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中的武汉中元节俗

王钢

农历七月十五日是中国传统祭祖节日。道教称中元节，佛教谓盂兰盆节，民间俗称“七月半”“鬼节”。历经上千年积淀，盂兰会、放焰口、烧包袱、放河灯……一系列流传至今或嬗变消逝的传统习俗，使武汉中元节俗既显丰富多彩，而又不断变迁。

让我们走进历代文人笔下的文献著述，从中追寻武汉中元习俗的文化脉络，勾勒异彩纷呈的中元节历史图景。

中元节由来

在古代，中元节被称为“秋尝”“尝新”“荐新”。荐新祭祖可谓中元节最早的节俗内容。西汉理学家戴圣在《礼记·月令》中写道：“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古人有春夏秋冬“四时之祭”的习惯，农历七月十五日正值四时祭祀中的秋祭，也恰逢瓜果谷物新熟之际。人们将刚收获的谷物果品制成供品，作为奉祭先祖之用，以示“尝新”。

其后，佛教徒为了追荐祖先、超度亡灵，于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以解亡人之苦。“盂兰盆”为梵文音译，意为“救倒悬”，缘自“目连救母”的佛教故事。佛陀弟子目连发现其母死后在地狱受苦，如处“倒悬”，求佛救度。佛陀要目连在七月十五众僧夏季安居终了之日，备百味五果，供养十方众僧，让众僧为目连母超度饿鬼亡灵，终于使其解脱。自南朝梁武帝时始设“盂兰盆斋”，盂兰盆会（盂兰盆节）在佛教界日趋盛行。如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所言：“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除施斋供僧外，后世寺院还举办诵经法会、水陆道场、放焰口等活动。

中元节的称谓，源自于道教的三官、三元之说。道教尊崇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其各有责司。古代以一、七、十月之十五日分称上元、中元、下元，三官的诞辰即为三元日。南朝《梁元帝旨要》载：“上元为天官赐福之辰，中元为地官赦罪之辰，下元为水官解厄之辰。”中元地官的诞辰为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便作为道教的中元节，又称地官节。

自佛教盂兰盆节和道教中元节出现后，秋尝祭祖的儒家仪式与这两个节日逐渐交融，祭祀先人和超度亡魂野鬼合而为一，最终演化为儒教、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等融合的产物，即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祖大节——中元节。

盂兰会

中元节在上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较固定的风俗习惯，如盂兰盆会、焚烧纸钱等。武汉亦不例外。据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汉阳县志》记载：“中元日，俗以冥镪包箦袱以荐先，或就浮屠建盂兰盆会，资其超拔。”即中元节，人们烧纸钱以祭祀祖先，设盂兰盆会以超度亡灵。1915年徐焕斗的《汉口小志·风俗志》也称：“十五日为中元，祀先祖，谓之鬼节。浮屠氏设盂兰盆会，以荐亡者。道家以此日为地官赦罪之辰。是日，僧道满街，纸钱遍地。”这时的武汉，香烛店铺生意兴隆，那些积善人家到处烧钱化纸，向鬼布施。戏园子上演应节戏《目连救母》。一到夜晚，人们敲锣打鼓送河灯、街头巷尾讲“善书”（劝人为善）。

自农历七月初一起，武汉各寺观庙宇就兴办盂兰盆会（又称盂兰会），开设水陆道场，举行斋醮仪式，诵经设斋，礼佛拜忏，焚香烧纸，追荐亡灵。也有善堂或施主捐款募资“请僧道作会场，以荐亡者，曰放焰口”。武汉寺院大办盂兰会的情景让清末沈子星大加感慨，专门写下一组十二首汉口盂兰会竹枝词，譬如“台中高坐地藏王，指甲轻弹瑞露浆。不信暹罗人迈众，法能度鬼与超亡”；“帽戴毗卢着锦裟，无非东土一僧家”；“僧道两门偏解事，恭邀首士早开筵”；“丝弦班里夜筵开，施食街前搭地台。同是一般音乐奏，人增欢喜鬼含哀”等，为我们还原了清代汉口盂兰会的情景。

人们在路旁搭台设坛，台上供奉普度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地藏王法相庄严，手指轻弹洒下祥瑞的露水，施展法力超度亡灵孤魂。法器和鸣，梵音悠扬。金刚法师头戴毗卢帽，身披华丽袈裟，拈香礼佛，登坛上座，带领众僧焚香礼忏，口念真言，讽诵经典，荐亡超度，然后把食物撒向四方，施食以济孤魂野鬼。这种仪式俗称“放焰口”。

放焰口又名瑜伽焰口，是施食饿鬼、超度亡魂的佛仪之一。焰口为佛经中饿鬼的别名，其形枯瘦，咽细如针，口吐火焰，食物到口即化为火炭，受尽饥饿煎熬。佛陀弟子阿难为免自己堕入饿鬼道，并使诸饿鬼解除痛苦，请求佛陀帮助，佛陀故为饿鬼诵经咒。武汉富裕之家为使亡故亲人安定无忧，中元节请僧道来家里施放焰口，以示悼慰。民国《新辑汉阳识略》即称：“富者或请僧道放焰口。”清中期，寓居汉口的叶调元写下他眼见的放焰口景象:“瑜伽焰口放中元，尺五长幡大路边。”僧人为饿鬼亡灵诵经念咒，使之得到超脱，往生天界，永离苦海。一尺五长的经幡挂满街道，烘托出浓厚的中元节日氛围。

