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中央特科在武汉

吴明堂 陈迟

1927年5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部特务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负责情报收集、政治保卫的专门机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清除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特务科在隐蔽战线上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情报工作经验。同年11月，以特务科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之所以能够站在敌我军事政治斗争第一线，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巨大贡献，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在武汉的中央军事部特务科所打下的良好基础。

中央军事部在武汉的主要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并未设置专门的军事工作机构。1925年8月，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设立军事部，周恩来兼任部长，此乃中共历史上最早成立的省级军事工作机构。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事部。据张国焘回忆，1926年2月，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张国焘任部长。军事部下设特派员，内设组织和情报两部门。1926年9月，中央军事部决定在武汉设立办事处。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后，身为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特派员的聂荣臻任中共湖北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

因武汉被长江、汉江分割为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镇，没有桥梁连接为一体，交通不便，为便于工作，中央军事部在汉口、武昌分别设立办事处。武昌办事处和中共湖北区委军委均设在中和里，合署办公。中央军事部汉口办事处设在汉口友益街尚德里，后来周恩来在该处主持整个军事部的工作。1926年11月，中央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兼上海区军事委员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中央军委自沪迁汉。中共“五大”闭幕后，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以中共湖北省委军事委员会为基础，成立中央军事部（军人部）和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军事部（军人部）部长，成员有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军事委员会由 7 人组成，彭湃、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加伦等为委员，周恩来任军委主任。之后顾顺章和张国焘也加入军委，聂荣臻任参谋长。“七一五”事变后，中央军事部转入地下，9月随中共中央迁沪。1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整中央机构，中央军事部改为军事科，隶属于中央组织局，仍由周恩来兼任军事科科长。

由于党的军事工作需要秘密进行，中央军事部也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人士保密，就是众多党内人士对该机构也知之甚少。据郑超麟回忆，一些党员根本不知道中央何时设立了军事部（军委），其人员也不编入普通支部，身份和工作内容原则上都需要保密。

军事部最初并不涉及实质性的军事管理和领导，人员非常精干。据张国焘回忆，1926年中央军事部成立之初，“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聂荣臻的回忆也印证了这点：“那时的军委（聂荣臻的回忆中提到的中央军事机构皆称为‘军委’），任务是做些军事方面的统计工作，汇集一些情况，人事分配工作等等，是一种组织工作性质的机构，并不是一级领导机构。”1926年10月前后的中共湖北区委军事委员会最初只有聂荣臻、欧阳钦等五六个人，仅仅是组织联络工作就要每天工作到夜里两三点。张国焘和聂荣臻的回忆中都提到，是周恩来带来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加强了人手，重整并扩大了这项工作。但出于保密需要，机关仍然保持精干，总共不到十个人。

中央军事部还投入人力配合北伐军开展暴动。张国焘回忆军事部当时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组织了一个到武昌去的暴动队。全队只有八个人，由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余洒度领导，任务是会同湖北方面的同志们，扰乱敌军的后方，发动兵变和暴动，夺取敌军武装。郑超麟也提到过“暴动的准备是‘军委’的工作”。

军事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后，工作内容更加具体，工作范围也不断扩大。包括但不限于：领导军队和军校中的中共党团组织，选派党的军事干部和共产党人到国民革命军或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学习，负责与叶挺、贺龙等革命部队取得联系，为工人运动讲习所、湖北省武装农民训练班等干部学校讲授军事课程，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等。

据聂荣臻回忆:“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党委军委决定我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同志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碰到的困难问题，或反映给军委。”“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的机会，军委重点向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正好这时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林彪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来到武汉，就由军委分配……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了士兵……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经手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军事部选派军事干部和党员的职责。

郑超麟在回忆中还提到过颜昌颐曾请他代授过军事培训的课程，故中央军事部还兼有培养军事人才的责任。192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迁到武汉，军事部又多了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职责。

中央军事部特务科在武汉成立

1927年5月，党的五大闭幕后，中央军事部（军人部）和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周恩来担任部长。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军事部专门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科”。由此，军事部共设有秘书科、组织科和特务科三个科。王一飞和欧阳钦分别负责秘书科和组织科。顾顺章成为军委委员后兼任特务科科长。

