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

李珊珊　汪刘凝

1949年5月16日至17日，武汉三镇获得解放，武汉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武汉解放前，武汉地下党通过政策宣传，安定了人心，奠定了接收武汉的思想基础；通过搜集情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为制定接收政策提供了依据；通过策反和统战工作，奠定了接收武汉的政治基础；通过领导反搬迁、反破坏工作，奠定了接收武汉的物质基础，为武汉的顺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工作

宣传是散布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的一种方式。解放前，地下党在武汉三镇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民族资产阶级人士、知识分子、工人中宣传中共的城市政策，为接收武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1949年2月到4月，荆门、英山、罗田、麻城、安陆、汉川、应山、广水、花园、黄梅、广济（今武穴）、云梦等地相继解放，武汉处于解放军的半月形包围之中，武汉地下党抓紧目前的有利形势展开宣传攻势。地下市委和各级城工部通过各种途径从解放区运来大量的宣传资料，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声明》《评中国战犯求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入城纪律守则》等。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印刷厂，将这些宣传资料印成小册子，散发到各地。

1949 年6月23日，武汉市军管会关于保护学校及文化教育机关的命令。（湖北省档案馆馆藏）

武汉地下党还巧妙地通过国民党新闻报纸等媒介展开政策宣传工作。解放前，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城工部已不同程度地掌握了《大刚报》《新湖北日报》《华中日报》《武汉日报》《武汉时报》《正义报》《楚声报》《大众晚报》《华中经济通讯》等公私营报刊及前导通讯社、精诚通讯社等宣传机构。他们利用蒋桂矛盾，采取多种形式，报道解放战争的形势，宣传中共政策。如，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国民党声称中共“竭尽诽谤政府之能事，使人怀疑中共究竟有何寻求和平之诚意”，“《大刚报》就在刊登伪中央这条电讯的前面，巧妙地另发一条‘南京专电’，从而透露了毛泽东声明的要点，揭露了敌人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罪行。”2月25日，《大刚报》全文刊登了郭沫若等55人在解放区发表的《和谈声明》。他们还用“密勒氏评论报”“美联社北平来电”等名义，报道了中共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他们还转载了吴晗从香港发来的关于党和人民政府保护私人财产和权益的公开信，转载了4月25日人民解放军布告。

除此之外，地下党还通过社会知名人士来宣传中共的城市政策。1月，“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推李书城为代表，专程到河南会见了刘伯承和陈毅。李书城从解放区回到武汉后，武汉市委通过统战关系，请他到武汉大学、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等处作报告，谈《北行观感》，他的报告获得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时任《大刚报》副总编辑黄邦和利用记者的身份对李书城进行了采访，并将其介绍解放区的谈话如实地发表出来，他的报告和谈话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地下党的宣传工作，武汉三镇各阶层人民了解了中共的城市政策，瓦解了国民党的谣言，为和平接收武汉奠定了思想基础。

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解放前，武汉地下党通过在武汉三镇搜集情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对武汉三镇各阶层各部门的大体状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并把各阶层各部门的情况编辑成册送到解放区，为中共制定接收政策提供了依据。

1949年2月23日，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做出了《武汉接管工作中的调查研究问题》的报告，要求全党和积极分子“利用合法的身份、关系、书刊、表册，从多方面去获得材料，研究问题”。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单位的人员和组织状况，各单位尤其是银行和国民党省政府的档案、资产账册、重要的器材、物资和设备等项。根据武汉市委的指示，在报社和新闻单位工作的地下党、团员分别深入武汉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机构和工商界、邮电、交通运输、医院、社会团中体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材料。湖北省政府系统的“新建协”成员，在江浩明、罗明、王维章、李昌伦等领导下，对所属各厅、处、局进行人事和武器情况的调查。“新建协”会员高鹄生设法当上国民党省政府委员记录，及时掌握了敌人准备向恩施撤退，以及打算转移重要档案、房产、田地案卷等消息。市委立即指示王维章、李昌伦等对各厅处的档案人员进行争取，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将重要的房地产、田赋底册以及省银行、人事档案等，送到指定地点秘密保存起来。此外，“市委工作组的翁和新、陈啸原等人掌握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资产负债、库存以及人事、组织、账务、表册等重要资料；汉口联合征信所的陈梦浓、龚歧山取得了武汉各工商企业的人事组织、职工人数、资本金额、机器设备、资产负债的详细记载；汉口工业会的吴传启利用其主任干事之便，整理出较为系统的工矿、商业基本情况和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建立、特点等情况”。这些材料陆续送到郑州的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1949年2月至4月，中原局组织部根据这些资料，在郑州先后编辑、整理、出版了《武汉调查》和《武汉调查补编》两册共40多万字的。接收武汉的队伍入城前，军管会将这两册书分别发给接收人员进行学习，这些资料对武汉的顺利接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进行策反和统战工作

