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调元和汉口竹枝词

               作者   陈祖源、杜宏英

一、以诗证史  以史补诗--叶调元《汉口竹枝词》的历史价值

汉口宁波帮指的是汉口的宁波商人，在汉口的宁波人中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文化科技界人物，限于本书的重点不能展开，但有一个人似乎有必要作一介绍。如果我们到百度等网站作一搜索，会发现汉口宁波人中搜索到篇数最多的不是大名鼎鼎的宋炜臣、沈祝三，而是一个比他们还要早来到汉口的名叫叶调元的余姚人。

现在的研究者把叶调元当作文人看待，因为他以《汉口竹枝词》而著名。但文人也要生存，他何以为业？关于他的身份无论是他自己或是朋友都不提及。如果为官无论是他自己或是他父亲，必然是要表述一番的，这是中国文人之习；如果是客卿，他的诗文必须要有交代，这是客卿之本分，而且客卿只能是短期的；如果作师爷，汉口少有官衙不是师爷的求职之所，更何况长达四五十年，而且师爷是不可以张扬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应该是一个祖辈在汉口经商的宁绍帮商人。父亲在汉口经商，少小随父亲在汉口生活，成年后回老家，这是许许多多汉口宁波人的经历，包玉刚、贝时璋是这样，现在汉口的许多老宁波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其中有一部分父亲年老后再来继承父业，这也是很经常的，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就是如此。而自古中国文人轻商，正因为是经商才会避而不提。也正因为经商，他才能深入社会最基层，脱去传统文人意识，写出真正的文人写不出的诗来。

其实《汉口竹枝词》之所以如此广泛地被重视、被研究，被引用，不是它的文学价值。虽然现在武汉有一批竹枝词的粉丝，建立了竹枝词的网络，报上也经常刊出一些新武汉竹枝词，一百多年后还有人追崇着叶调元，学着叶调元写竹枝词。但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的意义是它记述了转型时期的汉口的社会风貌，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汉口竹枝词》是研究武汉城市史，研究武汉城市的形成和转型时期的汉口社会的极其重要的文献。这就是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为什么在武汉受到广泛的关注的原因。虽然它也的确写得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其价值。

一些研究者提出疑问，为什么一个余姚人不在姚江留下诗文，偏偏在远离故土的汉水与长江交汇处，刻印了这本《汉口竹枝词》？其实同样的疑问还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研究汉口的历史不从武汉人的诗文中追索，却要从一个余姚人的诗文中寻找？如果读者是从头到尾最后读到这里的话，那么这一本书就已经提供了答案。

本书的编写者之一是叶调元和《汉口竹枝词》的研究者，出过专著，因此下面这一部分可说是权威性的评述。由于叶调元在宁波的文史研究界、宁波帮的研究界几乎完全没有被关注到过，当然也很难看到相关的文字，鉴于此，本书在此单立一章有是价值的。

叶调元，又名苕园，字鼎三，浙江余姚人。约生于清嘉庆四年（1799）前后，生平详细事迹与卒年均无可考。叶调元自述“仆自七龄游楚，越九载返里”，第一次来汉是在嘉庆十一年（1806），叶氏年仅七岁，直至十六岁离汉返乡，停留约十年时间。叶氏的少年时光是在汉口度过的，此时，汉口赖长江与汉水，昼夜舟车如梭，商品交易频繁，是内地各省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可以想象，七岁大的叶调元由家人从余姚带到汉口，马上就被汉口喧闹的街市，如潮的人流所震憾、所吸引，整日流连于大街小巷，忘情于汉腔汉调、市井风情，感受汉口繁华以及繁华背后的那份孤寂与落寞，这些点滴的印记深深的烙在少年叶调元的心上，为其日后创作《汉口竹枝词》打下了基础。

叶氏年少时聪慧，为人光明磊落，精明而有才干，爱赋诗吟词，然一生不得志，仅考中一个小小的秀才，正因如此，少了一些仕途与官场的羁绊，为他浪迹他乡创造了条件。

二十多年后，也就是道光十九年（1839）再次踏上武汉，故地重游，此时他已年届四十。然虽仅隔二十余年，但世间变化太快，“城是人非”，外强压境，汉口山雨欲来，当时的湖广总督林则徐正在汉口大刀阔斧的禁烟。康乾盛世的遗韵不复存在，展现在作者眼前仅剩奢靡与浮华，人们在追商逐利中失去往日的朴素与真挚。他在与余姚同乡施襄、夏炳南、蒲塘及汉上名士觥筹交错中有感于“夫逐末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俗易聩。富商大贾，拥巨次，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本篇之引述除非说明均引自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的徐明庭，马昌松校注的《叶调元：汉口竹枝词》。）“风气迥非昔比”。

