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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战场动员与士气激励

录入时间: 2023-08-18      浏览:79

李金晖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深入敌后组织、武装民众以落后的武器装备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展开殊死较量。战争有其固有的残酷性,枪林弹雨的战场对每一个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都是生死考验。危险复杂、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势会催发士兵战斗意志和思想情绪的波动,如何激发、保持士兵英勇果敢的战斗热忱,将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发挥到最大限度,对战斗的胜负至关重要,体现着指挥战争的军政组织对军队高超的领导艺术。抗战期间,中共军队的战斗意志能表现得如此顽强坚韧,除外族入侵激发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外,关键在于军队平时细密有效的政治教育和党组织、党员干部作战期间以身作则、连续不断地进行战场动员。战场动员无处不在,在紧张激烈的作战中,中共以连队为基本单元,以党支部为核心,利用多种方式直接对士兵展开充分动员,极大地调动起士兵的战斗情绪,将广大士兵紧密团结在党员干部周围,从而形成顽强的战斗力。将政治因素融注到作战的各个阶段,是中共在遂行作战这一特殊时刻所进行的一项独特工作,中共称之为“战时政治工作”。这一工作被认为是“整个政治工作中一个最重要、最精彩、最丰富的部分”,也充分体现着中共捍卫信念、模范带头、躬身践行的特质。以往关于军队政工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对敌军争取瓦解与动员民众参军支前等方面,对政治工作的主体内容——对本军士兵组织、动员的研究反而较少,以作战时中共动员士兵为主题的专文探讨更为少见。本文拟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考察,一窥中共军队战时政工的运作机制及运行实态。

一、思想基础: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战场动员工作的认知与开拓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面对的是武器装备精良、后勤保障充裕的现代化日军,若仅用“唯武器论”的观点看,明显我弱敌强,战争似乎难以取胜。但中共自有精辟、独到的综合考量,来分析看待这场战争。早在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分析道:“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把发扬抗日人民军队全体战士敢战、能战的能动性放于“决定的因素”的优先地位,这就必然要充分加强军队的战场动员能力。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的彭雪枫也谈到:我们是“弱者中的强者——在兵力器械等方面,我不如敌,在士气人数上说,敌不如我”。这些深刻的论断可谓辩证地窥透了敌我之间的优劣。在武器装备难以短时期内取得长足发展的现实局限下,中共选择军队作战主要依靠士兵高度的政治觉悟。

通过宣传动员将“人”的觉悟性与积极性激发出来,是中共独具的优势,也历来受到高度重视。毛泽东认为:“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朱德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这些精当的论述,为政治动员提供了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由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为开展对敌斗争吸收了大量民众及少部分会道门、土匪武装,军队的政治状况较为复杂,这在壮大自身的同时也稀释着部队的政治质量。在农民参军的动机问题上有研究者指出:“追求物质利益、摆脱困境和提升政治地位成为华北农民参加中共军队的主要动机。”军队兵源多样,农民参军动机、思想行为的驳杂,降低了中共对军队的统驭力。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就曾谈到:“以农民成分为主的部队,尽管保持了我们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但农民的落后意识,却没有一个时候不经过各种各式的线索来影响我们的。”尽管军队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规范,但群体的复杂性与民众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也使军队难以做到绝对的整齐划一,战时更是如此。在枪林弹雨、危险复杂的战场情势下,士兵的思想情绪波动最为激烈,军队的不稳定性加剧。除此之外,人与生俱来的规避危险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迟滞着中共对军队高标准、理想化的追求。抗战时期大量军队政工干部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对士兵作战时的思想心理状态与政治觉悟程度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全面丰富、开拓了对战场动员工作的认知。

