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雨花台”三烈士写大爱

“武汉雨花台”三烈士写大爱（音频入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正式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便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作为当时大革命的中心，武汉笼罩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距武汉卫戍司令部不远的汉口铭新街余记里空坪，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刑场，包括向警予、夏明翰在内的2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此遭到杀害。余记里空坪因此又有“武汉雨花台”之称。

与向警予、夏明翰一样， 在这里牺牲的邓雅声、杜永瘦、卓恺泽三位烈士，在英勇就义前都留下了感人至深的遗书，字里行间既有对美好生活和家庭亲人的爱恋之情，更饱含着对劳苦大众和人间真理的大爱。生死关头，他们宁愿牺牲，也不愿背叛革命的事业和理想。

三位烈士牺牲时都非常年轻，邓雅声26岁，杜永瘦22岁，卓恺泽23岁还未到。

邓雅声是湖北黄梅人，牺牲于1928年2月19日。当时，任中共京汉铁路南段特委书记的邓雅声，到汉口向省委汇报工作，行前他明知有危险，仍毅然动身。由于联络点遭到敌人破坏，邓雅声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邓雅声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意志，体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

就义前，26岁的邓雅声给恩师熊竹生写下绝笔遗书《致熊竹生夫子书》，以后事相托。他动情地写道:“所念不敢忘者，只高堂老母耳，兼之芳年弱妹，红闺少妇，黄口孤女，茕茕诸息，皆为雅声一身之是依……言念及此，雅声心虽木石，亦垂泪如丝矣！”

尽管放心不下家人，邓雅声仍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他在遗书中写道:“求仁得仁，抑又何怨？”“今日之死，是所甚愿。”并附绝命词4首，其中的“饮弹从容向天笑，长留浩气在人间”“不死沙场死牢狱，三年埋血恨难平”，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肃然起敬。

杜永瘦是湖北荆门人，牺牲于1928 年3月。杜永瘦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战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之后，杜永瘦留在武汉从事党的秘密军事工作。1927年冬，杜永瘦任中共湖北省委军事科科长，不幸于1928年3月被捕。

在狱中，22岁的杜永瘦视死如归，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就义前两天，杜永瘦给临产的妻子裴韵文留下一封遗书。遗书全文700余字，字字铿锵有力，丝毫不见对死亡的恐惧。

杜永瘦在遗书中并未掩饰对家人的眷恋，他写道:“(母亲)孤苦一身，只剩我这个活宝贝，现在失掉了！是何等的伤感呵……还有我的小宝宝——我们爱的结晶，可怜他未出娘胎先失掉了父亲，无父之儿，将来谁人关照！”

但他告诉妻子:“这是我们最后的谈话了，光荣的死，我含笑，我快乐，你欢欣鼓舞地来欢送我吧，你应当告诉我的许多朋友我是怎样怎样的快乐，叫他们不要悲悼。”

1928年3月30日，杜永瘦就义于汉口余记里空坪刑场，时年22岁。

卓恺泽是浙江奉化人，1928 年3月，在上海工作的卓恺泽被委任为团中央特派员兼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赴武汉开展工作。

接到任命后，卓恺泽对妻子林文翠说：“武汉局势确如一幢将倾的大厦，但总要有人去支撑，怎能眼看着让它倒下去？就是必死，我也要去！”

卓恺泽偕妻儿来到武汉后不到两个月，4月19日下午，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当晚，敌人又抓了他的妻子和儿子。4月22日晚，卓恺泽在狱中给父母写下一封《绝笔书》，他坦然地写到了自己即将面临的牺牲，称那是“痛快而有意义”，同时又劝慰父母，不要为他过于哀恸:“你们一滴滴的眼泪，都会淌在我死儿的心上，使我不得安睡。”在文末，他表达了对革命前路充满了乐观：“你们安天知命地等着光明的来到吧！”

1928年4月26日晨，还不满23岁的卓恺泽被押往刑场。一路上他昂首挺胸，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直至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