作为一介书生，虽无安帮治国之权，但具悲天悯人之怀，他要借手中之笔，为“刊除绮习，提倡淳风”，“涤邪汰艳，挽俗习之颓波”而疾呼，因而就其所见所闻“托诸嬉笑怒骂”，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竹枝词，“隔二十余年，风气迥非昔比。暇日即所见闻，托诸嬉笑怒骂，以誌丁鹤归来，城是人非之感。逮今十载，积而成帙。” “爰芟（删去）十之二三”，存诗二百九十二首，次年以《汉口竹枝词》为名刊行。

竹枝词原是川、鄂一带的民歌，自唐刘禹锡将其移入文人笔下始，尤如一朵奇葩盛开在祖国的诗歌园地，为历代文人墨客竞相采用的一种文学载体。它在形式上以七言四句为主，间有少量的五言四句和六言四句，少用典，格律宽松，语言质朴，晓畅，所谓方言土语皆能入诗，因而成为文人吟诵风土人情、记述市井百态的常用体裁。叶氏看重竹枝词这一优势，当他心中拥聚了太多对世俗的不满，对社会的愤慨，需要为社会尽一份书生之力，需要一吐为快时，很自然就想到了竹枝词，因而就有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汉口竹枝词》。

《汉口竹枝词》是作者长期旅居汉上，留心掌故，有感而发。叶调元自称“借文章之游戏，寓惩创于歌谣”。并自谦“掌故无多”、“功乏推敲”、“韵多出入”。但正如与叶氏同时代的汪绶埙所说：“腕底有言皆妙谛，眼前无字不传神。”施之醇为该书题词说：“忽笑忽讪锋似剑，是诗是史笔如椽”。作为后世的读者，我们认为以上评语都非过誉。就我们曾经寓目的历代流传下来的汉口竹枝词而言，没有发现再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用292首诗歌，对汉口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扫描，“胪陈土俗，广集民风”，举凡物产、人文、地理山川、堪舆术数、灾异、工商百业等，方面面巨细不遗的刻意描绘，尤如一幅清中期汉口版“清明上河图”。 把叶氏的诗集放在1850——2008年这个时间段来评估，说它是“空前绝后的巨著”应该是当之无愧吧。

二、《汉口竹枝词简介

《汉口竹枝词》共分六卷，卷一《市廛》，从汉口的地形地貌、码头的分布、街道宅宇，写到工商各业的种种情况。如，“上街路少下街稠，卧帚一枝水面浮。”汉口东带大江，南襟汉水，原有地势上狭下宽，形如卧帚。这里作者仅用十四个字，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文字动感十足；又如，“华居陋室密如林”、“堂屋高昂天井小”、“上街宅宇住胡同”反映了汉口商业城市的繁华与住宅密集的状况。

卷二《时令》，此为诗集中最精彩的部分，作者从正月初一的出方，到除夕的“团年酒罢醉昏昏，黄纸封条户上扪”，用54首竹枝词，详细而准确地记述了汉口一年四季的节俗，如一部简约的“汉口岁时记”。如 “舵手篙工共逞奇，桨声要与鼓声齐。”“万桡齐举水飞空，两岸喧呼助势雄。”楚俗以五月望日为大端阳节，剪纸为龙舟，中坐神像。自朔日起，至十八日止，鼓钲爆竹，灯火喧嗔，昼夜不辍，处处皆然。杨林口为更甚，数十人驾一小舟，众桨齐飞，疾如风雨，鼓声人声，与水声相应。岸上观者如潮，谓之龙舟竞渡。亦有仕女，坐四柱青幔之船，竹帘旁挂，肴酿笙歌，出游助兴。土人云：“将以驱瘟疫也。”“中秋云是闺人节，瓜果中庭礼月华。一路送瓜图热闹，不知喜信送谁家。”俗于中秋之夕，锦彩饰棚，设瓜其中，灯火鼓乐，群送于戚友家，谓之送瓜。受之者必备酒食以犒来众，妇女欢迎，咸庆多子之兆，盖取瓜瓞绵绵意也。

