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汉口那场水灾

赵煌

一、洪水滔天，损失惨重

1931年入夏以来，长江中上游和汉江等流域普降暴雨，长江汉口段水位持续上涨，各处堤坝险情不断。7月15日，丹水池铁路路基首先出现了险情，来自后湖方向的大水已与路堤齐平，并随时有漫堤危险。此时，汉口市区也已出现内涝，怡园附近“积水数尺”。29日，丹水池堤坝发生溃堤，洪水迅速冲向市区。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汉口市当局紧急将平汉路的单洞门等6处涵洞堵塞，这才挡住了洪水。然而 8月2日早晨，单洞口路基出现溃口，因补救不及时，溃口迅速扩大，洪水由此漫入市区，酿成巨灾。到了下午 5 点，三新街一带水深达“五六尺”。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区洪水持续上涨。至12日，除日租界外，汉口全市已全部浸水，最浅处已达“三四尺”。15日上午，洪水灌入日租界内。至此，整个汉口市区全部被淹。

           1931年汉口大水，英租界江滩一片汪洋，陆地行舟。

这场水灾给城市带来了巨大创伤。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统计，全市有 1000 栋房屋淹没，死亡 1805人。受水灾影响，城市商业凋敝，“几已全部停业”。农业歉收严重，与往年相比，棉花减少一半以上。市政设施也在水灾中损毁严重，损失超过“三四千万”。受水灾影响最为直接的则是市民生活。水灾期间城市生活物资短缺，价格纷纷上涨，仅粮油等零售品价格就上涨了近六成。广大灾民在洪水中食不果腹，惨不忍睹。 

二、洪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

面对突如其来的水灾，人们展现出了哪些不同的应灾策略呢？

这些应灾策略产生了哪些社会危机呢？

（一）迷信之风盛行水灾期间，人们心理处于极度恐慌和紧张状态。面对无力应对的自然灾害，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神灵等超自然力量，导致这一时期迷信风气大肆流行。

灾害往往与迷信之风相伴相生，这在汉口水灾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汉口受灾后，有关龙王显灵发水淹城市的迷信言论甚嚣尘上。部分市民为求水退，竟自发前往龙王庙等地搭彩棚焚香祭拜。除普通民众外，社会团体也对迷信之风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灾情的扩大，迷信言论与灾情相互附会，并呈愈演愈烈的态势。丹水池溃决后，某善社甚至专门请人占卜以问水祸，并测得“老汉无忧”四字。之后因旧市区未浸水，“老汉无忧”遂被解读为老市街无需担忧之义，竟被众人以灵验相传“据为神说”。

不仅如此，知识分子对迷信说辞也颇为相信，并在报刊上大肆讨论。除毁龙王庙致灾的言论外，社会上又出现了“斩龙子致灾说”。龙王庙后面有古树一株。拆庙时，伐木者发现树内藏有蛇，并将其击毙。这竟被人附会成水灾的主因，认为龙王绝非是因一庙之拆而迁怒汉口市民，“故其主因，乃为斩除龙子龙孙”，并告诫世人，“听之者若有其事，此水灾之终于不可收拾矣”。有关水灾主因的争论在报纸等大众媒体上公开探讨，加剧了迷信之风的传播。

就连汉口当局的高官大员对迷信之说也颇为相信。时任武汉警备司令的夏斗寅就对拆毁龙王庙得罪龙王爷一说深信不疑。自己竟亲自在已拆除的庙址上陈设香案，“膝跪于大雨渍水中，向江心三跪九叩首”，求龙王爷发慈悲。迷信思想在普通民众、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和政府官员等群体间广泛蔓延，既反映出灾害面前人们对于精神慰藉的普遍需求，也体现出迷信观念对社会影响之深。

（二）社会治安事件激增

灾害期间社会管理相对松懈，导致这一时期社会治安事件大量增加。盗窃、抢劫、行骗等治安事件频发。其一是盗窃之风盛行。水灾发生后，大量民众为求生存，纷纷逃离家园，将财物家具滞留家中，一些不法分子趁无人看管明取暗窃。查家墩处的张源顺父子就自制小木划，经常趁夜专门拆毁灾民房屋，并锯成短木筒子，作为柴火出卖。窃贼不仅盗窃灾民财物，甚至还对赈灾物资下手。汉口市政府在组织工人抢修川汉路基和皇经堂等处的堤坝时，施工人员中就有不法之徒勾结当地民众偷窃麻袋等物资。为此，当地驻军会同公安局不得不派出军警，设哨严密巡查监视。

除了工程物资，生活物资也是盗窃者觊觎的目标。为救济灾民，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湖北分会特从开封运芦席来汉，并堆放在三北煤栈，不料竟被人偷窃。其中秦卢氏盗窃时人赃俱获，并移送至警察第十署拘留三日。赈灾物资被盗，一方面固有好利之徒利欲熏心所致。但更多的是灾民为生活所迫所做出的过激行为。以偷盗者秦卢氏为例，其盗窃动因则是自己房屋被水淹倒塌后拿一捆盖屋。

