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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口筑城与武汉双城格局的奠定——纪念武昌建城 1800 周年

录入时间: 2024-03-11      浏览:18

涂文学

公元222年,孙权在武昌(今鄂州)称王即位。孙权深知夏口对武昌据之而存,失之而亡的重要性,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险,仅持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露,特设重镇以外拒,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以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为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无可事者”“于是城夏口,都武昌。称王建国之初,便在黄鹄山上修筑了夏口城。

夏口城筑于何时

关于夏口筑城的具体时间,一般通行说法是吴黄武二年即公元223年。但检阅各种史书,我们发现,黄武二年并非唯一的说法,夏口筑城年代至少有三说:

一为黄武二年(223年)说。《三国志·吴书·吴主(孙权)传》:黄武二年,春正月,城江夏山。又《元和郡县图志》卷207,江南道三鄂州总序: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

一为魏黄初二年(221年)说。《水经注》卷 35《江水篇》: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升势明远,凭墉藉祖,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实舟人之所艰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

一为吴赤乌年间(238―251年)说。清康熙《湖广武昌府志》卷1《建置志》:府城旧在黄鹄山,孙吴赤乌中筑,谓之夏口。墉山堑江,周二三里。对岸为沔津,故以夏口名。”

三说之中,为何黄武二年之说能为多数史家采纳?恐怕原因有二:一是最早记载孙权在黄武二年修筑夏口城的史籍是《三国志》,官修正史,可信度较高。修书年代又距三国时代不远;二是黄武二年为孙权称帝的次年,符合孙权“城夏口,都武昌”的历史逻辑。有鉴于此,笔者也愿从众,取吴黄武二年(223年)夏口筑城说。

夏口城位于今武昌蛇山东北隅,依山负险,周回仅二三里。城虽不大,但因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所以孙权对其极为看重,专设夏口都督,以重兵戍守,《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说:“夫夏口,贼之冲要,宜选名将以镇戍之。”夏口城修筑后,孙权将武昌郡改为江夏郡并移治夏口,“孙权黄武二年城江夏山(武昌黄鹄山,即蛇山),移江夏郡治焉。时改武昌郡并入江夏郡矣。未改以前,郡领县三,既改以后,郡领县七”。这7个县是武昌、下雉、阳新、沙羡、竟陵、云杜、邾,包括今武汉全部地区,鄂州市、咸宁市、天门市、钟祥市等鄂中、鄂东南等广大地区。由此可知,夏口城既是重要的军事城堡,也是地区行政中心城市。

由于夏口地位的重要,孙吴选派“夏口督”就十分慎重,可谓非宗室亲信不任。见于史籍的夏口都督共有10人,多为孙吴宗室。孙权在位期间,曾以威远将军孙邻为夏口中督。孙邻卒于赤乌十二年(249年)。孙权少子孙綝继位,以孙壹为夏口都督。孙壹有部曲千余口,平时屯田,春种秋收,对夏口地区的水稻种植有所推进。时孙綝专权,妄杀异己。太平二年(257年)六月,孙綝遣镇南将军朱异西入江夏。朱异军至武昌(今鄂州市)时,孙壹确知朱异是冲己而来,七月,率部曲千余奔魏。魏授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封吴侯。

此后,孙秀都督夏口。孙秀见恶于吴末帝孙皓。建衡二年(270年),孙皓遣兵五千,远奔夏口。孙秀惊疑,夜带部曲数百人奔晋。晋武帝授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孙皓大怒,宣称改秀姓为,另任都亭侯、武昌都督、鲁肃之子鲁淑为夏口都督。次年,原孙秀部将何崇,亦率所属五千人北奔投晋。凤凰三年(247年),鲁淑卒,子鲁睦袭爵,领夏口兵马。

最后一任夏口都督为孙慎。天纪元年(277 年),孙慎率军北袭晋之江夏郡,掠千余家口后返回夏口。天纪四年(280年),晋平南将军胡奋攻占夏口。武汉地区开始属晋,吴以夏口督镇夏口的局面结束。

