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一词的历史渊源

“大武汉”一词的频繁运用，出现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内涵体现的是城市地位，尤其是经济体量的重要性。从“武汉”到“大武汉”，其历史渊源可谓草蛇灰线，有迹可查。

“武汉”源于江汉朝宗的“双城”现象

1800年前的东汉末年，长江中游江汉朝宗之地，汉阳出现却月城、鲁山城，武昌出现夏口城，首现长江两岸对峙的“双城” 现象。

双城现象前后延绵千年，到唐宋时期 的鄂州城（今武昌）和汉阳城臻于鼎盛。鄂州城南市和汉阳城南市规模宏大，江上“双城”巍巍壮观，在唐宋文学名家的笔下多有 记述。

李白在《江夏寄汉阳辅录事》一诗中描写“双城”景象：“谁道此水广，狭如一匹练。江夏黄鹤楼，青山汉阳县。”

李群玉也在《汉阳春晚》中写道：“汉 阳抱青山，飞楼映湘渚。白云蔽黄鹤，绿树 藏鹦鹉。”杜甫有诗《余下沔鄂及登舟将适 汉阳》，刘长卿有诗《秋日夏口涉汉阳献李相公》等等，不胜枚举，都表现了往来于武昌、汉阳的情景。

晚唐诗人罗隐在《忆夏口》一诗中写道：“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北宋末年的胡寅描 述汉阳南市“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 差鳞衔舳舻”，极言汉阳南市规模宏大。南宋诗人陆游的《入蜀记》，直接将鄂州城（今武昌）与都城钱塘（今杭州）和繁华 的建康（今南京） 相提并论，写道：“至鄂州，泊税务 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范成大在《吴船录》中也有类似记述：“午至鄂渚，泊鹦鹉州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 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 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

唐宋时期巍巍壮观的武昌城、汉阳城 “双城”现象，到元代明确出现“双城”一词。元代诗人余阙（1303—1358）在咏汉阳《秋 兴亭》一诗中写道：“涉江登危榭，引望二川流。双城共临水，两岸起飞楼。”“双城”一词的出现，至今有700年了。明万历元年（1573）姚宏谟的《重修 晴川阁记》，首次使用“武汉”一词，合指武昌府武昌城和汉阳府汉阳城。他说：“岁时以职事走会同，酬应仓卒，倏来旋往，则武汉之胜迹，亦莫得而恣其观游焉。”

“武汉”一词的出现，至今有450年了。

从 1800年前的江上双城到 400多年前的武汉三镇形成，其间历时约 1400 年。

“武汉”在晚清封疆大吏中频繁使用

清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武汉，官文、胡林翼等反攻武汉。胡林翼上奏：“贼情诡谲，军情随时变幻。武汉之贼一日不尽，荆州不得安枕。贼踞汉阳， 倚江为险，绝我粮道，阻我援军。今欲复武昌，必先攻汉阳，夺贼所恃之险，而后武昌可图也。”

咸丰五年，太平军第三次攻占武昌，胡林翼上奏：“臣惟荆襄踞东南之形胜，而江汉又为荆襄之咽喉。自正月初七日贼踞梗塞，自二月十七日武昌复失，而南岸又已蔓延。此时之计，惟当急攻武汉，乃可内固荆襄；武汉速复，则南岸之崇、通、兴、冶等处次第可以肃清。”

咸丰七年，官文、胡林翼上奏 :“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武汉尤九省通衢，自来东南有事必争之地。”

在1860—1861年的安庆之战中，曾国藩给正在围攻安庆的曾国荃写了一封信:“群贼上犯，其意无非救援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 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 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

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奏折、示谕中， 多次使用“武汉”一词。如1898年，张之洞令江汉关监督照会日本领事，要求他们禁止中国报馆“妄登纪录”：“乃查阅汉报，其所纪武汉近事，每致传闻失实，而于官办 政事，尤多影响之谈，甚或以无作有，以小报大，多不可信。”

