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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炜臣 汉口的头号中国商人:宋炜臣与武汉民族工业的肇始

录入时间: 2010-08-10      浏览:1656

              作者   王钢 

清末民初,以张之洞督鄂力行“湖北新政”为契机,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城市早期现代化轮廓初见。尤其是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勃然兴起,城市经济功能开始转型,逐渐由传统的商业独秀发展到工商并重,武汉一跃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而这其中被称为“汉口的头号商人”的镇海人宋炜臣居功至伟,他创造了武汉近代工业史上的诸多第一,书写了武汉近代工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武汉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第一节  宋炜臣与武汉民族工业的肇始

一、宋炜臣创业汉口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民族复兴精神的刺激下,在张之洞大力推行的洋务运动的促进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通过租界的直接影响下,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勃兴。同时,作为商贾辐辏的商业之区和“九省通衢”的开放港城,汉口与上海、广东、宁波乃至海外侨商构成了贸迁有无的经济网络。汉口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达的交通运输业以及周边的江汉平原和华中地区充足的农、副、矿产生产原料,也吸引大量外地商人赴汉从事工业投资。在清末由民族资本创办的31家民营工厂中,外地商人占17家之多,其中以宁波帮为主的浙江商帮最具实力和代表性。他们在武汉所进行的工业开发活动,对于推动武汉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和民营工业实力的壮大,以及汉口城市的近代化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民族工业肇始的时代大潮中,一位风云人物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近代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界的巨擘,被称为汉口头号中国商人的宋炜臣。从1896年来到汉口,宋炜臣先后在汉创建或投资汉口燮昌火柴厂、华胜皮件号、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厂及富池口铜煤矿等新式企业,所办企业共拥有近500万元(内含官股及他人投资),成为开拓武汉近代民族资本工业的领军人物,在武汉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宋炜臣(18661926年),字渭润,镇海庄市人。镇海素有“文化之邦,商贾之地”的称誉,叶澄衷、宋炜臣、包玉刚、邵逸夫等近现代工商巨子都是镇海人。宋炜臣的成功与19世纪末上海商界翘楚叶澄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宋炜臣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稍长在一家南货店当学徒。一次,宋的远房亲戚叶安新回乡探亲,看中了宋的精明勤勉。叶安新是当时闻达于上海商界的叶澄衷的族叔,出于对宋的赏识,便将他带往上海介绍给叶澄衷,在其顺记洋货行工作,从而彻底改变了宋炜臣的人生际遇。

1889年,在民族工业日益兴起的形势下,叶澄衷在上海虹口创办上海燮昌火柴厂,宋炜臣任协理。宋炜臣处事灵活,交际广泛,加之他性情通达,待人谦和,故而深受叶澄衷信任,总揽全厂大权,可谓英才早发。

19世纪末的中国,火柴逐渐普及,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然而关系国计民生的火柴工业却操控于外商之手。为了挽回利权,杜塞漏卮,叶澄衷、宋炜臣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以自强求发展。在他们锐意进取之下,上海燮昌火柴厂生产的火柴质量已可与日本、欧洲火柴不相上下,而且价格较低,因而一炮打响,获利丰厚。随着上海燮昌火柴厂实力的增强,作为工厂的实际主管宋炜臣也开始崭露头角,步入上海新兴实业家的行列。

其时上海开埠已久,十里洋场,厂商众多。火柴厂投资相对较少,技术要求低,收益比较快,外商、华商都欲参与其中获利。为扩充经营规模,叶澄衷与宋炜臣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广阔的内地市场。由于叶澄衷的顺记洋货行在宁波、汉口、天津、广东等地均设有分号或联号,因此他对内地市场已有充分认识。当时的汉口,虽已辟为通商口岸,但工商业尚不发达,火柴工业更处于未开发状态。然而在张之洞治下实行“洋务新政”达7年之久的汉口,已呈现一派朝气方兴的景象。同时,作为全国内陆交通枢纽,九省通衢之处,通江达海之地,汉口的区位优势又得天独厚。综合各种因素,宋炜臣认定在汉开办民族火柴工业的前景一片光明。

1896年,宋炜臣受叶澄衷之命,携资来到武汉,寻求发展,希望燮昌火柴厂能在汉口设分厂。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到上海巡视,曾与叶澄衷有过一面之缘。宋炜臣带着叶澄衷的介绍信谒见张之洞,获其青睐。在宋炜臣以后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张之洞给予了多方支持。