中元节期间，武汉寺庙道观举行盛大的法会，由此蒙上鬼神信仰的神秘色彩，不仅“鬼气”过于浓重，而且大操大办耗资不菲。而现实世界则是另一番模样。“楮帛焚烧一片红，河边巷口趁秋风。茅棚多少人枵腹，妻泣儿啼破袋空。”在沈子星的笔下，这边烧钱化纸祭亡魂，火光连成一片红；那边却是汉口棚户穷人寒无衣，饥无食，妻泣子号。“汉阳古寺号归元，僧众焚修不出门。进项千金当七月，为他每夜济孤魂”。归元寺僧众中元节大门不出，只在庙内静坐修炼，接受施主布施，念经拜忏，以济孤魂，以致寺院月入千金。沈子星为此有感而发：“不是孤魂济不宜，何时听见鬼啼饥。”

1949年后，政府倡导科学文明，破除封建迷信，武汉中元节法事活动一度式微。作为民间祭祀祖先的节日，中元节在古代也称“孝亲节”，蕴含着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为发扬慎终追远、孝亲报恩的传统美德，同时祈愿天下和顺，国泰民安，归元寺、宝通禅寺等武汉各大寺院现仍举办盂兰盆法会、瑜伽焰口法会，不少武汉信众和游客也到场祈福。

烧包袱

俗话说：“七月十五是中元，地府开放鬼门关。阴间一年放假日，祖先灵魂回家园。”据传农历七月一日至十五为鬼的假日，阴间地藏王开鬼门，各路野鬼亡魂放假省亲，返回阳世接受亲友的奉祀，此时便成为人们祭奠新、老亡人之期。中国人对祭祖格外看重，莫不虔诚，郑重其事。过去武汉居民多在宅内设神龛，上供列祖列宗牌位。中元节期间，各家各户为恭迎祖先亡灵，将神龛灵牌整治一新，各种祭品摆设齐全，全家老少衣冠整齐，神情庄重，焚香燃烛，烧化纸钱，跪拜行礼，祭奠祖宗。

尤值一提的是，武汉人无论贫富，都要购买纸钱、金箔，将其折叠成纸锭，装入厚纸袋中，上书亡人生辰年庚和姓氏，晚上在门前屋后或街边巷口僻静处，用石灰画一圈（一般圆圈留一缺口，口对逝者埋葬方向，示意让逝者收到所烧之物），在圈中焚烧纸钱冥物，据说可防孤魂野鬼掠去。主祭者一边尊称亡人身份，口念“请列祖列宗保佑子孙平安吉祥”“祖先前来拿钱”之类祷语，一边将纸包和着纸钱焚化，让逝去的亲人得以享用，谓之“烧包袱”。同时，还要为无家可归的孤魂烧上一包。

武汉民间“烧包袱”祭先人的风俗，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中展现无遗。词云：“终岁何曾祭祀供，中元包袱万家同。鬼如求食应伤馁，此地休来做祖宗”，并注解“楚俗终年不祭，惟七月则各家烧冥钱，用大封包锭纸，分题死者之名于上，谓之‘烧包袱’”。冥钱即纸钱（武汉叫钱纸）。“锭纸”即用锡箔或裱上金属薄片的纸糊制成银锭状的冥钱（武汉叫金银锭）。把钱纸和金银锭封在纸包里，形如包袱状，再烧化以给亡魂寄送银钱，故形象称之为“烧包袱”。烧包袱也称作冥袱。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江夏县志》即云：“家各以纸裹楮钱焚之，曰冥袱。”“烧包袱”时间不固定于七月十五，七月初一至十五日均可。1926年《武汉快览》写道：“自朔日以来至望夕，家家烧包袱，整治酒肴，以供先人。”

《新辑汉阳识略》曰：“民间从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五日止，任择一日，备菜肴酒饭供祭祖宗……家家重视此祭，远道必归以参加。”对于前来祭拜的客人，则“接客吃胙肉（祭祀时供祖的肉）”。新亡人必于初十日以前供祀，至中元不再祭，“传为新鬼先返故也”。

中元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1921年《湖北通志》指出：“女之出嫁者，皆迎归饮福。或遍邀亲故，群聚宴会。谚云年小月半大，可知其所崇尚矣。”出嫁女子要回娘家过月半，一为祭祖，二为省亲。全家祭祀完毕，相聚一堂就餐，称“吃包袱饭”。施给无主孤魂的，使其早日投胎转世，叫“泼水饭”。1933年《武汉指南·礼俗方言》谓：“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又称鬼节。在此半月中，家各祀祖先，焚纸化锭，设席致祭。然后家人团聚而食，谓之吃包袱饭。”可见中元节不仅亡人回家“团圆”，生人也要返乡祭祖，在家祭仪式中慎终追远，在团聚吃饭中感受亲情。