时任新四军军部组织部副部长的张凯在政治工作总结中谈到:党员干部“不了解战士的政治情绪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那样坚决,不懂得战争中会要(有)伤亡而且会影响到战士心理的变化,尤其是不明了个别的落后分子更容易动摇,会影响到整个的战局,因此只有依靠不间断的政治工作来巩固战士的情绪与勇气”。时任新四军24旅政治委员的王集成也在历经多次一线战斗后分析:打仗是会死人的,当然我们战士都有牺牲决心,然而也不能完全说人人都不怕死。这里他们谈到了士兵政治觉悟程度的不一致性以及作战中个别落后士兵思想动摇对战斗的严重不利影响。罗瑞卿分析得更为透彻,针对士兵战时的政治觉悟程度,他谈到:“部队中战士的政治觉悟是不会是百分之百都觉悟到了为着当前的战争是应当牺牲自己并准备牺牲自己的,就是说,那种忠勇奋发、坚决勇敢、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那种政治质量,不会是每一个人都具备充分了的。”因此,他认为战场动员的作用是:第一,“对于那些政治觉悟不够尤其意志薄弱、政治落后的分子,这就需要政治工作在残酷的战斗面前,来奋发他们的勇气”;第二,“战争中的死伤,这是对于人的精神上的最大的威胁!战时政治工作的作用,就在于打破这种威胁,坚定全军的意志与决心”。他的分析,可谓讲明了战场动员在发扬勇敢牺牲精神、激发斗志方面的巨大作用。

萧华、莫文骅、舒同、黄镇等大量军队政工干部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战场动员工作进行了探讨与开拓。如时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就战场动员在发扬部队战斗顽强性作用时谈到:不间断的政治工作,特别要表现在争取战争最后五分钟”“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谁就能取得最后胜利。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从普适性的高度总结战场动员应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策略性,在领导方式上要经常性与突击性相配合、分散性与集中性相统一、组织计划性与下级的自主性相协调。抗战期间,各级军政干部在无数次实际战斗中累积的政治工作点滴经验,被中共迅速汇集总结,形成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性要则,日臻丰富完善着军队的战时政工机制。

在中共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认知中,“平时的政治工作”与“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两个相对自成体系而又密不可分的部分。平时细密有效的教育,为战士阐明了光明的前景与奋斗的意义,引导启发战士理解认清了为民族而战、保家卫国的道理,是养成政治觉悟的主要路径。而要将政治教育所产生的巨大效能在战斗中充分表现出来,外化为“战场上顽强的战斗意志”,适时的战场动员则显得尤为重要。“平时的政治教育之深入,这是战时政治工作之基础”,战士勇敢坚决进行战斗,“不仅依靠于平时的政治工作,而特别依靠于战时政治工作的保证!”罗瑞卿指明了二者相互促动、层层递进的关系。长期的战场比拼,是对军队组织动员能力与士兵战斗意志的综合考验。在频繁的战斗中,疲劳、艰苦、牺牲不可避免,而中共期许的是全体士兵能在战斗中持续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我们需要使每个战士在战斗环境中无论如何复杂,困难,战斗情绪不会受影响,而能继续的高涨”“能够同敌人胸接胸的进行白刃的扑搏……奋斗到最后一人、一枪、一弹,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一口气”。对于战场动员工作在发扬战斗情绪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共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像机关枪需要子弹来发扬火力一样”。

二、组织保障:连队中的党与政工组织

中共军队内完备严密的党组织、政治工作部门及政工干部为战场动员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党组织全面领导掌握部队,贯彻党的意志与主张,政治工作部门则直接承办党在军队中的具体事务。抗战时期,中共在团级以上部队中设立政治委员、政治部(处)等组织,统筹领导战场动员工作中心任务的制定与实施。连队工作为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点,连队党支部工作为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础,中共以连队为基本单元,以党支部为核心,建立起完善的党与政治工作组织架构,保障了动员工作落到实处。

党组织是军队的核心,连队党支部时刻与士兵发生着直接亲密的联系,是党的最下层组织基础。罗瑞卿谈到:“建设起军队每个连队中坚强的党的支部的堡垒,就是保证党绝对领导一个带决定意义的环子。”八路军在有党员7人以上的连队中组织支部,支部之下以排为单位设立党小组。新四军每连中有党员3人者均得成立支部。党支部在战斗环境中领导所有党员勇敢战斗,时刻注意消除部队中的恐慌悲观心理,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