不久,宋炜臣初试身手,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开设了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当时湖北尚无相当规模的制呢制革厂,适逢湖北编练新军,整饬军容,需要大量呢绒军服、马鞍、马靴等军用皮件,官费学校也要为学生配给制服,而高官巨贾盛行乘坐马车,又需要配制皮件,华胜皮件号的适时出现满足了社会需求,填补了市场空白。

汉口开埠之后,西风东渐,不仅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近代化,也促进了武汉社会生活领域的趋洋化。模仿和学习西方经营模式,引进与消费西方进口商品在武汉蔚为成风。在社会风气的浸染之下,华胜皮件号求新求变,对外宣称:“本公司向各国名厂定织呢绒绸缎洋货,维新花色自运来汉。聘请优等工匠、著名好手精制新政服式、各国旗帜,订办水陆各种军装皮件马鞍皮靴皮鞋军衣。”华胜皮件号亦极为注重产品品质和信誉保证,同时大力提倡国货意识,规定:“凡蒙贵客赐顾定做,各件无不合度,限定日期决不有误,兼办中华各埠厂造爱国物品,无不精益求精。”由于制工精良,华胜皮件号产品大受欢迎,宋炜臣锋芒初露,在武汉工商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清末,提倡实业之风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已勃然兴起,以“实业救国”为己任成为不甘国家落后的爱国实业家的自发抉择。在当时官场之势力强大,要在实业上大展鸿图,成大事业,必然需要与官场封建势力建立广泛联系。为了联络湖北军政商界的重要人物,拓展经商网络和官府门路,宋炜臣将华胜号部分收益就地投资,在公司二楼辟设华丽的房间,书房、吸烟室、寝室、会客厅等一应俱全,还添置洋式设备,专供招待官员之用。当时清府衙门多位于武昌,高级官员们偶尔过江来,便常以华胜号为落脚之处,于此休息进膳,会客吸烟。宋炜臣不惜重金招待,因而结识众多达官显贵,与清廷高级军官张彪、黎元洪过从甚密。武汉社会名流刘歆生、蔡辅卿等也成为其座上客。多财善贾的宋炜臣又以巨金捐得候补道官衔,嗣又获得二品顶戴,成为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稳坐一方。

二、创立汉口燮昌火柴厂

经过一年,宋炜臣熟悉了汉口商界和官场,时机已到,于是便于18978月开始创办汉口燮昌火柴厂。由宋炜臣与叶澄衷各投资14万元,招股14万元,共计资本42万元,在汉口日租界今郝梦龄路一带置地开办。宋炜臣出任经理。这个火柴厂,日租界这片区域,成为了宋炜臣在汉口大展鸿图创业的起始点。

汉口燮昌火柴厂是武汉也是中国内地的第一家现代的民族制造企业,而且规模宏大,一时声誉鹊起,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在所有关于武汉近代经济发展史的文著中,汉口燮昌火柴厂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笔。“在此之前,武汉曾于1894年也办过聚昌、盛昌两个火柴公司,但规模较小,而纯系官办。”汉口燮昌火柴厂一经创建,其规模即大于上海燮昌,超过重庆森昌泰、森昌正与广州义和等商办火柴厂,时人赞曰:“所制造甚属可观,其工程亦有条不紊,殊可嘉许。”

作为武汉民营火柴工业的先驱,汉口燮昌火柴厂成长历程执著奋进,堪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企业发展的典型。汉口燮昌火柴厂占地面积达1.7万余平米,一张民国出版的《最新汉口市街详图》为我们大致描述了该厂的范围:北起大正街(今卢沟桥路),西邻大和街(今胜利街),南抵燮昌小路(今郝梦龄路),东近河街(今沿江大道),雄居一方,极为可观。汉口燮昌火柴厂工人最多时达2500余人,其中工头、工长、监工等职员即有450余人,“常雇工人约700人”,工人中以女工居多,童工次之,合占60%。男工多为掌握技术的工人,这些早期的产业工人大部分均由宜昌附近逃荒而来。