夏口城究在何处

夏口城于吴黄武二年(223年)由孙权建于今武昌蛇山似乎早已成定论,历代史地名著如郦道元《水经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顾炎武《肇城志》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地方志书对此均不持异议。但今人武汉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石泉先生于2000年第4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古夏口城地望考辨》,一反前人陈说,提出古夏口城在今钟祥市而不在今武汉市,其主要依据有三:(一)由汉水、大别的相对方位,证古夏口不当在今武汉市一带;(二)由晋宋齐梁时的有关记载,亦可证当时的夏口城不在今武汉市;(三)从政区沿革证古夏口城不在今武汉市。石泉先生这篇文章牵涉到了武汉城市起源的根本问题,果真如此,武汉城市史根基因此将发生动摇,武汉城市史也要重新改写。因此有必要花点笔墨与之驳难商榷。

细读石文,看似史料充分,逻辑严谨,但也并非没有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如石先生引《南齐书》卷15《州郡志》郢州总序一段话,通过夏口城因不滨临长江而证明其古夏口不在武汉而在钟祥的观点即是如此:“郢州,镇夏口,旧要害也。吴置督将,为鲁口屯,对鲁山岸,因为名也。晋永嘉中,荆州刺史、都督山简自襄阳避贼奔夏口,庾翼为荆州,治夏口,并作地险也……义熙元年,冠军将军刘毅以为夏口二州之中,地居险要,控接湘川,边带涢、沔(泉按:值得注意的是,于此独不提长江),请并州刺史刘道规镇夏口。夏口城据黄鹄矶……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泉按:此处又未提长江),应接司部。宋孝武置州于此,以分荆楚之势。”

这里,石先生认为上述文字谈到夏口地望时,两处未提长江,说明夏口城并不建在长江边,不在长江边也就不在位于长江边的今武汉蛇山(亦即黄鹄山)上。但是石先生引用的这段文字中, 其实已经很明确地讲到了夏口城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即滨临长江,对岸为沔水汉水入江口的地理方位。且文中又说到夏口具有地居险要,控接湘川,边带涢、沔的战略地位,这正是地处汉水之滨、鄂中腹地的钟祥所不具备的。

如果说,石先生上引《南齐书》史料对夏口城滨江地望尚显隐晦的话,那么,较之《南齐书》更早的《宋书》卷66《何尚之传》, 对此却有明白无误的说明: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隋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于事为允。

《宋书》这段文字,关于夏口城在荆(州)、江(州)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的地理方位,即处荆州―郢州―江州长江一线“中流之要”位置,可做荆、扬之缓冲,通过沔口溯汉水而上直达襄阳乃至汉中,且既有见城,浦大容舫。这就有力的驳斥石泉先生夏口城只临汉水,不滨长江的观点。

另外,这则史料还谈到了湘州与夏口的关系,其中说到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正是通过长江来进行的,与当下湖南长沙、岳阳等城市与武汉通过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经济一体化不乏相似之处,这也恰恰为仅临汉江、较为封闭的钟祥难以企及。

石先生认为汉魏之际夏口在钟祥而不在武汉的另一条理由是从夏口与武昌的距离较远,可知夏口不在今武汉市。在这里,他引用了两则史料予以证明,一则为《晋书》卷73《庾翼传》记庾翼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拟率军北伐,“至夏口,复上表曰:‘……臣等以九月十九日发武昌,以二十四日达夏口……是以辄量宜入沔,從镇襄阳’”。认为当时从武昌(今鄂州)到夏口(今武昌)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另一则为《宋书·州郡志》记夏口去京都水(路)二千一百(里),而武昌去京都水(路)一千一百(里)

这里,第一则史料似乎可以为石先生观点提供史事依据,但石先生根据第二则史料说夏口(石先生说的夏口在钟祥)与武昌相距一千里显然不确,两地(今钟祥与鄂州)至少多了近500里路程。古代史书的这种谬误,连石先生自己也说虽然《宋书·州郡志》有关道路里程的叙述颇多矛盾,未可尽信。但《宋书》如此,《晋书》未必不如此。由此可见,石泉先生无论是引用史料还是对史料的解读无不为我所用”,具有实用主义选择性倾向。