“武汉”一词被晚清封疆大吏频繁使 用，始于160年前，并延续约半个世纪。

“大武汉”滥觞于清代“天下四聚”

清康熙年间（1662—1722），旅行家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 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 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也就是说，在清初，汉口镇已经是与京师北京、长三角地区经济重镇苏州、珠三角地区经济重镇佛山并称的经济重镇，并且是国内经济腹地最广大的经济重镇，这也是后来“大汉口”“大武汉”之滥觞。

从康熙年间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的乾 嘉年间，汉口镇100多年一直是国内最大的 商业手工业城市，同时号称“四大名镇”“九省通衢”，不仅可以与北京、苏州、佛山、景德镇、朱仙镇等一线城市媲美，更睥睨 后起之秀上海，因为那时的上海仅仅是一个 普通的松江府府城和上海县县城，只能号称 “小苏州”。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后，上海等地五口通商，上海在三四十年间迅猛发展为亚洲最大近代化都市。1858 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沿海增加到十口通商，长江流域增开汉口、九江、镇江商埠。因为汉口是中国最大的商业、手工业城市，有着最广大的经济腹地，是外国资本必欲深入的商品市 场。汉口开埠以后，也是在三四十年间迅猛发展为内地最大的近代化都市，可以与沿海 的上海、天津、广州等近代化城市相提并论， “大汉口”名不虚传。

不过，“大汉口”的大，并不大在城 市面积大，而是体现在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和人口集聚之上。

明末崇祯八年（1635）修筑的袁公堤（今长堤街），从硚口（今汉江边硚口路）到堤口（今长江边民权路附近），保护了以汉正街（长约 1600米）和黄陂街（长约800米）为主轴的汉口镇，免遭经常性洪涝灾害。袁 公堤弓形弧长约 3200米，其围合的街区宽度在 300—1200米之间，汉口镇总面积约 2.6平方千米。

清代早中期，汉口镇城区跨越袁公堤， 以前花楼正街（今黄陂街）为主轴，向两侧 发展，东沿长江边至广利巷（今江汉路）， 西至花布街和后街（连接为今花楼街）。经过约200年，到晚清 1864年修筑的汉镇堡垣，从硚口（今汉江边硚口路）到沙包（今长江边一元路），弓形弧长约 5300米，围合的汉口镇总面积约4.9平方公里。除去堡垣内的租界区0.93平方公里，华界面积约 3.97 平方公里，比明末的汉口镇扩大了 1.37平方公里（扩大 52.7%）。

在这接近 4平方公里的汉口镇老城区中，据康熙年间的晏斯盛《请设商社疏》所奏，“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

1861年汉口开埠后，随着汉镇堡垣以外德、日租界（总面积约 0.85平方公里）的设立，汉镇堡垣的拆除，以及修筑京汉铁路、张公堤等，汉口城区逐步扩展，铁路线以内的市区面积达到约30平方公里。而随着对外贸易、外资工业、洋务运动和民族工商业的交互作用，汉口的经济地位直线上升，以至于清末的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一书中惊叹：“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

有资料表明，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汉口有 60万人。

“大武汉”成型于孙中山“略如纽约、 伦敦之大”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中，主张建都武汉，他说：“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 伊洛，武昌真是天下根本重地。有人说，武昌僻居腹地，南京尤感偏枯。欲求消息灵通， 跟上世界脉搏，就该建都于上海。殊不知上海孤峙海隅，租界环立，四面受敌，很不可靠。一旦强邻压境，必趋危殆。但溯吴淞、沿长江而上，镇江、南京、芜湖、安庆，叠 锁重闩，居中驭外的还要推武昌为天府。至于士气民心，素称振奋，武昌首义之功，就是最好的表现。”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特别看重 武汉的交通优势、工业基础、贸易地位等， 明确提出“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孙中山将武汉确定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并且确定将来其规模“略如纽约、 伦敦之大”，直接导致了二三十年代“大武 汉”一词的诞生。

（作者王汗吾，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原副巡视员）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