解放前,武汉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在国民党各部门及社会各阶层中进行策反和统战工作，争取最广泛的同盟者，为接收武汉做了政治上的准备。地下党的策反和统战工作不仅加速了武汉的解放，而且使武汉的水、电、航运、公路系统以及政府部门都掌控在地下党人的手中。

解放前,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武汉地下党利用各种关系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汉口特别市政府、武昌市政府、湖北省议会、湖北省警察局、汉口市警察局、武汉警备司令部等国民党政权机构进行了全方位的策反活动。经过努力，上到国民党省议会副议长艾毓英、武昌市市长蒋铭、省会警察局局长胡慎仪、汉口市市长晏勋甫、汉口市政府秘书长杨锦煜、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汉口保警总队队长胡武、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平汉路局局长邬浩、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秘书长陈良屏等人，下到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都在中共地下党的争取下留在了武汉，他们在保护档案资料、保管公共财产、维持社会秩序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经过地下党在军队中的策反工作，国民党国防部绥靖第六大队、海军汉口巡防处、空军汉口王家墩机场官兵经策反后起义投诚，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率部起义。

除了策反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地下党员还在民主党派人士和工商业者中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市委汪德彰、华煜卿等人，分别协助民盟、民建等在武汉建立组织。市委统战组孙运仁、宋洛等人和部分城工人员通过大量的工作，团结了国民党革命派人士潘正道、罗良斌、晏道刚、程一新等人，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武汉市地下组织负责人聂国青、马哲民等人，中国农工民主党武汉支部负责人唐午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地下组织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城工部刘业成、陈厚安利用商人做通了“夺锦堂”的经理陈耀阶的工作，陈利用他的关系积极在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阜成化工厂、颐中烟厂等上层开展活动，挽留了大批工商业人士。陶述曾、周鲠生、孙葆基、朱裕璧、张天翼、邓克典、鲍鼎、唐长孺、陈经畬、林厚周、黄文治、曹美成等各界知名人士都先后与地下党发生了联系。

这些国民党要人和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工商业人士的思想倾向，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不仅是建设新武汉的重要力量，而且为中共接收武汉工作准备了政治基础。

领导反搬迁、反破坏工作

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之后，白崇禧就开始做撤退前的准备工作，并拟定对武汉进行有计划的破 坏。1949年4月20日，张淦主力部队渡江南移，白崇禧一面故作镇定地积极“备战”，一面开始做撤退的准备工作。撤退前，白崇禧试图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将国民党元老和民主进步人士裹挟以去，打破中共的先前建立的统一战线。对武汉的工商业者，他们采取深夜突击检查的方式，对凡是携带毒品或共产党宣传资料之人都以“贩毒”和“通匪”等罪名进行搜刮。对武汉的公共设施，白崇禧命令“华中长官公署”交通处长拟定破坏水路交通工具与设备以及堤防水闸、水电、工厂、电讯局、工业区的计划，交由水上警察局、工兵营、通讯营等单位执行，绝不留给中共一分一毫。