石泉先生是学问功底深厚、学术声誉卓著的历史地理学家,其对荆楚历史地理研究贡献尤多,是笔者十分敬重的学术前辈。然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笔者就古夏口地望问题斗胆与石泉先生商榷,实在因为兹事体大,涉及到武汉城市起源的根本问题,含糊不得,迁就不得。限于篇幅和学识,笔者并未就石文所提问题全面展开商榷和讨论,权当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正视和重视这个话题,将武汉城市起源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夏口城对于武汉的意义

夏口城因与长江对岸的卻月城以及随后不久兴起的鲁山城隔江相望,从而形成武汉双城并峙的城市格局。因此,夏口城的诞生, 便具有了超越个体城市——对整个武汉城市格局和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意义。

——双城并峙但又彼此联系、互为关照城市格局的奠定。夏口城和郤月城、鲁山城是此后鄂州城武昌城和汉阳城的真正起点,武汉双城格局在时间上连绵不辍达千年之久,直至明代中叶汉口崛起为三镇鼎立格局所取代。汉、魏之际的夏口城和卻月城、鲁山城, 既是独立的城市个体,又因其行政中心的职能超越城市空间范围而使两岸城市和地区之间发生联系。如卻月城做为沙羡县治所时, 其管理触角就达到江南广大地区,夏口城曾是吴江夏郡治治所之所在,其管辖范围除江南武昌、下雉、阳新、沙羡外,还包括江北邾县、云杜、竟陵等地区。在孙吴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夏口和鲁山两城在一个政权的统治下,彼此之间联系紧密,都曾做过江夏郡治所,武汉城市一体化从其诞生的那个时代开始就已初露端倪。

清光绪二年(1876年)刊行的《湖北武汉全图》,可见武汉三镇鼎立之势。

——港城一体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夏口城和卻月城、鲁山城的空间布局 , 除了传统郡县城市的一般性特征外,还具有港城一体的滨江城市特色。卻月城南倚龟山、北扼汉水入江口,陆地是军事城堡,水中是军事港口。黄祖为江夏太守时,在卻月城建大型水师基地,仅建安四年在与孙策的战斗中就损失战船 6000 余艘,其军港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夏口军港规模较卻月城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赤壁大战时, 这里屯扎的周瑜水军多达数万。而且,夏口的军港还不止一个,鹦鹉洲、南浦和黄军浦皆是其重要军港。如鹦鹉洲:由于这里四面环水,其和今武昌江岸间的夹江地带,尤便于舟船往来,东汉末便成为重要的军船出没之地。梁大宝元年(550年),邵陵王萧纶为讨侯景,在郢州大选军器。湘东王萧绎怕其势力渐盛对自己不利,于是派王僧辨率领一万水师进驻鹦鹉洲,萧纶被迫出走武昌(今鄂城)。大宝二年(551 年),侯景派宋子仙夜袭武昌时,事先也是将大批水军埋伏在鹦鹉洲一带。由于此次偷袭成功,侯景的13万水军乘胜西进,竟至‘联旗千里’”,足见港口规模之大。夏口、卻月港城一体化, 显示了武汉城市水陆并存并重的城市空间布局特色,陆上城楼巍峨,江畔帆樯十里。是为武汉尤其是汉口闻名海内外的船码头之滥觞。