连队中的政治指导员是政治工作的指导者和进行者,在作战中需亲上火线作勇敢无畏的表率并担负战场动员工作。战时的工作重心在鼓动方面,以与战斗员进行谈话、喊话、读传单等方式来提升他们的战斗勇气与决心。同时注意运用组织力量来推动工作,积极发动班、排、连长等军事干部,战士中的积极分子乃至全体战士共同参与、相互鼓励,以营造积极热烈的作战氛围。

共产党员是军队中最先进最觉悟的部分,中共主力军队的党员数量以保持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为原则。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谈到:“如果全队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战斗力一定很强。”共产党员对非党战士的领导,主要依靠于自身模范作用的影响。中共要求党员在战斗中要尤其表现得更坚决、更勇敢、更富于牺牲精神,把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当成每个党员自己的责任。抗战时期中共曾规定了12条党员在火线上的职责,其中就有:能够向非党战士解释战斗意义和胜利的条件,鼓动全体战士以最高度的战斗热情来完成战斗任务”“进攻在前,退却在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等。党员在战斗中往往成为天然的“火线上的鼓动家”。应该说,基层党员在战斗中表现得义无反顾、勇于牺牲既是出于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也是在党高标准的原则性要求下无可推卸的战场责任与使命。

纯洁坚定的政工队伍是开展战场动员工作的基石。时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的刘亚楼曾提出担任政工干部的标准是:1.坚决忠诚于民族解放事业,有牺牲决心的。2.不违反人民利益能遵守军队纪律的。3.有相当的军事素养,能同官兵一同作战的。4.生活行动足为全体军人表率为士兵所信仰者。对政工人员在政治素质与军事素养方面都有着较高的要求。排一级设立的政治战士,是连队政治指导员的得力助手,由全排中的模范党员担任。政治战士在战场上要做全排战士的模范,以英勇顽强的意志时刻鼓励士气,克服任何动摇恐慌情绪,争取战斗的胜利。

连队中的军人俱乐部(救亡室) 是包括广大战士在内的群众性组织,在平时主要进行军事、政治方面的教育,以提升战士的政治觉悟与认知能力。在行军作战中则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宣传鼓动方面,积极发动班、排间的缴枪、捉俘虏比赛,及时传达胜利消息,涂写引人注目的标语、墙报等以鼓励作战勇气。

连队中的青年队是党在军队的外围组织,党的预备军。凡年龄在23岁以下的绝大多数党与非党青年战士都参加了青年队。青年积极、活泼、勇敢,在意志兴趣、行为方式上有着独特气质。白崇禧曾观察到:老先生们,他们不是如像青年们一样,脑筋中充满了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八个字,而他们的脑筋中却充满了另外的八个字即妻室儿女、油盐柴米对白崇禧的这一认识,罗瑞卿认为是很宝贵、很正确、很深刻的。八路军政工干部刘克也谈到:军队中的青年同样具有青年的特性,他们有强烈的积极性和进取心,他们纯洁坦白,容易接受真理,且最能为真理作勇敢的牺牲。”思想纯洁、满怀理想、严于律己的青年活跃在行军作战中,成为中共进行战场动员的重要力量。

宣传队是连队又一重要的政治工作组织,一般由5人组成,队长由政治觉悟较高、抗日意志坚定而又性格活泼的战士担任。宣传队通常在行军中布置鼓动棚、张贴标语图画,并动员民众在沿途慰劳部队。在作战中及时传达胜利消息,提出竞赛口号,积极参与战场的宣传鼓动工作。综上,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内的党与政治工作部门有着完备的组织形态,战场动员在基层的贯彻以连队为基本单元,以党支部为核心,由政治工作人员、军事指挥员通过各种政工组织团结党员、青年团员、积极分子以及广大战士推动开展。