针对白崇禧的破坏计划，中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汉口工作组关于国民党警察系统应严格执行的几项规定》，要求国民党警察系统应尽量地采取一切方法避免和减少破坏，否则，在进城后“定缉拿法办”；在解放军未进城之前，应“积极协助市民切实维持秩序和一切公共财产，严密防范国民党反动派潜伏匪徒一切抢劫、骚扰、纵火破坏等危害市民之行为”，应严密地监视反动特务的活动；在解放军进城后，“各局所确实向军管会呈报所属之武器人员、器材及户口清册等，听候处理，不得隐藏毁坏”。“凡立功者奖，破坏者严惩。入城后，愿为人民服务者，当量才录用”。声明发出的同时，武汉地下党号召各界人士一起进行“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的斗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人、学生、教职员工在护厂、护校的工作中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保护了大量的物资财产。如在第一纱厂、汉阳船舶修造厂、江岸铁路机务段、武汉被服厂等单位，国民党军队威胁工人拆卸机器，工人们或与军警软磨硬泡，大讲条件，要加班费、拆迁费等，或阳奉阴违，白天慢慢地拆，晚上又把拆卸的机器装上，将拆卸的零件隐藏起来，或针锋相对，严加保护，总之，坚决不让国民党军队的搬迁计划实现。第一纱厂、三十兵工厂的工人在厂房周围架设了电网，在制高点上架起了机枪，并挂上“小心触电”的牌子。前来爆破的敌军一见这壁垒森严的架势，只好灰溜溜地撤走。平汉铁路的工人们将14台大功率火车机车、6台车床及一些重要设备、器材分散隐蔽起来。电信局职工将80吨废旧物资装箱发送，蒙哄敌人。汉口广播电台的职工则用“调包计”将敌人已装箱待运的电台设备完整保存下来。

5月8日，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宣布实行戒严。从9日起，粤汉铁路全线实行军运，国民党军队加紧南撤。5 月11日，除汉口城防部队外，江北汉口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到武昌方面，汉口岱家山二道桥、三道桥被守备部队炸毁。在武汉的公共设施面临被毁的关键时刻，地下党向各界筹备了三万银元分别送给国民党军警稽查单位进行“安抚”，奉命炸毁粤汉码头、江岸车辆厂、汉口既济水电厂、汉口宗关水厂的敌兵在收到银元后，就在空地上炸上几响，或在报废的火车头水箱上炸个洞，拍了照片回去交差。国民党军队准备在撤退时炸毁张公堤、武泰闸等堤防设施。国民党元老张难先、李书城闻讯后立即找到白崇禧，痛斥白崇禧的倒行逆施，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动员武汉商界凑了一笔“安家费”送给国民党武汉守备区司令、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最终使国民党的破坏阴谋未能得逞。

5月15日，国民党军队撤出武汉，解放军还未进入武汉，武汉处于真空时期。中共武汉地下市委曾在4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上，针对出现这种情况时该如何维持城市的秩序，保护城市的财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市委书记曾惇还在会上做了《为保护城市渡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斗争》的专题报告。根据事先安排，5月15日下午3时，曾惇、张文澄来到设在汉口保元里9号的童式一家中的市委指挥中心，江浩然进入设在鄂南电力公司的武昌指挥中心，刘实坐镇武汉电信局，陈克东、余杰在汉润里郭治澄家中，共同指挥迎接全市解放的战斗。市委将汉口地区党员和进步分子掌控的电话进行编排，各观察点上的情况随时向上级汇报。为维护城市治安，地下市委划定汉口地区以中山大道天津路口电信局为中心，分为上、中、下三段实行联防，武昌则以鄂南发电厂为中心，分为八区联防，指示有关人员沿街张贴由张难先、李书城等签署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通告》，告诫全体市民“发挥互助精神，竭诚合作，力持镇静，各守岗位，各安生业，以期安诸如常”。10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和消防队员进入各指定地段，维持社会治安。汉口警察局组织全体警员上街执勤，维护社会秩序。武昌省会警察局组织大批警察和民众自卫队在车站、码头、仓库、水电厂、银行、电信等要害部门进行布防，在市区巡逻，严防抢劫和破坏，全市水电供给、邮电通讯正常。5月1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在武汉内线工作的同志，为迎接武汉的解放，以“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武汉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印发了《致武汉人民书》，声明了中共的城市政策，要求各社会阶层，共同维持社会秩序，协助人民解放军接管武汉。武汉地下党在解放前进行的艰苦的准备工作，为武汉的和平接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中共实现了对武汉三镇的和平顺利迅速的接收。

（作者单位：湖北省委党校）

来源：《档案记忆》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