卷三《后湖》，后湖又称“潇湘湖”，是汉水改道后，逐渐淤塞形成。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后湖已是汉口著名的游览休闲区，区内湖水粼粼，波光敛滟，游船湖中荡漾，茶馆、酒楼、民居点缀期间，戏文、杂耍竞相登台，“湘湖八景”（晴野黄花、平原积雪、麦陇摇风、菊屏映月、疏柳晓烟、断霞归马、襄河帆影、茶社歌声）渐次更迭，一年四季游人如织，被称为汉口的“销金锅”。叶调元第二次来汉时，适逢后湖的鼎盛时期，面对如此佳景，必定经常携友光顾，久而久之，后湖里那一片水声、蛙鸣、鸟叫以及歌管楼台尽落笔下，一唱三叠。如，“黄花地上没遮拦，池港沟渠积水宽。”“沿湖茶肆夹花庄，终岁笙歌拟教坊。”“芦棚试演梁山调，纱幔轻遮木偶场。”给人如临其境，如坐其间之感。

卷四《闺阁》，孝女、贫女、嫁女、妓女、游女、优伶、富贵千金、中产少妇、小户主妇等各色女子，被叶氏生花之妙笔，刻划得微妙微肖，形神兼备，无异是那时汉口的“妇女百态图”，为他书中未见。

卷五《杂记》，更是五花八门， 正像清人夏炳南所说的“浮云世态尽情描”，举凡盐商后裔的生活，“大街抬着狗儿跑”的祈雨场面，擅长潜水摸财物的“水猫子”，“西人不说楚人话”，各戏班名伶的演技和拿手剧目等等，无不包罗。

卷六《灾异》，记述道光二十九年武汉水灾和塘角大火的情况非常详细，使江夏、汉阳与夏口等志书的有关记载相形逊色。此外还应该提到，由于作者流寓汉口多年，写作时运用了不少武汉方言俗语，为研究武汉地区的方言增添光彩。

《汉口竹枝词》作为一地的乡帮文献，它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叶氏初衷，它是第一部以诗词形式概述汉口全貌的文献，尽管它的触角有限，但其中所反映清中叶汉口各方面的状况是他书所不及。正因如此，它一出来即受到汉上文人热捧，“追抄日众”，转录者、摘抄者有之，甚至流传至外省，如上海、北京均有人抄录。如，上海《万国公报》（chinese globe magazine），是一位名叫林乐知的外国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以宣传宗教为主，它在1877年第428卷、434卷两次刊发叶氏竹枝词35首。更是出现不少模仿者，作品也不胜枚举，可惜的是无一人能出其右。

《汉口竹枝词》的最重要意义是它的研究价值，现今但凡研究武汉历史者极少不参考此书。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市各条战线开始编史修志，该书被争相阅读传抄；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等主编《武汉近代化研究》中多篇文章引用此书；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教授等主编与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欧阳植梁主编的《武汉通史》、《武汉史稿》等著作中均有引用，《武汉史稿》在第10章《明清时代的武汉经济和城市功能》中，援引这本书的地方多达16处；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博导严昌洪教授在他的论文《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及其特点》中，引用本书有9处之多；著名语言学家朱建颂教授在编撰《武汉方言词典》时，把叶氏这本书中的方言摘录出来，作为词典中相应词条的例句；至于多卷集的《武汉市志》，摘录叶氏《汉口竹枝词》的更比比皆是。其影响甚至波及海外，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汤逊·威廉·罗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日本东京大学村松伸博士、寺原让治先生与武汉大学建筑设计所李传义教授合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武汉篇》均把此书列为参考书目。可以这样说，研究武汉史，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是第一本不可或缺的书。

著名学者、编辑、散文作家钟叔河先生阅读该书后说：“作者叶调元自叙作于道光三十年初，半年之后上帝会在广西起事，不到三年就打到汉口了。这些诗可说是近代大变乱前夜城市居民（非士大夫）风习最后之一瞥，任何一首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其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该书自问世以来，民间流传甚广，虽无洛阳纸贵之况，但传抄者也不计其数，因而流传下来的版本也很多，错讹不少，优劣不一。1985年徐明庭、马昌松对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进行校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汉口竹枝词》校注本。。该本录叶氏竹枝词二百九十首，录叶氏自叙、凡例、诸家序文、题辞及施襄竹枝词二十首，书前有数幅插图。该本是校注者参照几种版本，择善而从，加之多年研究所得，校注而成，是目前所见最完善之注本。1985年出版后，很快脱销，得到读者一片赞扬，现研究者引用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多以此为本。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词虽俚，然情实备焉”。作者以颖慧之笔，直抒胸意，直达民情，实为武汉地方文化的精典之作，不仅对武汉地区民俗文化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而且对武汉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