汉口燮昌火柴厂采用西方近代工业的规范化工艺操作流程和生产管理方式。全部生产分成12道工序,按照不同工序设有排板房、上药房、配药房和成包房等12种车间,又细分成16个操作房以及180个生产区的小房室。各间配置数量不等的工人操作,如排板房计有女工、小工1000人,其中安插工头监工,起示范监督作用。工厂配置38部排梗机,但仍以人工生产为主,机器为辅。劳动时间“自午前6时起,至午后9时止,此工作时间系最长者。”该厂规定技术工种或熟练工人发给固定工资,男工每月薪水4-6元,女工减半,概由工厂供应膳宿。简单工种实行计件工资,譬如完成1000个纸盒付给铜钱110文。职工各司其职,构成严密而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已初具近代化的生产管理模式。

汉口燮昌火柴厂生产原料除部分轴木材料来自湖南、江西外,大部分轴木,硫磺、包装箱购于日本,硝子粉、磷购于英国,白蜡油、松香购自美国,黄磷从德国采购。工厂最初生产黄磷火柴,火柴头涂上硫磺等易燃原料,遇上高温可以自燃。火焰毒性大,用者感到不安全不卫生,工人操作时也易中毒。有感于此,宋炜臣对黄磷火柴加以改进,以硫化磷火柴和安全火柴取代之。投入市场以后,深受商贩和百姓的欢迎。汉口燮昌火柴厂出产的双狮、单狮、三猫、三鸡、象等火柴品牌,系武汉工业产品中最早使用的近代商标,宋炜臣宣传和保护民族产品的意识可见一斑。

汉口燮昌火柴厂日产火柴43万余盒,月产150大箱,产量居于全国首位。产品齐全,质优价廉,投产当年即获利银18万两。当时报纸评价道:“该厂制货颇精,获利甚厚”。“汉口、武昌一带之地不论,经襄阳附近远及陕西汉中府,河南地方,皆其所供给。湖南亦以渐扩充贩路。”此后宋炜臣陆续添置机器,扩大规模,使汉口燮昌火柴厂一度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火柴厂,巨额利润滚滚而来。

汉口燮昌火柴厂之所以能够创办成功,受惠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也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扶植。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输入以及张之洞“洋务新政”的兴起,武汉民族工业迎来一个生机勃发的时代。1890年张之洞上任伊始,即致电出使日本的大臣黎庶昌:“建商黄礼廷、川商卢干丞赎回华制造火柴,甚善。汉口五方冲要,销货尤多,何不商令来汉开设?鄙意欲令华商华工多制洋货,庶可渐塞漏卮耳。”张之洞对民族资本独立创业的积极扶持,赋予了宋炜臣振兴民族火柴工业的热情与信心。

汉口燮昌火柴厂是宋炜臣在汉所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工厂,为促进企业良好发展,宋炜臣注重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投入充足的劳力资金,广泛拓展原料市场与销售渠道。尤显重要的是,宋炜臣还呈请张之洞,获批独家生产火柴专利权,中外厂商10年之内禁止设立火柴公司与之争利。汉口燮昌火柴厂开设以后,有人拟在汉增开火柴厂,宋炜臣即具禀商务局,请予禁止。汉口燮昌火柴厂在征税方面也优惠颇多,“完厘用专章办理,由厘局发与统捐票,每箱收钱四百文,通行本省,不再重征”。火柴运销四川,四川重庆公司加抽重费,宋炜臣禀报清农工商部,该部“咨行四川总督转饬即并案查明办理”。

