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旗帜——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杜宏英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为领导和推动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主要城市，如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建立公开的办事机构——八路军办事处，其中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以其卓著的历史贡献，在武汉抗战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7年9月，董必武受中央委派来汉筹建“八办”，借住同乡阮观仁住所安仁里2号。安仁里地处汉口民意一路与友谊路之间，虽属闹市区，但狭小隐蔽；再加上阮观仁是一位思想进步的乡绅，安全可靠，董必武便租下安仁里1号设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并于10月对外办公。自11月下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分批撤到武汉。随着工作人员增多，12月下旬“八办”迁往原日租界大石洋行（今汉口长春街57号），于1938年元旦正式对外办公。处长为钱之光。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今汉口长春街57号）

“八办”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国统区的物资转运和调度中心。按照国共双方的协议，“八办”从国民政府领取军饷和物资，再将其分送各地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将从各地募集的各类物资运往延安。为弥补发展壮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需的不足，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亦多方募集军费，如他们以“八办”的名义致信《救国时报》，动员华侨援助八路军抗日。该信刊登后，全国民众、华侨及国际友人积极响应，捐款捐物者络绎不绝。这些筹集到的经费和物资为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线的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重要作用。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抗日运动，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上层统战工作。12月23日，两者合而为一，对外叫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机关设在 “八办”。长江各省区党组织负责人来此汇报、联系工作，听取指示；延安派往南方各地的重要干部路过武汉，或来“八办”接转组织关系，或下榻“八办”招待所。由此，“八办”成为南方各省党组织的联络中枢，推动了南方各省党组织的发展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八办”代办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一切工作。

周恩来（左一）、叶剑英（站立者）等在“八办”研究抗战形势

为号召全民抗战，“八办”在周恩来、董必武等组织领导下，联合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展集会游行、慰劳官兵、抗日宣传、捐物献金等抗日活动。1938年3月12日，武汉各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八办”工作人员组成参礼队，高举“纪念总理逝世，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最后胜利”的大旗，走在游行队列之中。对于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八办”也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当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到达武汉后，“八办”为孩子剧团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周恩来在办事处亲切接见新安旅行团的负责人。

“七七献金”运动中，由“八办”代表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献金团”开着一辆卡车，挂着抗日标语前往江汉关献金台献金。李克农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献出从伙食费中省下的1000元；叶剑英和“八办”工作人员各献当月薪金5元；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秦邦宪、王明将他们任国民参政员的薪金2450元全部献出，展现出中共领导人及“八办”人员同仇敌忾、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1938年9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起“征募寒衣运动”，号召征募棉背心百万件、旧衣百万件，分发给缺少冬装的前线将士。“八办”全体人员节食素餐，募捐寒衣。原来工作人员每天三餐，除早餐的稀饭有一碟花生米外，中晚两餐也只是三菜一汤。但在节食的三天中，不但减去早餐，并且中晚两餐也减到只有一个素菜。三天节食节省下的钱加上工作人员捐款，共计206元7角3分，全部捐出用于为前线将士购买御寒衣服。

为吸收流亡武汉的进步青年到革命队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在“八办”设招生委员会，长江局和“八办”担负起爱国青年的接待和输送工作，“八办”成为革命人才的中转站。在“八办”的安排和护送下，自然科学家陈康白、文学家陈学昭、诗人光未然以及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尤里斯·伊文斯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经武汉转赴延安和全国各地，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从1937年10月正式成立，到1938年10月撤离武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虽仅存在一年时间，但它见证了武汉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留下了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的战斗足印，成为抗日烽火中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