其二是抢劫等事件明显增多。水灾期间，劫匪也频频现身。一些市井流氓肆意拆毁被淹的灾民房屋，他们将其中的木料拆下售卖牟利。这一现象在铁路外一带表现得最为严重。另外，水灾阻断了交通，船只成了稀缺物资，这也成为暴徒们掠劫的重点。不仅抢夺船只，有的地痞流氓甚至在街上公然抢劫。杨森花园一带就经常有流氓冒充灾民，“扎架木排，在积水中横扰”，以致人人惶恐不安。有的暴徒们甚至公然冲击社会场所。汉口市第二十二初级小学附近有流氓三四人借避雨为名，聚集灾民闹事将校门捣毁，幸得校方防堵得力，才没有闯入。一些赈灾机构也成为暴徒攻击的目标。8 月 22 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驻汉办事处”派人坐船至华清街采购食品，不料途中竟遇暴徒行凶，该船所插第一号登记旗帜被抢走。除抢夺登记旗帜外，暴徒还抢夺赈灾物资。保安队押送馒头至王家墩一带赈灾时，附近地痞竟“强欲包揽，发散馒头”。暴徒们如此猖獗，极大地威胁着城市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部队，反而成为事端的制造者。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表现之一是任意借占民众财产。水灾期间，各大旅店本就紧张，而军人却趁机抢占旅店房间。除抢占住宿外，部分军人还抢占民众财物。宝善堂堤岸处穿制服的伤兵将泊岸民划所装难民的衣箱据为己有，并与划夫冲突，还将该划夫头打破。表现之二是不体恤民众，肆意对灾民拳打脚踢。8 月 8 日下午，刘家花园附近有两名身穿制服的士兵划船将路边茅屋撞塌，一名七旬老妇被撞于水中。老人因说了句鲁莽的话，竟遭士兵拳打脚踢，并扬言要将其溺死。除普通市民外，小商小贩也深受其害。市民李金芳在招商局码头卖豆浆。独立炮兵一团二营的马夫因嫌糖放得太少，竟一脚将李金芳踢至水中不起。表现之三为公然违反政府管理规定。水灾发生后，政府为方便民众往来特设立义渡，却遭到军队任意扣留。新联保里门口的三只义渡船被某师部队扣留，后经防险事务处交涉才予以放行。军人的横行霸道无疑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水灾也为骗子行骗提供了可乘之机。有街头好事之徒雇一小划假借赈灾名义在水面招摇，故意挤在怡园或后花楼口观热闹，而遇到灾民求救又置之不理。有的则借助部队机关名义牟取私利。总司令行营参谋处徐生保将本处差船旗帜随意借予同乡徐韵宝。徐韵宝竟持旗驾船沿街卖菜，被岗哨巡警当场抓获。行骗之风盛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三）城市安全隐患频现

水灾还让城市安全变得脆弱异常。一方面，水灾导致社会纠纷异常增多。水灾期间人们心理备受打击，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使得这一时期治安事件激增。水灾中有的民众为求自保，对其他灾民漠不关心。有的私家划船遇有灾民要求搭乘的“大都恶声相加”，甚至将浮水求援的难民“用力推诸水中”。8月 14日，新直街福寿里民妇刘某与人发生口角，竟被对方推倒至水中，溺水毙命。灾民们饥饿难耐，甚至被迫铤而走险。8月25日，有军队从货栈运取粮食，遭到大批灾民围攻并发生争斗，后有增援士兵赶来，才得以平息。

另一方面，水灾掩盖下的安全隐患极易造成意外死亡事件。单洞口溃决后，市区街面被淹无法辨认，以致众多行人在街中趟水毙命。福生里处有数位行人“突遭没顶”。馀记里处夏扬奎等人行至水深处，因立足不稳而溺亡。再者，水灾损坏的公共设施客观上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水灾的危害还波及到监狱等特殊地方，造成了这些机构安全漏洞涌现。夏口地方法院水淹达一丈有余，犯人纷纷趁机逃脱。监狱内400余名犯人除了270余人解往武昌模范监狱外，另有130余名“不知下落，度乘间逃脱矣”。大量在押犯人潜逃给此时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城市增添了巨大安全隐患。

三、社会危机的严重影响

水灾期间，这些社会危机的出现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救灾，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反过来又制约了灾后重建。

社会危机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救灾进程。一方面，迷信等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造成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不关心，甚至因恐惧所谓的神力而放弃抵抗。一些民众认为水灾是龙王带来的，救灾就是与神灵作对，内心产生极度畏惧感。他们赈灾意愿不积极，甚至任由灾情扩大。单洞门处溃决后，起初溃口有限，但部分民工迷信思想作怪，并与监工产生经济纠纷，任由溃口扩大，最终造成了大水漫入市区。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异常现象，干扰了救灾工作的开展。为了处置盗窃、抢劫等事件，政府不得不抽出一部分精力维护社会治安，由此也削弱了赈灾力量。

社会危机还加剧了城市动荡。水灾本就冲击了社会稳定，随着各种异常现象增加，社会动荡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一方面盗窃、抢劫等以及罪犯潜逃增加了城市的危险系数；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在水灾中损失严重，让城市本身充满着风险性。一些行人在街上常常无故溺水而亡。再者，水灾期间军队的横冲直撞和肆意殴打民众，挑战着政府的管理权威，增加了市民的不安心理。正是在这三重危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本就处在极度恐慌下的市民变得更加惶惶不安。

社会危机还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城市复苏。水灾期间城市中弥漫的迷信之风，不仅增加了救灾难度，更严重的是败坏了社会风气。迷信之风瓦解了灾民的斗争意志，削弱了灾民战胜灾害的信心，导致众多灾民在灾害面前选择逆来顺受。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水灾人们选择的不是自救而是等待救助，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救助难度。随着水灾退后城市灾后重建的开启，这些不良风气进一步消解了人们重建家园的热情。一些灾民只关心当时享乐，不愿意改变现状，进而影响了城市复苏的进程。

来源：《文史天地》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