三、俾挽利权,实业救国

汉口燮昌火柴厂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与外国资本势力的抗争史,燮昌火柴厂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体现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强烈的发展诉求和爱国情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尤其是甲午战后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直接排挤、竞争与打压,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天然地具备一种反抗的性格,许多民族资本家均以爱国御侮、实业救国为创业宗旨。宋炜臣以力任其难的精神大力开办民族工业,成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汉口燮昌火柴厂创立之初,厂址处于一片荒僻低洼之地,宋炜臣从后湖购土填地,几经艰辛,最终建成工厂,其时汉口日租界尚未设立。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荒寂已久的铁路两侧逐渐繁华起来,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便极力鼓吹日本侵略势力向汉口渗透和扩张。从1906年起,成立于1898年的日租界要求扩界,汉口燮昌也被纳入拓界区域。为了维护民族工业,张之洞与水野幸吉反复辩驳,据理力争,历时数年,最终议妥保护汉口燮昌火柴厂事宜,双方签署的条款规定:“燮昌火柴厂照常开设,不致勒令迁移,不能茍待,与日本商民一律看待。”正是由于张之洞的多方争取,才确保了燮昌厂的正常营运,企业权益也不致沦入外人之手。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张之洞以总督之权着力提携,没有他的开明态度和开拓性的洋务实践,宋炜臣在近代实业方面大显身手、汉口燮昌火柴厂初获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汉口燮昌火柴厂创立之前,外国洋火独占武汉市场,主要产于日本,其次是欧洲出产的。宋炜臣在汉口建立汉口燮昌火柴厂,其主旨是为了“推广销路,俾挽利权”。因见火柴获利之丰,日本商人也欲在汉口开设火柴厂。富于爱国心的武汉市民对民族企业燮昌厂寄予了厚望,希其保住利权。当时还有汉口竹枝词为证:“古风无复见传薪,洋火销流遍地匀。如此利权须自保,莫因押款让他人。”宋炜臣也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以拥有专利权为由,“禀请鄂督移知日领事,饬令停办,日领事不允,相持已久,迄未了结。闻燮昌执理甚坚,决不肯让云。”。而实际上,汉口燮昌火柴厂也不负众望,其产品积极适应社会需求,打破了洋火一统天下的格局,占据了武汉市场主导地位。“推其原故,因西帮向用圆筒火柴,今改用硫磺火柴,销场愈广。该厂虽加工改造仍不敷售。”以致洋火“市场敛其影,全然被驱逐也”。水野幸吉在他所著的《汉口》一书中如此哀叹:“最近驱逐本邦(指日本)之火柴于市场,湖南、河南之火柴业,目下为燮昌公司所独占”。1896年,日本输入汉口火柴566875罗。以后逐年递减,至1902年仅输入汉口22660罗。再以1905年中国各港口火柴原料输入量价格来统计,汉口以155908两远超上海、广东等省市,位列第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交战国火柴业产销失调,洋火进口量锐减,价格昂扬,市场上没有外货的倾销与竞争,民族火柴工业迎来发展良机。汉口燮昌火柴厂产销两旺,盛极一时。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提倡国货运动在武汉风起云涌,包括火柴在内的日本输华商品遭到强烈抵制。在空前有利的形势下,汉口燮昌火柴厂扩大产品市场,增加了销售利润。

汉口燮昌火柴厂蜚声汉皋,厂址所在街道也因之命名燮昌小路,演绎出武汉地名史上一段街以厂名、厂以街显的佳话。直至抗战胜利以后,为纪念抗日殉国的郝梦龄将军,才于1946年重新定名为郝梦龄路。在武汉地名历史上,以工厂名称命名街道,实为少有,足见汉口燮昌火柴厂之声誉卓然了。

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经营环境的变化,汉口燮昌火柴厂的发展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时有曲折。“拥有资本42元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在1897年雇用工人已经达1000余人,但仍然没有购置动力设备,在技术指导上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师,主要的原料也必须仰赖国外输入。”1905年,汉口燮昌火柴厂“获利较昔稍逊,半由钱价跌落所致。”宋炜臣召开厂务会议,着力扩充销路,以图挽回利权。然而汉口燮昌火柴厂生产基础的薄弱、技术更新的滞后又导致企业欠缺持久的发展力与竞争力。汉口燮昌火柴厂从生产黄磷火柴到生产添加硫化磷火柴和安全火柴,历经数年,改进较慢,以致不敌上海、浙江等地后来居上的火柴厂以及瑞典、日本火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外火柴卷土重来,廉价倾销,逐渐控制和垄断了武汉市场。而宋炜臣在湖北阳新富池口开采铜煤矿,以及开办竹山五丰铜矿公司,耗资甚巨,汉口燮昌火柴厂的收益也投放其中。汉口燮昌火柴厂资金匮乏,无力与进口洋火竞争,以致产品滞销,市场萎缩,汉口燮昌火柴厂被迫于1927年宣告停闭,而此事宋炜臣也已经去世。后几经挣扎,仍恢复无望,1930年,将厂房设备变价卖于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历经三十年,汉口燮昌火柴厂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武汉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至关重要的一章,汉口燮昌火柴厂已经并将永远的被记录了下来。

 

注:本文摘自《汉口宁波帮》第一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