特务科下辖情报、保卫、匪运、特务四个股，特务股由李强负责。其中情报股负责收集政治军事情报，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匪运股负责联络各种帮会组织，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特务科工作高度机密且重要，受顾顺章、周恩来领导。

李强之子李小强 2023年4月11日在“余记里12号——党的情报保卫机构诞生地保护与利用座谈会”上曾转述其父的回忆。李强于1927年5月下旬由罗亦农推荐到达武汉，在特务科工作。特务科所辖的各股，以保卫股规模最大，收集情报亦是以保卫为目的。土匪（匪运）股名称不好听，主要做红枪会等民间会道门的工作。张浩领导的武汉工人纠察队配合特务科的工作，但训练严重不足。中央军事部特务科派人到湖北省军委训练指导如何惩治叛徒和锄奸，省军委工作人员陈声煜做了大量工作，但可惜牺牲很早。10月，中共中央机关全部撤到上海后，特务科的工作人员才最后乘坐英国籍的木材运输船把一些物资装备运输至上海。到上海后，顾顺章兼任三科（行动科）科长。李强后到交通科（交通科存在时间较短）工作，科长为曾培宏。出于保密的需要，甚至连一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都不认识李强。特务科乃至后来的中央特科在行动时从不携带枪支，必要时由专员将枪支送到指定地点，使用后马上放置到单独的地点。李强从未使用过枪支。李强认为，不论是在武汉期间的特务科，还是中央迁返上海以后成立的中央特科，虽然名称改变，但整个机构运作，不论是领导人、人员配备、工作性质、工作任务等方面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中央军事部特务科驻地考证

中央军事部特务科在武汉的驻地到底在何处，目前没有发现确切的档案资料记载。根据特务科特务股负责人李强的回忆，一般认为位于汉口“模范区”的余记里12号。

李强曾回忆特务科在中央军事部机关驻地余积里12号，为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科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科就在隔壁的右厢。但根据资料记载，汉口无“余积里”的信息，疑为“余记里”音误。20世纪20年代初，汉口“模范区”按照统一的营建标准修建了两千余栋楼房，多为二至三层甲种或乙种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根据现存的民国时期地图推测，余记里约建于1924至1925年左右，正是模范区建设的高峰时期。据此，李强忆及的余积里12号房形结构在客观逻辑上是成立的。

大革命及其后的很长一个时期，余记里空坪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杀人场所，向警予、夏明翰等众多烈士就在此英勇就义。余记里空坪，亦称余记里后坪，顾名思义，即指余记里附近的一块空地。根据早年武汉民俗习惯，将长江所在的方向视为南（实际上是东南），南则代表朝阳，朝阳的一面为前，背阴的一面为后。故余记里应位于余记里后坪的南（东南）方向。这正与 20 世纪30 年代的一系列地图对应。

1930年出版的《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中标记：余记里位于瑞祥路西边，紧挨丰寿里和警察八署，楼房与丰寿里楼房整齐相对，周围还有信义里、宝松里、静心里、云绣里等里分。

在汉口市商会档案中， 有1944年1月黄陂私立成三学校致汉口市商会函，称“坐落本市模范区余记里房屋共计十六栋”，并注明“产业种类：住宅。四至：东至济众里，西至居仁里，南至丰寿里，北至铭新街。门牌号码：一号至十六号”。说明余记里确有 12号房屋。

在余记里空坪上建立的武汉市警予中学

192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武汉，很多机关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居住地均集中在汉口“模范区”或附近。现经过认定的有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厅）、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八七会议会址、中央机关领导人临时住所（德林公寓）、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工人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故居等，最近的距离余记里仅200米，最远的也不超过1公里。余记里作为中央军事部所在地，与其他重要的中央机关部门距离都较为接近，既利于工作上的沟通往来，也非常便于保护党的重要领导人。

（作者单位：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来源：《档案记忆》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