三、深化路径:战场动员的方式与策略

在深化战场动员的过程中,中共开展了战斗口号具体化、思想动员、革命竞赛、慰劳部队、追悼烈士等活动。党员干部以自身行为意志作典型垂范,引领、感召广大战士随党战斗。部队在实际战斗中所表现出的昂扬向上、血战到底的精神状态充分彰显了中共战场动员的强大威力。

(一)战斗口号具体化

慷慨激昂的口号赋于鼓动性,能有效凝聚军心士气、激发斗志。常见的战时口号有“奋勇杀敌”“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等。除了这些一般性口号,中共还会根据战斗的具体情形精心设计有针对性的口号,将作战任务与战士的切实意愿紧密联系起来。对此,萧华曾谈到:战前鼓动的口号必须具体、生动、明确,富有高度的灵活性、鼓动性。“要能真正打入每一战士心坎中,像炸弹一样的爆裂起来,煽动起每个战士最高度最紧张的战斗情绪与战斗意志。”如晋察冀军区燕宿崖战斗发生时正值军区成立两周年,部队就提出:“以战斗的胜利,来纪念军区成立的二周年!”百团大战中,许多部队结合破路任务提出:“毁坏铁路就是消灭敌人”等。冀鲁豫边区讨伐刘本功战役中,某团对战斗力较强的三连三排提出“全团决定于三连,三连决定于三排!”;对五班则根据其以前战斗失利,提出“复仇雪恨”。

战前的口号可以设计,而战斗中的鼓动口号则有赖党员干部在错综复杂的战场情势下灵活机变应对。如在“冲锋开始的时候,提出几句鼓动的口号,对于战斗任务的进行,同样是有重大意义的。”在百团大战榆辽战役中,某连党员、突击班长常玉海率先冲向碉堡并向全体鼓动:“大家跟我来,要坚决拿下碉堡……怕什么牺牲流血!” 立刻激起全班悍不畏死的杀敌勇气。在战斗受阻、牺牲较大时,及时有力的口号能瞬间激起被鼓动者果敢的行动。如在新四军车桥战斗中某连进攻受阻,战士们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犹豫和迟疑,指导员立即号召部队:不要怕任何困难,突进去,敌军防线“第一道都过了,第二道没问题”,部队顺利冲进了据点。在冀鲁豫军区苏北丰县战斗中,战斗英雄席光福在抢占制高点时壮烈牺牲,连长无限悲痛大声号召:“同志们冲啊!为钢铁英雄席光福同志报仇!”同志们齐呼:“为英雄报仇!”将悲愤化为力量一鼓作气拿下了西门。

(二)开展思想动员

任何一个战斗,没有充分的战前动员工作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这是八路军115师在历经无数次战斗后总结出的经验。战前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思想动员是为解决士兵作战的思想疑惑,营造崇尚荣誉、勇敢争先的作战氛围。开会是最常用的思想动员形式,会议种类很多,党内有干部会、支委会、小组会等,各部队有班排讨论会、青年队会,还有热烈的军人大会,誓师大会等。战前动员一般经历了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到战士的实施路径。时任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萧向荣就记述了平型关战役前115师的动员情况。动员命令下达后,团营各级干部分派到基层部队,着重说明战斗的意义与胜利的条件,并在支部召集党员大会号召党员发挥带头作用,用模范的力量来影响非党战士积极战斗。淮海军分区二支队在大伊山战斗前精心组织的动员工作可谓细致入微、环环相扣,他们称之为“思想酝酿”。首先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搜集战斗英雄的故事到课上讨论;而后明确授予“战斗英雄”的条件,发动战士制定个人战斗计划;再认真检讨过去作战中的缺点,承诺在这次战斗中一定要克服;最后派战斗积极分子、英雄模范到班排漫谈,讲述自己的战斗故事,以消除作战恐慌心理。

