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莽苍苍：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

肖捷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全国革命的重心迅速从珠江流域移向长江流域，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武汉，主持全国农运工作。1926年底至1927年8月,是建国前毛泽东在武汉居住最长的一段时期，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虽然还不起决定作用，但已颇有影响，他顺应和推进革命潮流,在斗争的风浪中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胆略气魄。

1927年春在武汉时的毛泽东

1927年1月4日，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到达湖南湘潭，开始了历时32天、行程700里的考察工作，2月12日回到武昌。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也来到武昌，一家人团聚在武昌都府堤41号。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在都府堤41号的卧室里，毛泽东将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倾注于笔端，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阐明了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燃起照亮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前程的灯光。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称赞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3月,毛泽东参加了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邓演达共同起草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强调农民的土地问题乃国民革命继续发展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在毛泽东、邓演达等人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并指定毛泽东为委员。此后，毛泽东多次在土地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坚决主张从速解决土地问题，并具体阐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原则、方法和步骤，还参与了部分提案的起草工作。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在不久的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中得到贯彻实施，也为20多年后他亲自领导的全国土地革命战略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二排右三为毛泽东。

在大革命的中心武汉，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比较全面的论述,而且身体力行，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从事农运工作,指导全国农运。1927年3月，他在武昌创办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负实际主持之责。他明确提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每一个学员必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经过3个多月学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结业，这批学员积极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实现农村大革命”，绝大多数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前后，“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相继发生,大革命已遭到部分失败。“心情苍凉”的毛泽东登上武昌黄鹤楼，眼前大江东去，烟波浩淼，一时心潮澎湃，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写下这首气势磅礴的《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达了对革命前途的忧虑，更抒发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

严酷的斗争现实，使毛泽东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当6月中共党内开始酝酿在湖南发动农民暴动、恢复湖南的革命局面时,毛泽东临危请命回湖南工作。6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迅速赴湖南,主持湖南省委作出恢复组织、集中工农武装、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等一系列工作部署。7月4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农民自卫军可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当时党内讨论拿起枪杆子到哪里去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的“上山”之路无疑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就领导权问题、农民运动、武装问题作了重要发言,切中要害地指出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在这一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中,毛泽东不仅指明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而且包含着军队是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的思想，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8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长沙，随后领导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作为当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进行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方面的革命实践以及所能达到的理论成就,代表了当时共产党人的最高认识水平。他为党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