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号角——《新华日报》

王钢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张全国性机关报，1937年底在南京筹办，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在创刊宣言中，《新华日报》开宗明义：“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自创立之日起，《新华日报》始终践行这一办报宗旨，成为大众的喉舌和动员全国人民抗战的号角。

《新华日报》创刊号

《新华日报》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等组成董事会，王明任董事长。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总编辑华岗、吴克坚，不少满怀爱国热忱的编辑记者加入报社行列。报社下设编辑部、营业部、经理部、印刷部，并成立中共支部和职工会。每日出版对开四个版面，主要栏目有专论、国际述评、经济述评、时事问答等，副刊辟有工人生活、妇女之路、社会服务等专栏。社址初设于汉口成忠街，后迁至民意一路大陆里。

作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宣传阵地，《新华日报》高举团结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眼中钉。1月18日，《新华日报》在汉创刊第7天，数十名反共分子手持铁棍短斧，闯入报社营业部及印刷厂，大肆破坏。次日，《新华日报》照常出版，并在头版右下角以“开天窗”的形式，表示抗议。

报社不但要防备地面的敌人——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还要提防天上的敌人——日军飞机的轰炸。频繁的空袭，对《新华日报》按时出版影响很大。一次，日机就在距报馆不远处投下一弹。每当空袭造成停电时，报社人员就用人力来摇动印刷机印制报纸。到了夏日，武汉像火炉一样炙热难熬。编辑夜间审稿编报汗流浃背，加上蚊虫叮咬，难以忍受，但他们仍严肃认真地工作着。

报社工作人员来自天南地北，但大家团结协作，感情融洽，形如一个大家庭。1938年2月，津浦路前线战局紧张，《新华日报》社派陆诒等到徐州战地采访。社长潘梓年帮着提行李，亲自送陆诒到车站。同去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问潘梓年：“难道你还怕他挤不上车，何必劳驾来送他？”潘梓年用手帕擦去额头汗水，说：“这次我来送陆诒同志上前线，不是个人行动，而是党组织派我代表编辑全体同志来送行的。”列车驶离站台后，潘梓年还站在那里频频向陆诒挥手。范长江目睹此情此景，激动地说：“共产党这样真诚待人，怎么会不打胜仗！”

《新华日报》社欢迎从徐州前线采访归来的战地记者时合影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机关，在党的新闻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新华日报》担负着宣传抗日救国的使命，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日军侵华阴谋及所犯下的罪行，揭发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行径，报道抗日将士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的事迹，刊载中共领导人与高级指战员的文章和讲话，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战主张，充分发挥着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作用。

为了救亡图存，《新华日报》把“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 团结在共产党身边，发出团结抗战的呐喊。宋庆龄、沈钧儒、史良等爱国民主人士将《新华日报》作为他们发表政见的窗口。广大知识分子将《新华日报》视为良师益友，在报纸上反映他们的呼声。《新华日报》还组织读者会，开设读者信箱，征求读者意见，并通过创办《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副刊专栏来联系群众。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联系各党各派人士的桥梁，增强了党在国统区群众中的影响力，坚定了广大民众坚持抗战的信心，为武汉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被称为“大众喉舌”。创刊之初，《新华日报》每日销量2万多份，至4月后日销量达到5万多份。除在武汉发行外，《新华日报》社还在西安、郑州、南昌、长沙、广州等地开设分馆或分销处，广受欢迎。

1938年10月24日，日军兵临城下，武汉危在旦夕。周恩来召集《新华日报》社编辑部人员，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冲锋在前，要坚持到最后的时刻才能撤退。”他口授了25日《新华日报》在汉最后一期社论《告别武汉父老》，郑重宣告：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迁至重庆出版，直至1947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新华日报》这个由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号角，将团结抗战的声音吹遍全国，催人奋起。如前苏联《真理报》所评论的：“自从《新华日报》出版的第一天起，它便广泛的揭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为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荣的旗帜……《新华日报》正像中国共产党其他的出版物一样，在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反日力量和发展及巩固民族统一阵线的事业中，起了伟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