面对战争的残酷、形势的复杂,战前某些士兵产生思想上的顾虑、困惑在所难免,如何解决这些动摇犹疑心理,体现着中共战场动员工作的精致性。以抗战后期鲁中军区的蒙城战役为例。面对大量新兵的作战心理问题,某连在战役前召开座谈会,讨论“打仗为什么要勇敢”这一议题。对此战士们起初集中于三种认识:一是部分老战士认为作战勇敢为了起模范作用;二是某些战士为了发点洋财,为换支好枪所以特别勇敢;三是部分战士认为上级有命令不得不打。表现出思想混乱不清的状态。座谈会就据此拟定了三个辩论题:一是“谁怕死?谁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二是“为什么乐意打软仗不愿打硬仗?”;三是“战场上为啥光想发洋财?”通过有针对性地展开激烈辩论,形成了被全体接受的公论——要为人民而战,解决了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倾向。

个别谈话也是行之有效的动员方式。萧向荣谈到:“个别的口头宣传:这种宣传方式,随时随地都可采用,而且更能深入对方心坎。”对战斗英雄谈话,旨在发扬其勇敢战斗的作风;对政治觉悟较低的士兵谈话,旨在以说服教育的方式破除其畏惧心理,勉励其坚持参加战斗。如新四军车桥战斗前,某连两个落后战士小病不起床,不吃饭,表现出害怕打仗的思想,党小组长对他们单独进行教育后,使他们提高了政治觉悟,上了前线;某些战士目光短视,在“敌我”之间认识不清。如新四军独立旅在反顽战斗前,某战士即认为顽军王光夏“过去也抗过日,今天不必打他”,连指导员便派一党员给他谈话解释清楚。

对于攻打某些既定目标,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中共在战斗演习中开展思想动员,先期消除士兵的作战顾虑。如在胶东军区的水道战斗中,某营负责攻打一守备严密的据点。作战前战士攻击信心不高,有的怕鬼子手榴弹厉害,有的怕敌人发觉、突袭不成。个别说:“咱不敢干”“那样送爆炸弹和架桥,不怕敌人打死吗?”针对这些不稳定情绪和不良倾向部队举行了3天演习,在演习中发动干部战士群策群力解决模拟战斗中遇到的困难,锻炼战术动作,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决心与信心大增。士兵战前任何的犹疑、顾虑与思想混乱都可能带到战斗中,从而深刻影响战局,中共采取集体动员与个别精准动员相结合的方式,在广泛的互动参与中反复讨论、解释、说服、教育,步步深入、直击内心,尽最大可能解决了战士的思想困惑,提升了动员的效能。

(三)发动火线竞赛

发动革命竞赛是中共娴熟的动员方式之一。时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的黄镇谈到:支部发动一种最热烈的竞赛,在历次战斗中是一再证明了,确实是提高战斗情绪,坚定必胜信心最有力的因素之一,也是发扬坚决果敢、英勇牺牲气概,以压倒个别惧怕战争怯懦心理的最有效的办法。战时的火线竞赛参与主体广泛,从师与师、团与团,直到连与连、班与班乃至个人之间均可举行,有为及时夺取核心关键目标而发起,也有打胜仗比赛”“缴枪炮比赛”“捉俘虏比赛等常规性作战任务的比拼。如百团大战榆辽战役前,某团长就提出:要与友邻比赛!”“坚决攻下所指定之据点!”于是全体军人都摩拳擦掌、争先恐后、恨不得立刻飞到前线。胶东军区在攻打赵保原战斗前,某团普遍发起挑应战。二营长说:“我们保证一点钟占领碉堡并且伤亡少”,一营副说:“我们保证半点钟占领碉堡”,会场上充满了阶级友爱与革命竞赛精神,在战士中亦是如此。“报战书”是中共极具特色的竞赛动员方式,当众作出承诺、表下决心,革命荣誉心和战斗责任感自然大为增强,更会在战斗中全力以赴。新四军某部在路西反顽战斗中就由积极分子在火线上相互“报战书”,发动个人竞赛。“朱明金我不怕死,敢同人家比一比”“李金龙我也敢同人家比一比,不怕一切牺牲”。这种不甘落后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个人影响巨大,拉动着战斗力的提升。

