,第三厅旋即搬迁到重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蒋介石收紧文化政策,文化界人士在与国民党政府的斡旋中愈发被动,1940127日第三厅最终改组为文工会。从第三厅到文工会,该机构已经从文化宣传机构逐渐转变为文化研究机构,无法直接领导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工作。但在中共及左翼人士的号召之下,文工会吸纳了比原来第三厅更广泛的社会精英,他们利用有限的资源和公开合法的地位,举办各种学术讲座,以学术的名义宣传抗战和民主思想。在文工会的一系列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用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路来指导文化工作,鼓舞了社会各界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人心。

在武汉抗战背景下,国共两党关于第三厅的机构设置与人事组织的博弈,既是关于政治机关领导权的争夺、文艺政策的冲突,更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诉求与国民党在行政机构沿革中形成的“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政治逻辑的对抗。但从人事安排的分歧不难看出,双方并未真正做到相互信任、生死与共,即便是在表面上实现了妥协,但始终都对对方保持着高度的防范与戒备。第三厅中的政治博弈仅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冲突与摩擦的冰山一角,其背后的深层矛盾也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时隐时现。

尽管国共两党在政治逻辑与工作方式上存在质的区别,但不可否认双方都是围绕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第三厅的工作成绩也是两党共同奋斗的结果。但随着抗战形式的不断变化,国民党党派意志( 领袖意志) 与国家意志的矛盾愈发凸显,政策的左右摇摆给国共合作以及党内政治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共产党对第三厅的领导力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共正确抗战路线的指导下,第三厅得以在短时间内吸纳到众多的文化精英和社会团体,迅速开展文艺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也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保持了与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长期友好状态,真正意义上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不仅为国统区形成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思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来源:《安徽史学》,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