中元之日，武汉追祭先人的传统延续不衰，而如今已不如过去那般讲究了，在家摆神龛设供大多无存。烧一桌好菜，摆上杯筷祭祖，也是对祖先的怀念。“烧包袱”之俗也逐步简化，仅余焚化钱纸，以表达对先人的追思。

放河灯

旧时中元之夜，武汉盛行放河灯习俗，以照“幽冥”，超度亡灵。有的人用纸剪成莲花等形状，有的直接采来荷叶，上放蜡烛或灯油灯捻，点燃后放入河流之中，任其顺水漂流而去，谓之“放河灯”。把灯具点燃后置于陆地上，则称为“放路灯”。河灯因多形似荷花，又名荷花灯或莲花灯。清同治八年（1869年）《江夏县志》记载：“七月初一至十五日，僧道作盂兰盆会。糊纸为盏，注油燃灯捻，曰莲花灯，承以芦苇置水中，云照幽冥以度鬼……或于陆地施放，则曰路灯。”

“一下锣声灯一盏，果然遍地涌金莲”，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描写的就是“放路灯”习俗。伴随着操办法会的僧人一记锣声，随行之人就在路边放一盏河灯。一盏盏河灯闪亮于街头巷尾，好似一朵朵金色莲花从地下喷涌而出，其用意是为鬼魂照亮回家之路。无独有偶，沈子星也作有汉口竹枝词“一下锣声一盏灯，满街烧得亮如星”，与叶调元竹枝词互为印证，足以说明清代武汉中元放灯习俗之盛。“河灯一盏五文钱，底事街坊尽力捐”。沈子星另一首竹枝词道出了原来亮如繁星的满街河灯，有赖于街坊邻居不遗余力的捐助。

武汉三镇中，武昌观灯赏灯的绝佳地是黄鹤楼，“黄鹤楼上看河灯”甚至成为武汉人的一项节令民俗活动。只因黄鹤楼耸立蛇山黄鹄矶头，登楼远眺，大江东去、楚天风光尽收眼底。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晚上，人们在武昌江面放河灯，一盏又一盏河灯绵延不绝，满江河灯宛如漫天星斗，分外迷人。黄鹤楼上总是观者如云。对于此景此象，同治《江夏县志》有着生动描绘：“（莲花灯）散布上游，顺流而下，红灯万盏，灿烂江波，黄鹤楼头观者颇众。”

《放莲花灯》绘图

清光绪六年（1880年），署名棣华馆生之人发表《鄂垣竹枝词》，其中一首“河灯遍被似流星，映照寒磷分外青”，就写出了武昌“中元节两岸河灯通宵不绝”的盛况，与同治《江夏县志》所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棣华馆生对放河灯也发出“为问年年修佛事，浮光果否达幽冥”的质疑。清光绪十年（1884年）黄鹤楼被焚毁后，武昌看河灯场所移往警钟楼、胜像宝塔平台或汉阳门江边等处。

汉阳南岸嘴与汉口集稼嘴位于汉水边，也是放河灯的好去处。汉水江面较窄，虽不如长江气势浩大，但汉口与汉阳居民在两岸齐放河灯，所形成的场景也是颇为壮观的。正如叶调元所吟咏的“小河齐放水灯红，整整斜斜水面风。忽遇回流旋不定，万星明灭乱云中”。随波逐流的河灯遇上旋流，顿时形成急速旋转的光圈，仿佛忽明忽灭的万点星光，煞是好看，引来两岸观者如潮，欢呼雷动。

放河灯盛况空前，堪称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放塔灯也是众所瞩目，成为武汉中元节独特一景。“是夕，宝通塔七层缀灯烛，赫赫若张火繖也”。从同治《江夏县志》记述可知，清末洪山宝通禅寺的僧人于中元之夜，为给亡魂指引路径，也为美观七层洪山宝塔，在宝塔每层均点缀灯烛，使之远远望去，犹如一把巨大的火伞屹立洪山之上，蔚为大观。与各地大同小异放河灯不同的是，洪山塔灯独具武汉特色。

积习相沿，武汉中元节放灯习俗传承至今，但其寓意已从为鬼魂照明引路，演变为祭奠逝去亲人，祈福求吉祥。人们满怀虔诚燃烛点灯，目视河灯漂向远方。盏盏河灯包含着对已故亲人的悼念，也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忌夜行

楚地民间俗传农历七月一日“开鬼门”，七月十四日“过阴兵”，七月十五日“关鬼门”。这一时期鬼门大开，亡灵重回阳间享受祭品，故又有“七月半，鬼乱窜”之说。过去武汉人在中元节祭祀祖先亡灵，对孤魂野鬼施舍款待，对那些得不到“超度”、跑出来兴风作乱的鬼魂，也形成了求神拜佛驱鬼的习惯。但由于中元节阴气太重，夜鬼横行，武汉人多忌夜行，特别是忌讳七月十四、十五日夜行。家长再三叮嘱孩子不要户外玩耍乱跑，尤其不去黑灯瞎火的荒郊野外，免得冲撞鬼怪，于己不利。夜深后，人皆不出户，以免撞上鬼。此俗今已不存。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