(四)“以身作则”的动员

言传不如身教,团体果敢的行动需要模范的表率与引领。中共在宣传工作经验总结中谈道:“群众所重视的不仅是言论,而主要的是行动”。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傅钟也谈到:“不只(止)一次经验证明,推动工作,领导工作,最好的方法,胜过千言万语的,是自己模范行动。”无论是冲锋、坚守还是深陷重围的绝境时刻,军队中的共产党人常常能凭借其坚如磐石的信念、至死不渝的坚定、生寄死归的无畏引领整个集体前进。如“冲锋在前”的突击队员常常是由党员自告奋勇。据新四军某团车桥战斗统计,突击队中党员数量最少的占百分之三十二,最多的占百分之七十,普遍均在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五。在防御守备作战中,战场鼓动需激发起一种“破釜沉舟”“死而后已”的勇气与决心。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在被日军重围、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晋察冀军区1 276班班长同时又是党小组长的马宝玉冷静地对大家说:这时没有别的,只有牺牲!并将自己的枪拆毁说:好同志们!跟来吧!便跳下万丈悬崖,其他几位战士也跟着跳了下去。共产党人临危不惊的气魄,生死时刻纵身跳崖的决绝尽显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在敌众我寡、深陷重围的绝境时刻,党员的坚定常常是防止部队溃散瓦解的最后一道屏障。如129师某连在战斗中被数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包围,连长被俘,就在这“群龙无首”的危急时刻,连支部立即提出“誓死不缴枪,坚决冲出去!”结果士气为之大振,全连个个奋勇当先,冲垮了敌人。新四军某排在顺河集战斗中,被敌军包围在一个房子里,敌人放火烧房后战士们慌张了,呆望着排长,排长也手足无措说:“要缴枪,你们可不要说我是排长啊。”“不行!”这时党员杜江海向大家严肃而沉着地喊道:“我们共产党的队伍能缴枪吗?”“援兵马上就要来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他钢铁般的意志稳定了全排并率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这正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在无数次战斗中“以身作则”进行战场动员的真实写照。

党员在战斗中的伤亡比例,很能说明“模范带头”作用的发挥程度。据115师统计:在我军伤亡总数中……党员伤亡平均则占百分之三十五到五十以上。新四军党员在每次战斗中伤亡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山东八路军几年来伤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是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王恩茂也在日记中记述道:在战斗中党员是英勇的模范,缴获枪多的是党员,牺牲多的是党员,带花不下火线的大多数是党员。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作战中都能做到舍生忘死、勇于牺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不单纯表现在打仗多伤亡的个人层面,关键是能充分运用政治智慧以自身的思想行为感染、率领战士同自己一起英勇作战,而不是鲁莽行事作无谓牺牲。那种单纯表现为自己单打独斗的“光杆模范”,显然不是中共所倡导的。

(五)组织慰劳部队、追悼烈士活动

情感因素在中共革命动员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对着个体异常复杂的内心世界,“人们诉诸革命的动机,不仅来自理性的物质利益算计,也来自同情、义愤、尊严等情感因素的驱动”。中共组织的战后慰劳部队、慰问伤员活动,在军民情感互通的催化下强化了士兵的战斗意识。如淮海军分区某部在三里沟战斗后,民众在沿途锣鼓喧天夹道欢迎,儿童团送鸡蛋,妇女给战斗英雄戴花,慰劳品一堆一堆送来,战士情绪得到极大鼓励,有的战士说:“这样死了也甘心”。伤员激烈战斗后身心疲顿,需要荣誉、温情的抚慰,通常伤员到医院后,首长要亲自下去,并发动民众慰问,告知胜利消息,及时吸收负伤战士入党等。写信是中共常用的情感动员方式,信件作为感情表达的载体,传导的既有团体间的友爱关心也有殷切的期盼与希望。王恩茂在其日记中保留了民众写给伤员慰问信的内容:“亲爱的战友同志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英勇地坚决地和凶恶的敌人斗争着,现在光荣的负了伤……在我们心的深处激起了我们对你们的友爱,现在我们诚挚地向你们致革命的最高敬礼!”这样感人至深、满怀温情与敬意的信件,是对士兵作战情绪的重要激励。伤员们都说:“负伤像这样,多负几次也高兴。”战后召开隆重热烈的英模大会,给英雄模范以极大的光荣与自豪,也起到了树立典型的动员效应。八路军干部王紫峰记述下了晋察冀根据地某次英模大会的盛况:附近村民像潮水一般前来参加英模大会,会场上挂着英雄模范的画像,旁边写着他们的事迹和名言。领奖台上堆着各式各样的奖品。仪式首先欢迎英雄模范入席,奏乐升旗,唱八路军进行曲;接着主席报告开会的意义,各首长讲话,宣读英雄模范事迹,献旗、献花、发奖;再后是英雄模范致答词;晚上剧社演出节目,一天都是人山人海,热热闹闹。军民其乐融融的表彰盛会,强烈提升着战斗英雄模范的荣誉感、认同感与归属感。