——商兵并用的城市功能体系的建构。卻月城和夏口城不仅是军事堡垒和地方行政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作为港城一体的码头城市,城市功能分工一般是城—“安屯戍地”,港—“导财运货,贸迁有无”。如卻月城,东汉蔡邕《汉津斌》称颂它是“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如夏口城附近的黄军浦,《水经注》说:“鹦鹉洲之下尾,江水溠回洑浦,是曰黄军浦。昔吴将黄盖军师所屯,故得其名,亦商舟之所会矣。”明确指出其既为水军屯扎之所又是繁华商业码头一而二焉的商兵兼用功能。王葆心曾以夏口和石阳以及黄军埔为例,对魏晋之际武汉城市的这种商兵兼用功能亦有详细论述。“由两汉而上,江汉大市场所在,余不得而知矣。其可考者,始于三国。三国时,此地为兵争之据要,夏口南北城名之移易,亦在是时。吾考《三国·吴志·陆逊传》,知是是时有石阳市。《陆逊传》有云:‘孙权北征,逊与诸葛瑾攻襄阳,瑾督舟师上进,潜遣军击江夏、新市、安陆、石旧。石阳市盛,将军周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门噎不得关。敌乃自斫杀己民,然后得阖’。据此,称石阳市盛,可见当日是地商场之况。按石阳,即东晋之汉阳,为汉阳始置县。在今黄陂地。然三国时便有是名。《魏志》称黄初五年,孙权围文聘于石阳即此。然则石阳今虽在黄陂,实则古汉旧地。其地既有城,又早见于三国时,是亦先有市镇,而后有邑治,与今夏口同也。《元和郡县志》称,故城在县西二十三里。《黄陂县志》称,在今县北十五里,今名西城子,以图考之,地去汉口甚近。于方位,在今镇之之东北。在季汉朝,地属吴魏三国边境。今镇有黄陂街之名,沿县名名之。彼此之石阳市,亦沿石阳城镇名名之也。今之黄陂街,虽不必由石阳孳乳而来,然当时军用要地,莫如夏囗 ;商用要地,则石阳也。其时汉水入江故道,与今日有纵横之殊。又联湖潴,讷沱夏诸水,其地势回环,故东晋又改名曲阳,宋为曲陵,皆写地势与水势盘曲,利于交通。故吴人在此用兵,必多具舟样。即平时商人舟楫,亦便利可知。宜乎当日市场必建于此地。盖石阳市,与今武昌内隔以汉水、潇湘等湖,外又隔以大江,其势与南岸之夏口、殆与今武汉相倚之势同也”。这就是说,古代汉阳——石阳同武昌——夏口一样既是商业市镇(石阳市),也是行政―军事中心(石阳县―曲阳县―汉阳县),无能是吴人用兵抑或商人经商都十分看好其滨江临湖、舟楫便利的地理位置(“故吴人在此用兵,必多具舟楫。即平时商人舟楫,亦便利可知”)。而且是先有石阳市,后有石阳县,县之治邑是在市镇基础上扩展建立起来的。王氏同时指出,魏晋时夏口—石阳这种商兵并用的城市功能格局,与近代武昌―汉阳(汉口)的政治―商业功能格局极其相似乃至趋同。至于魏晋武昌城外之黄军浦,更是“商地与兵地相维”之地:“典午南来以后,市场应在今夏口,大江南岸,武昌文昌门外,鲇鱼套口一带。按《水经注》云:‘直鹦鹉州之下尾,江水溠曰洑浦,是曰黄军浦。昔吴将军黄盖军师所屯,故浦得其名。亦舟师之所会矣’。玩‘舟师所会’一语,知商船所屯傍岸必有极剧之市场。而水势回旋,内有湖,旁有洲渚,当是其遗。且是时鹦鹉洲犹在大江中,表里皆便。据《宋书·沈攸之传》及《通鉴》胡注,知当时有西渚可泊兵,有南堂可校射,是亦商地与兵地相维之证也。又《括地志》云:‘船官浦东对黄鹄山’,《读史方舆纪要》云:‘船官浦在黄鹄东,自昔为泊舟之所,有船官司之,因名’。皆南北朝时,商埠之所在,《小志》已记之。”

“东夏口,西武昌,赤壁峭绝当中央。将军气盖世。磊落惟周郎。得鲈鱼,沽美酒。就黄州,谒苏子。谪向江湖动星斗。噫歔欷!人物销铄,尘迹荒凉。惟有江水,千古万古共流长。”岁月无情,长江有意。三国征战的硝烟早已散去,那城头岸边的鼓角争鸣、戈鸣马嘶渐行渐远,换了市声鼎沸,车马喧嚣;那曾经固若金汤的夏口城垣也已灰飞烟灭,成了历史陈迹;那曾经岌岦奇伟的黄鹤楼也是屡毁屡建,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只有黄鹄矶下那一江浊水依然奔流不息,滚滚东去,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沧桑世事,不尽乡愁……

(作者系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23年第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