对牺牲将士的纪念既是对死者价值的肯定,也给继续奋进的革命者以情感上的巨大鼓舞。萧华曾谈到:“对于死难烈士,要注意开追悼会,立纪念碑、纪念塔……这并不是对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整个干部战士战斗与革命情绪的鼓励问题。”庄严肃穆的追悼会深深震撼战士的心灵,是培育、传承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重要场域。如115师某团白彦战斗后部队伤亡很大,团首长在追悼大会上指出这是有代价的牺牲,是光荣的!会场情绪非常激昂慷慨,全体战士都穿白孝,战士大受感动,大家都感觉:像这样死了还不荣耀!”“这是既救了国又光彩!淮海区五月战役后,某团举行烈士悼念活动。在沉痛悲壮的追悼大会上,有的战士感动地说:“我为国家而死,能开这样一个大会,死也不亏了。”团结友爱、亲如一家是中共构建起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的底色,在诸多“感动”体悟中产生的情感促动着精神意志的发挥,起到的动员效果有时是单纯的政治教育所难以替代的。

四、制胜之要:战场动员的成效及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丰富生动的战场动员工作不仅大大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热忱,而且通过党员干部在战斗中言行一致、英勇无畏的实际表现以及战后温馨热烈的慰问活动,强化了士兵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心理认同,增进了军民之间的血脉联系,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凝聚力与向心力,成为中共军队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一)提振了军心士气,激发了战斗热忱

士兵的精神意志是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诸多著名军事家对此多有精当的论述。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谈到:“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列宁也曾指出:“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精神状态决定的。”中共独具优长的宣传动员能力,能够“把人的觉悟性与积极性,发挥到最大最高的限度,我们的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是我们的敌人所绝不能有的。”战场动员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成功提振了军心士气,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热忱。如八路军干部欧阳文在胶东军区水道战斗后的总结中谈到:“由于战时不间断的宣传鼓动工作,鼓起了部队高度的战斗勇气与英勇牺牲的精神,发现了许多战斗的英雄模范……乐良友带一个班冲进碉堡刺死两个鬼子,因被敌人打伤,手不能拿枪,他用嘴和敌人搏斗,被挣脱了两个门牙,最后打退了敌人!”晋察冀边区在 1941年异常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顽强的政治工作,挑起部队英勇艰苦顽强精神,保证战斗任务完成……(处于)绝望境地,能够抱定必死的决心,战至一枪一弹一人,宁死不屈服不投降。战场动员将平时部队政治教育所积聚的巨大能量在战斗中充分释放、高度发扬出来,形成坚如磐石的战斗意志与难以阻挡的战斗力量。难怪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常说:“战时政治工作是战时一切工作的锁钥”“战时政治工作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这充分表明了战场动员在激励士气、保证战斗胜利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强化了战士对党的心理认同,巩固了革命信仰

无数共产党人在残酷的战斗中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引领广大战士随党战斗是部队形成顽强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党的威望、干部威信树立的重要途径。罗瑞卿谈到:在战斗的时候,“能够特别显示自己的沉着、刚毅与不动摇,能够敢人之所不敢,为人之所不能为,如此就会给自己的部属与人员以一种特殊的影响,影响他们产生出更大的英勇与牺牲的决心。”八路军干部刘荣也谈到:“(党员干部)特别在危机时、困难时,显示模范精神有决定作用……遇事勇敢,能拿出办法,才能建立起威信,才能被群众所拥护、所爱戴。”枪林弹雨的战场是残酷的,也是考验人坚定性的最佳场域。在倏忽万变的战场上,“全体战士们,都望着这些指挥人员与政治人员,他们就是以这些人员的态度来判定战争的命运与决定他自己的行动的”。党员干部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践行充分彰显出信仰的力量,八路军干部高鲁记述了这样一个动人场景,120师某排向敌发起冲锋,不少人牺牲了。排长用血红的眼睛看了看剩下的16个同志仍决定继续向据守山头的顽敌发起攻击。排长冲在最前面,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才发现排长牺牲了。在山东根据地马鞍山守备战斗中,党员干部王凤麟虽然腿部有残疾仍哪里危急就爬向哪里。他全身受伤数处,浑身是血,简直像个血人”,仍时时鼓励同志们:“坚决地打!为了党的光荣!要与阵地共存亡!”最后壮烈自杀。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能在生死时刻忠于理想、义无反顾、无惧牺牲,对身临其境的广大战士进行了最具说服力的“眼见为实”的教育与动员,所散发的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伟大精神催生他们对党产生无限的崇敬与敬仰,进而强化了对党的组织认同与心理认同、巩固了革命信仰。


八路军战前动员大会

(三)增进了军民之间的血脉联系,提升了战士的政治觉悟

军民休戚与共、鱼水相连是中共一以贯之的革命理念,也是人民军队的力量之源。战后及时热烈的慰劳、慰问活动是增进军民血脉联系的重要一环,使广大战士在民众亲切温馨的情感支持中切实体悟到人民军队的“人民性”,提升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如晋察冀军区某团在燕宿崖战斗后,立即组织慰劳鼓励伤员活动,伤员们政治觉悟大为提升,都说:“我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流血,这是最光荣最有价值的,我们的伤痕不要紧,我永远站在最前线杀敌!”鲁中军区某部蒙城战斗后,离得很远的村庄都募集了慰劳品来部队慰问,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全体战士“普遍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只要一想到或提到为人民服务就增加了无比的勇气和决心”。有的战士说:“老百姓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救我们的母亲”“决心牺牲,把自己献给人民和党”。这些朴实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表明“为民族而战”的国家观念、“人民至上”的阶级意识已深植于广大战士的内心世界,从而充分激发战斗潜能,诱发出无穷的抗击外敌的自觉力量。

结语

在以弱敌强的抗日战场上,中共高度重视士兵的政治觉悟与战时的精神样态对战斗的影响,认为政治觉悟是“一个最中心的因素”,革命军队作战“依靠人的政治觉悟更有决定的意义”。高度的政治觉悟、崇高的革命信仰有赖于军队平时细密有效的政治宣教培育,战时生动丰富的动员也是以此为强大基础的,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要将政治觉悟中所蕴藏的巨大战斗潜力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充分发挥,外化为斗志昂扬、悍不畏死的精神样态则需要党组织扎根基层,在连队中建立完备严密的党与政工组织,运用灵活精湛的动员方式与策略不间断地在作战中宣传、鼓动、说服、解释。回到历史情境中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一支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武装坚决勇敢奔赴战场,顽强坚韧与敌战斗并不是一帆风顺。在部队走向战场的生死考验前,中共累积起丰富的激发战斗情绪、提振军心士气的宝贵经验。这种战时动员体制的娴熟运用不仅锻造了士兵顽强的作战心理,进而在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的引领中,在民众温馨热烈的慰问感召下,强化了战士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心理认同,增进了军民之间的血脉联系,吸引广大战士围绕在党员干部周围,心悦诚服倾心向党、勇气横溢随党战斗,承担起抗日御辱、保家卫国的时代之重。

(原文刊载于《苏区研究》20231月,文章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